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长虹 文学博士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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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当前徽商研究中，徽商资本及商人近代化问题的研究占主导地位，成果也最多。而“贾而好儒”的徽商在文化事业上，尤其在艺术品市场上的投资和消费，研究则相对薄弱。以往的研究，多论及徽商赞助对新安画派和扬州画派等地方画派的影响，[1]但论述的多为徽商群体集团性的艺术赞助活动。由于资料所限，对于徽商个体在艺术品赞助和经营方面的具体情况，则缺乏深入研究。陈智超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汇集了晚明徽州商人方用彬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与亲戚朋友的往来信札。作为一个颇有文化修养，又能书善画的商人，方用彬除开有当铺，典当并放债以外，艺术品的赞助、收藏与交易也在其经营范围之内。书中的一些信札，多少透露了此方面的一些信息，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明代隆庆、万历时期徽商在艺术品投资方面所做的努力。不管他们最终目的如何，但这种投资，在客观上使得艺术家们的创作积极性有所提高，同时对于书画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徽商对于艺术品的喜好，由来已久。有记载的事例较早见于明中期吴门画派崛起以后。由于吴门派代表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几乎均以卖画为生，于是在苏州地区出现了活跃的艺术市场。徽商也涉足其中，并留下一些记录。我在《晚明徽商与苏州艺术市场关系研究》[2]一文中，已作了初步探讨。袁宏道《新安江行记》指出：“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竟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3]可见到晚明时，徽商蓄积书画艺术品者已所在多有，尽人皆知了。本文所要讨论的方用彬，就是此期众多徽商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
根据陈智超的考订，方用彬（1542—1608年），字元素，号黟江，明代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严寺镇人。方出生于富商家庭，其祖、父辈均在扬州一带经商，所以汪道昆《赠方生序》说方用彬是“富家翁子”，方大概是通过捐纳而获国学生资格，但其后屡试落魄。[4]遂浪游南北，同时进行商业活动。方用彬以艺术品和文化用品的经营为主，他通常先期收购艺术品，或以一定的方式对艺术家进行赞助，要求他们提供艺术作品。收集到的艺术品或古玩，一部分留作收藏，一部分用以出售，一部分用来交换其他艺术品，以互通有无。以下据方氏亲友手札资料，结合其他晚明史料，并以同时期其他徽商作为对照，以便具体探讨晚明徽商对艺术品的赞助、收藏与经营问题。
一、赞助方式
马克思《资本论》指出：
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5]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分工出现，于是出现了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也成为了一种商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有《论名价品第》一节，专门言及唐代画价：
