作者简介：李若晖（1972— ），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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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哲恰达耶夫曾言，东方民族之所以不如西方，乃因无基督宗教。但彼未尝详述缘由。窃以为其所以然者有二，一为对于诸存在者之彻底否定，一为言说不可言说者。所以今日之中华固不必引入基督宗教，但应于己身之文化中培育出二者之精神。本文即试为言说之尝试。
郭店楚墓竹简《语丛四》有云：“墙有耳。”此语亦见于《管子·君臣》，可知为古人习语。后世复演此语为“隔墙有耳”。
知悉此语之意易，然此语如何有此意？本文试为之论证。
“墙有耳”，乍观之，此一语之重点所在无疑为“耳”。然则耳何为？在听。听如何可能？必有声。此耳听何声？人之言语。人何为言？交流。交流如何可能？有听者在。听者如何能听？有耳。但此耳异于“墙有耳”之耳。此为言者不欲其听而听之者，彼则为欲其听之者。
若是，二者何以别？以墙。墙如何可能？墙并非自然而生者，乃人为创作之物，故其目的性即在于其功能。试寻墙何所为：长城阻断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城墙间离都市与乡野，宫墙隔绝朝廷与民间（朝与野），院墙区别家庭与社会，屋壁划分公共与私有。因之墙异于同为建筑之桥梁及高台，其功能并非交通与提升，而在于隔离与区分。于是墙必建筑于边界之上，墙自身即为边界之具象化！
边界如何可能？欲答此一问，首必明乎边界自身为何。边界为一事物终止之处，边界亦一事物开端之处，因之边界乃事物内在同一性终止之处，亦即事物不是其所是者。于是边界即差异。
差异如何可能？在于有二者。边界即二者关系之显现。
二者如何可能？二者成其为二者，在于其各自均具有区分于他者之内在规定性。
于是，“墙有耳”一语中，墙之建立即取决于墙内之人之内在规定性之建立。墙乃凿破混沌，区分人群，形成并保障每一人之内在规定性。人之内在规定性则基于自我意识。与之相应，桥沟通隔绝之人，台则既隔绝人与天之沟通，又使人得以与天沟通，即所谓“绝地天通”：与天之通成为得登台者之专司，彼由此得以统御群氓。
然则此语之中人具有何种内在规定性？此可由斯墙之特性推演得之。此墙可遮蔽视线而不能阻断声音，因此该墙决非长城与城墙；此墙使偷听成为可能，因此必非圈围公共场所之墙——此处无需偷听。于是此墙必为形成私人空间之屋壁。
然则人在此中何为？安居乐业。墙使个人在其所形成之私人空间中得以言说其内心，也因此使偷听成为必须。
然则为何偷听？为权力。何种权力？话语权力。亦即人们为能在茶余饭后谈论别家之长短、他人之隐私而偷听。于是每一人都因此而较其他人高贵，于是每一个人都因此而比其他人低贱。于是人人平等。也正是在这彻底的平等中每一个人都成为所有人的敌人，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人与人是狼，于是每一个人都失去了自由，他们不能代表自己，而一定要由他人代表自己。同时这代表者也必须是他们的主宰，他们必须成为主宰者的奴隶。于是另一种偷听的权力便降临人间，那就是暴力强权。
因此，正是这墙使偷听成为可能而且必须，因为正是它使监控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于是这“耳”便不再属于墙，这耳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也正是在这偷听中，墙不再能捍卫使个人成其为人的私人空间。于是个人的边界被摧毁，内在规定性被践踏，个人便销熔于话语权力与暴力强权中，成为权力的奴豢与附庸，成为铁屋中的必死者。倘有人仍存留自我意识的残片，不过徒增死亡的痛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