必也手揣卷轴，口定贵贱，不惜泉货，要藏箧笥，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乙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且举俗间谙悉者。[6]
张彦远特意举了一些当时社会上人们熟知的例子，由此也向我们透露了唐代艺术品市场的基本情况。宋代艺术品市场更为繁荣，书画已在大城市的定期市集或店铺中买卖交易，汴京大相国寺之市集即为显例。[7]著名画家李成，因拒绝接受东京酒楼主人孙四皓的赞助而特别被记于画史。[8]米芾的《画史》也记载了文人士大夫间的艺术品买卖和交流活动。晚明时，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书画已深入社会生活，买卖应该不难。然而寻访著名画家的作品，仍必须通过专人介绍，花费金钱与时间。[9]王正华通过对于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中“书画门”的研究指出，晚明时书画艺术品已成文化商品：
与绘画相关的社会习惯尚有数则，皆显露在书简格套上。设席款待宾客前，修书一封，借几幅立轴以增四壁之光；赠画友人的客套措词中，包括水墨画与四幅山水。在人事红尘的应酬交际中，绘画作为物品已是中介物，或宴饮同欢时妆点气氛，或人情交换时赠与往来。书法亦是，拓本与法帖在人情世故中也参与一角。类似的书信范例在尺牍集成中也可见到，教导如何写信求画。由此可见，绘画或书法相关文化商品已成固定消费，在人际关系上扮演角色。[10]
如此社会情境之下，在经济文化更加发达的江南及江北一带，艺术品市场自然更加活跃。相应地，社会上也出现专门或兼营的艺术品商人。这些商人以赞助艺术家的方式获取一定量的艺术品，并作为文化商品，通过不同的渠道输送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手中。以下结合徽商方用彬的经营，具体分析晚明徽商的各种赞助方式。
1．付钱或礼物请艺术家作书画
在收购艺术品时，方用彬一般采用先期赞助的方式，向艺术家订件，这种赞助既有在适当时间里付钱的方式，有时也以文化用品等作为礼物，并亲自登门拜访，一段时间后便能收到订件。《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中此类资料不少，归纳起来大概分如下几类。
从往来信件看，一般说来，方用彬以馈送纸、墨类礼物为多，以换取订件。如木册〇一七杨一洲函：
多谢佳墨，恐伤于惠，何如何如？山妻观音大士，稍待一二日奉上不赘。（第746页）
杨一洲妻为画家沈硕之女，工绘折枝花。此处是方用彬以墨为礼，求写观音大士像。观音像故为明清人所喜爱之题材，因此想见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以女画家而绘观音大士像，本身也算得上是个卖点。晚明女画家较著名者，除马守真外，另有柳如是、黄媛介等人亦进行绘画创作，并有一定社会名声。尤其名妓柳如是，以与大文人钱谦益的婚姻而名满天下。嘉兴名媛黄媛介，诗画名声俱高。据吴梅村记载某名人曾以千金为礼，欲聘其为妾未果。[11]《珊瑚网》记载她为汪砢玉母绘有《烟水疏林幅》。[12]
又水册〇二三刘爵札：
向辱寄赐笺纸翰墨，兼以诗萐，藏之秘笈，宝玩良多，至感至感。小儿之印自京返舍不久，即往溧阳，更承我公书仪之贶……偶写小纸一方，聊博一笑。（第826页）
木册〇六六刘之节札：
承赐佳传、妙墨，谨拜登领，尚容面谢。来纸即如所命，先此复。（第798页）
木册〇〇二吴良止札：
往岁佳惠，令人愧感。命诸铜章获完，过于仿效，必有邯郸之诮，奉巨目评教之。（第732页）
水册〇三三管稚圭札：
闻文旗即日行，顷当过尊馆奉送也。佳扇一、纸画一附纳，盖有命行促，不能尽情耳。余纸留俟他日何如？前辱雅情，多谢。（第837页）
此类事例尚多，这些书画家接受礼物之后，多答应创作作品。想是因此举较雅，不致惹人反感。然也由此可见方氏交游之广，作品需求量之大。但这些画家在当时均算不上一流画家，市场价格亦不致过高，想来脱手更为容易，赞助人在资金周转方面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同时方用彬还有专门登门拜访，并送上礼物，以订购作品之举。方氏本人兼擅书画篆刻，因此与其他画家可能较易沟通。
木册〇六五魏之璜札：
辱长者不亵枉顾，兼已嘉惠叠出，千金谊何加于此？日来不肖抱小恙，所委不能竭力……五扇即染，少刻捧上。（第796页）
月册一一六觉起札：
前赴讲师论难，知足下过我，昨来鄙诗画俱草草应之耳……三纸一扇奉纳，不悉。（第482页）
金册一二三郑九夏札：
昨日屡蒙枉顾新桥之寓，幸接雅教，感何可言。所委拙作诗画三种，勉成应命。专人奉上，幸照纳。（第687页）
在方用彬登门拜访，并奉上礼物后，画家们尽量按其要求进行了创作，并亲自或专人奉上。山人郑九夏画山水效沈周，名播大梁。方用彬所求大多都是地方性名家，未见有一流名画家，或其资本有限，因此难以扩大经营规模。
詹景凤，徽州休宁人，与方元素颇有交情，也是方元素的主要书画订件人之一。金册一〇〇詹景凤札：
日访高馆，得聆绪论，恨未尽日之欢。二仲近见过，道吾兄高雅啧啧不去口，实益人悬迟。佳扇二握，比以酷热，甚草草，奈何？愿恕其拙也。俟稍暇再图求教。闻近来所得古图书甚富，得一一即印示为幸。（第641页）
此札言二人交往甚密，詹并完成了方之订件“佳扇二握”（詹善书画），并表示愿继续合作。同时希望得以观赏方氏近来所收得的古图章作品。可知古图章也在方用彬收藏经营范围之内。据《詹东图玄览编》，詹景凤曾祖詹彦静，名安，以富甲于邑，所蓄多宋名笔。因此应该也是一徽商。至景凤虽家道中落，犹喜收藏，善鉴赏。詹氏另有致方札（日册〇三八）云：
佳册二、佳纸四俱如教完奉。又长纸四幅、中长纸六帖，听兄作人事送人可也，幸勿讶。（第137页）
此言詹在完成方氏订件之余，另有添头奉送。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当然也可以看作是詹与赞助人之间笼络感情，加强联系的一种手段。
2．为人作书画或篆刻以为酬劳
方用彬善书画篆刻，方氏友朋往来信件中多有提及，另乾隆时歙县人金瑗《十百斋书画录》下函子集著录了方用彬所画墨竹，画题“茂林烟雨”并题诗：“骤雨迷幽谷，彤云覆深竹。遥传戛玉声，何如振林木。兰皋逸史题。”据金瑗记载说：“元素乃万历时人，画谱不载。”[13]可知至少在清乾隆五十一年《十百斋书画录》成书时，方用彬绘画作品在徽州地区仍有流传。此点可从侧面证明方用彬绘画作品有一定艺术水平，是以能在乡邦长期流传，并作为家族藏品进入著录书中。
擅长书画、篆刻，使得方元素区别于普通的商人，与其他艺术家之间更容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方元素主动向其他艺术家馈赠书画或篆刻作品，以便投桃报李，获得他们的书画艺术品等作为回报。如金册一四二程道南札：
况屡承教益，竟无一字投谢足下，罪谴深重，何可云喻。兹又以鄙语垂教，兼之佳图，益令人铭刻无已。值丹丘先生风便，具拙书四幅寄上求教。（第707页）
又月册一〇九汪徽札：
弟感足下知己，敢留玉印一方作足下表德，为足下佩之。它日相思，持以把玩也。弟不为人篆玉章已十数年所矣，今复技痒于知己之前耳。（第468页）
日册〇五二张应奎札：
图书二方，实奉尊诏，倘赐一镂，以为镇家之珍，甚幸。（第158页）
月册一一五马电札：
扁四联一，敬求大书，茅堂籍色多矣。莫以过多见拒。（第480页）
汪徽十余年不为人篆玉章，或缘玉质硬于石质，刻划费力，不若石质之挥洒自如。在方元素奉上玉章后，汪终于“技痒于知己之前”，缘方用彬亦善篆刻。张应奎也恳求方用彬同意为其刻印，以为珍藏。而艺术家马电更直接请求方元素为其书写匾、联，更可见方氏书法在当时人看来有一定造诣，或在艺术圈内有一定影响。同时，为人创作书画和篆刻作品，这应该也是作为商人的方元素筹集资金，以便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另一种有效方式。以艺术家而兼商人，使得方用彬的商人身份趋于模糊，可以自由地优游于文人圈子中，并借机寻找合适的商机。
二、艺术品经营方式
作为艺术品商人，为了生意兴隆，进一步加快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速度，方用彬在经营过程中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
1．买卖或以物易物
可能由于汪道昆的关系，方用彬和汪道昆之诸多兄弟关系亦相当密切，往来信件较多，内容多为谈论书画或艺术品的买卖及交换问题。
如金册〇〇五汪道贯札：
朱射陂字二幅乞付来者，容他日酬价如何？（第497页）
汪道贯欲购此二幅朱曰藩书作。从接下来的一信内容看来，方元素欲无偿奉送，汪道贯、道会回信言愿以雕盘易之（金册〇〇六）：
朱江洲字，定当以雕盘易之。他日归，检出奉上。倘就见贻，是使弟他日不得窥兄所藏物矣，弟必不敢受也。（第498页）
可见方用彬艺术品收藏甚多，与汪氏兄弟交易也甚频繁。汪氏兄弟常观赏方用彬藏品，是以觉受赠不太方便。书中所录此类往来交易信件颇多，如金册〇〇八汪道会札：
昨拜谢，辱追陪竟日，感感。青花壁瓶，乞便付家弟，嗣当偿价，如何？（第508页）
金册〇七五汪道会札：
二碗持易菱镜……近得一研，大是世间希有之物，何日来一鉴赏也？（第612页）
木册〇四九汪道会札：
日昨领教，谢谢。令竖子持上数物相易，惟高裁示□。张版《十二家》一付，原价六钱，今折一钱作五钱，奉易彭窑梅花碟三枚，白一枚，梅钟托一个，杯不用。苏版《六子书》一付，外贴《楚辞》一付，奉易《六子》。弟书未经一点，所易足下书已旧矣。外《史记》一付，失下二本，今检上。仍有宋版李杜诗各一付，旧版《唐文粹》一付，旧版《礼记注疏》一付，如用，发来兑物。（第776页）
金册一四八汪道贯札：
画五幅、手卷一个奉返，乞先照入。仍画并玩器，他日再遣上也。祝、沈册页，今舍弟来取，乞付下。程竹窗前令舍弟所买之研，仍作实价几何付下。今付去端砚一方，作银六钱或五钱，再凭兄判找多少，并书价一起奉上。《唐四十家诗》并周东村学李唐长画，道晔家兄要买，乞付下一观。（第714页）
方用彬和汪氏兄弟的艺术品交易和交换可谓相当频繁，他们在互相观赏藏品之后，互通有无。汪氏同时也为方用彬介绍生意。事实上，艺术藏品的互通有无是文人收藏家之间最常见的一种交往方式，我们在寓居嘉兴的徽州收藏家汪砢玉所著《珊瑚网》中，也可见到同样的例子。方用彬文人收藏家兼商人的身份使他在交往中占据先手，同时他顺便为汪氏兄弟提供一些方便，或缘汪氏家族中买主甚多之故。
据詹景凤记载，汪道贯（仲淹）“所藏有赵承旨《夏木垂荫图》，……真神品也”，“又有宋仲温草书一卷，乃摹本。”[14]
除与方用彬的艺术品交换外，汪氏兄弟与其他藏家亦有交往。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中多处及于汪氏兄弟，除汪道昆外，对汪道会、汪道贯的艺术品交换活动记载亦较为详细。如文征明《岁寒图》，“长一尺五寸，阔一尺许。今归汪仲嘉。”[15]又言：
汪仲嘉小米山水一小纸幅，仅尺余高，阔七寸余，上作十余峰……今在吾邑丁谷初处。[16]
此可见徽州地区书画流动情况。又《王右军澄清堂帖》“旧为吾郡汪仲淹物，子愿（邢侗）先生从汪购得之。”[17]邢侗为山东人，因知汪藏品亦有流出徽州者。
除与汪氏家族的交易之外，《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中，还收有其他徽州人寄给方用彬的信件，亦可从中考见方氏经营方式之一斑。如吴万青受托为其打听买主（金册〇六四）：
兄携来射皮字并姬水字五张，不识其价几何？望赐示。鲁墨事，问有售者，令人回报。（第597页）
吴积明好像也为其交易的中间人：
前许胡云斗画，目今催促，并许添艮五分，可付来与他，莫误再三。（第993页）
火册一一四“吴守淮帐”是其中的一个特例，由于吴与方用彬同为丰干社社友，交往密切，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有三批交易，均未付帐：
一、万历五年八月十九日去玩器五件，该价银一十两五钱。一、万历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去画、玩等物三十一件，该价银二十七两五钱。又万历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又去白瓷觚一个。古玩共该价银三十八两。（第1008页）
吴守淮因经济拮据，欠帐迟迟未还。方用彬屡次派人去催，致吴愤然。
2．代售
方用彬多年进行艺术品经营，有一定鉴赏眼光，又有一定的市场基础，是以有些人会将艺术品托其代售。如金册一二二汪弘泽札：
近一相厚者以画卷托为仇易，且不欲售敝里诸家，我以公高人，又擅一时赏鉴，故尔奉去。价请尊裁，彼不琐琐较也。（第685，686页）
金册一〇三方大治札：
所恳《淳化帖》，即尽取来一看，然后托转售。万乞留意。感甚。（第658页）
3．以艺术品抵债或作抵押
除在外地经商之外，方用彬和同乡程竹窗在家乡尚开有铺面，经营借贷业务，亦带有当铺性质，于是有一些艺术品作为抵债物资或抵押进入方用彬之手。
如火册〇五六谢陛札：
今检家藏于鲁旧墨，姑付使者报命，乞炤入不悉。（第935页）
火册〇八九汪道会札：
沈石田、周东村画二种，愿质钱三百文为盼，犬子议婚，费用不足故也。（第985页）
火册〇三四方大汶札：
前日蒙假之物尚不足用，深感厚情，铭刻铭刻。今有墨庄山水一幅，杨维桢字一幅，原得重价。维桢系元时名人。雪窗兰一幅，亦古名僧画。欲当银五六两，望乞俯从，足见爱厚。前数画皆弟所钟爱者，不致当绝，容来年归时必取也，幸勿吝，更感更感。四体帖亦放在内，总望藏好。（第905页）
火册〇八〇方大汶札：
外海云画二幅，内一幅抵换绿绢，一幅烦当银一两，万惟勿吝，幸感何可言。（第968页）
“海云”指徽州画家汪肇，字海云，画风为浙派一路。沈石田、周东村为苏州画家沈周、周臣。詹景凤谈及徽州往日鉴赏风尚云：“吾族世蓄古书画。往时吾新安所尚，画则宋马、夏、孙、刘、郭熙、范宽；元彦秋月、赵子昂；国朝戴进、吴伟、吕纪、林良、边景昭、陶孟学、夏仲昭、汪肇、程达，每一轴价重至二十余金不吝也。”[18]从以上信件中我们看到，汪肇画一幅可当银一两。木册〇二〇吴良琦札中提到“吴门庄生”设馆于歙县：“初夏吴门庄生乃樗仙高弟，馆敝里中……”（第749页）陈智超考释中说：“庄生及其师樗仙之名姓待考。”明代画家有两“樗仙”：谢时臣和朱铨。而谢时臣正是活动于此期的吴门（今苏州）职业画家，风格在浙派、吴派之间。在致“唐石玉契丈大人”的一封信中，谢时臣谈到其徒“庄俨”：
更承垂念愚徒庄俨，此子有范敞之室，即有婚姻之举，我公垂念，感当如何！此子聪明端雅，他日正可为门下小飞李，报谢不尽也。[19]
这位“庄俨”，应该就是设馆于歙县的“庄生”。因此知其时徽州鉴赏风尚虽已有明显转移，然并非纯为文人画的一统天下，故浙派、吴派的混合风格在有些地区仍有一定的受众。
4．请人代购艺术品
水册〇四五方尚贇致方用彬札云：
外具尊号大书二幅，并挥入。汝南（阳）王者甚爱重，及老陵中尉，皆贇至相契也。二书入目，当辨妍媸。如可爱重，续有以致左右也。（第850页）
可见方元素努力开拓艺术品的收购范围，将触角远伸往江西等地。但既“具尊号”即有方元素上款，当为方自己收藏。如满意，则货源将源源而入。山人方尚贇在这次交易中扮演了中介角色，类似于吴治等艺术交易人的作用，使我们对明代山人的认识更进了一层。
马克思指出：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20]
晚明的商业资本大多来自于流通领域，而非商品生产，这些流通领域累积的财富，出路像秦汉时代一样，或是用于储藏，或是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或是投资于土地。然而窖藏不能生息。因此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一重要出路，晚明徽、晋、陕西商人兼营典当业的相当普遍。方用彬与程姓“竹窗翁”就合开有铺面，业务为典当，借贷等。
三、收藏情况
金册一四九是胡鑰为方元素所开介绍信：
今舍亲方元素讳用彬者，走之极厚莫逆者也。其人多才，能诗画隶书。海内名公常以书画赠之，动盈箧笥。今谒门下，亦素仰门下之高义也……（第716页）
此信简单介绍了方用彬的特点:“能诗画隶书”，同时提到方交游之广，以致“海内名公常以书画赠之，动盈箧笥。”虽未言明方用彬文化艺术品经营的实质，然方元素手中古书画图章等作品甚多倒是事实，以致很多朋友要求观赏。如月册一〇二朱宗吉札：
近日闻足下小试陶朱，玩弄造化，其所得墨迹画帖，日益富矣。可能使不佞一闻耶？呵呵！（第451页）
又金册一詹景凤札：
闻近来所得古图书甚富，得一一即印示为幸。（第641页）
从朱宗吉信看，方用彬可能是在屡试不第后开始经商的，并颇有收益，是以所得“日益富”。而其藏品既有“墨迹画帖”即书画与碑帖之外，也有“古图书”即古代印章等。藏品质量显然有一定档次，以致于友人吴良琦在观赏后极口称赞说：
荷睹珍藏，迥出神品，悦心娱目，梦醒犹思……（金册〇九三，第632页）
四、藏品请人代为鉴定
方元素既能书画、篆刻，又长期经营艺术品生意，则其鉴赏应该有相当水平。但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始终不出差错，但如稍有失误，就会在经济上带来一定损失。为避免损失，一般收藏家通常都雇有专门人才，以备顾问。比如我们在第六章将要讨论的吴其贞等艺术交易人。在方元素的周围，我们也看到不少这样的角色，如佘祈等。
金册一四三佘祈札：
承染，为拙作生光彩矣。谢谢。外扇骨甚佳，但制作颇旧，以五钱上下得之，亦为贱估。扇上画欠笔力，恐非真者。以辛卯年计之，正东村得意时也。堇复，扇随使返……（709页）
水册〇一三佘祈札：
承委青田石，随有所得，乃常材耳，谅非执事之所欲者，故不以献。乞示何等质色，容生别寻，或可以塞责耳。统伺命下。昨领佳画，言谢不尽。（817页）
木册〇四七佘祈札：
外承谕求苏之善书者，未否何人，或卷或册，大小何似，得详示为便。（773页）
又有水册〇五八汪睿札：
久不望见颜色，令人渴思。兰花似非真迹，足下以为何如？谨奉璧，谢谢。（第868页）
看得出汪睿是偶尔为方氏鉴定作品，而佘祈的和方元素的交往则密切的多。青田石为篆刻用石，方氏请佘祈为其搜寻优质青田石，应在其经营范围之内。另佘祈也为其鉴定所藏书画，并受托在苏州寻访善书之人。可知佘为方在艺术品经营及收藏方面的耳目。另有吴治，善鉴古鼎釜尊彝、法书名画之属。方用彬与其也有交往，并曾借银与吴。由于艺术市场的蓬勃兴起，此类人物也越来越多，明清之际此类专门的书画中介人活跃于大江南北。阅汪砢玉《珊瑚网》、吴其贞《书画记》、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等晚明文献，常可见古玩书画市场上此类交易人之活跃身影。[21]
由于明代工商业的兴起，承载艺术家精神价值和创造价值的书画艺术品也进一步作为商品流行起来。书画艺术家以自己创造的艺术作品，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自己生活所需。正如马克思所言：
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他的商品对他来说，直接有的只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那些使用价值为他所需要的商品。[22]
明清徽州艺术品商人正是出现在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下，他们利用提供艺术家所需钱物之类的赞助手段，从文人、艺术家手中购得书画艺术品，并使其进入到流通领域，从而在流通中获取利润。同时徽商赞助人也通过与文人阶层之间的特别关系，逐渐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五、晚明徽商鉴藏家的崛起
明中期后是徽商崛起的时代，晚明徽商鉴藏风气兴起，除方用彬这样的文化商人而兼事收藏外，同时期我们还可见到其他一些徽商鉴藏家，因此表明徽商的赞助与收藏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由此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徽商赞助群体。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对徽商收藏极尽嘲笑之能事，以为其既缺乏鉴赏力而又附庸风雅，如“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23]又，钟绍京灵飞六甲经“近闻为徽人厚募纂去，直是许高阳女卖嫁蛮酋，不止昭君和戎已也。……其他称元常，称逸少、子敬者，今新安大估多有之，不足供喷饭也。”[24]虽不免带有文人之偏见，但也从侧面证明了徽商收藏鉴赏集团正在崛起。方用彬本人既属此集团一员，而其他徽商收藏家应该同时也是他艺术品经营的主要购买群。由汪弘泽信所言“近一相厚者以画卷托为仇易，且不欲售敝里诸家”可推知，“敝里诸家”通常是方用彬主顾，是以汪事先言明此点。
在汪道昆《太函集》里，记载了同时期情况类似的其他徽商，他们或着意于艺术品的收藏，或兼而进行艺术品的贸易：
吴伯举，贾于扬州，“脱遇法书名画，钟鼎敦彝，辄倾橐购之，不遗余力。”[25]
陈长者，“居常屈首抱几，自六经以及百氏无所不窥，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画，务得其真，无所不习。绘事则自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则自宗器以迄玩物，无论百金之价，什袭之珍，无所不购。”[26]
吴用良“出入吴会，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什倍。自言出百金而内千古，直将与古为徒，何不用也。”[27]
以上数人中，吴用良游名家之间，以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的生意获利，情况与方用彬相近。寄籍嘉兴的徽州人汪砢玉也与方用彬同属一类，但汪氏为鉴藏世家，自高祖以下四世鉴藏。其父汪爱荆，与项元汴交好，家有凝霞阁以贮藏书画，收藏之富，甲于一时。在汪砢玉《珊瑚网》中，记载了大量的书画交易的情况。既有与其他藏家的互通有无，也有生活所迫时的忍痛割爱。书画家兼收藏家董其昌、李日华等均与其有密切交往。董其昌曾观其家所藏，回信中有“楼头综观群玉之府，重以劳醴竟日，行时更辱嘉贶，公家父子高情，何时可忘也”[28]之句，可见其藏品规模。
《珊瑚网》中收录了一批汪珂玉友朋往来信札，从中可看到，他向很多书画家提供赞助，以收购其作品。如蒋云龙在受到款待并受赠玩器后，受托为其请名公作扇面及篆刻：
不揣下里，晋谒龙门，遂蒙款遇，锡以佳玩，顿使颓笔增妍，俚言献笑，不复藏拙……承委三扇，俱送在诸名公案头矣。图书亦未就手，少容数日，尽附薛仲召兄完工也。（《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第870页）
受赞助者薛明益言自己手边缺毛笔，是以无法完成汪的书法扇面订件。汪出手大方，致薛十分感激：
承惠中书君太多，令人颜甲，为作拙楷一册，行草一轴表敬，兼望大教，天晴图晤申谢。（第870页）
汪砢玉家中藏品极富，时有书画家和鉴藏家前来观览，并进行艺术品的交易。如高道素札云：
昨领清教竟日，珍图名墨，目境豁然，受益多矣。兹启元人短云山卷，蒙兄相许割爱。景阳兄恐兄装成卷，或有难色，敢奉梅花诗画扇一握，以偿装潢之直。惟兄哂留慨许，为感何如？（第871页）
汪砢玉父子与高道素相交甚深。据汪说，交往始于“万历壬寅间”，他们“斗酒论文，联床夜话，彼此获一佳玩，相赏或互易。”[29]汪欲观高道素所藏“宋元诸短牍”，高回信曰：
宋元诸短牍，弟有数段，以久质友人处，近始取出，剥落不堪，正尔揭开重拓，故未便奉览，俟月初小园桂花将开，屈驾过我，领竟日清谈，兼有一二种粗玩欲请教也。字卷恐不足当大方，敢云自爱乎？（第871页）
汪与其亲家，书画家兼鉴藏家李日华的关系，较为亲密。既有雅集共欢，也有书画交易。李日华偶尔借阅汪的藏画，其札云：
昨中座慢去，尽倾倒，当俟牡丹红时图再举耳。文画卷承借观，容留数日作题语奉还也。拙画何足观，以本意欲弛往严州，故不得奉。他日有涂抹，即须尊意任检拾之，何如？季白屏上文，当即图之，不尽。玉水亲家大雅，日华顿首。（第871页）
李日华借阅汪氏所藏文（征明）画卷，顺便受托为画卷题字，又接受汪购画之订件，同时汪氏以中介人身份，替徽州收藏家程季白，约李日华书写书法屏。
1628年秋，汪砢玉曾以王维诗句为题，征集嘉兴名画家的绘画作品百余帧，成《摩诘句图》册。汪砢玉为这次大型赞助活动制作了征集文告：
余尝得蔡亏父所绘画册，俱写右丞诗意，以摩诘诗中有画也；乃吴下诸先哲，则画中有诗矣。因忆都中数年，每见吾禾诸君子点染之妙，窃谓东吴一带，不能专美。余不揣，敢遍求巨笔，一畅辋川遗韵，绝胜嗜白香山者刻句盈肌乎！藉是以开就李崇祯画社，庶令梅道人、姚侍御诸公不致久落寞也。勿靳吮毫而夷鄙人之请，幸甚。社弟汪砢玉拜征。[30]
从汪砢玉的著录看，从戊辰至己巳（1629）年，应征的画家有：李日华，姚士粦，朱瑛，戴晋，李肇亨，会嘉，项圣谟，易庵，陈墉，徐荣，徐伯龄，姚潜，朱大定，万祚亨，吴弘猷，吴必荣，赵珂，王烈，仇世祥，黄媛介等。[31]
项圣谟为此事致信汪砢玉说：
所委写右丞诗意，先以二帧奉览，未识有合于尊意否？想右丞见之必鼓掌。在当世或可寓目，兄翁以为然否？右丞句再乞付三四联，择其最精妙者补之何如？[32]
结 语
方用彬和汪砢玉均以儒生身份而经营艺术品，这是徽商赞助人与其他各地商人的主要不同之处。研究者多指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其实有些徽商本身就有一定儒学素养，在科举无望后才投身商海的。“亦贾亦儒”的特点，使他们商人身份趋于模糊，容易与士林拉近关系，更加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展开。
通过对于徽州艺术品商人方用彬、汪砢玉等人的分析，我们对于晚明艺术赞助的基本状况，应该说有了初步的了解。方用彬、汪砢玉等人的艺术赞助行为，前提是晚明时期艺术品市场的蓬勃兴起，由此造成艺术品庞大的社会需求和消费量。马克思认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
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33]
在晚明特殊的社会情境下，艺术赞助行为是因应艺术市场需要而出现的，它以先期赞助的方式，使艺术品进入到流通市场。不仅是古代作品，不仅是当代名家作品，就连当代的地方性画家，其作品也有着相当的社会需求量。此现象适足表明，晚明艺术品消费群体，已逐渐扩展到广泛的大众群体。就像晚明不论官员、文人或商人，不管身份如何，死后总有一篇墓志那样。从上到下，绝大多数的官员、[34]文人和商人，普遍介入到了艺术品收藏的风潮中去。市场的繁荣，致使伪作蜂起，于是出现专门的艺术品交易人，如与方用彬同时的吴治，以及稍晚的王越石、吴其贞等。对这一现象及交易人的专门研究，请参阅拙文《明末清初江南艺术市场与艺术交易人》。
注释：
[1]陈传席《论扬州盐商和扬州画派及其他》，载《陈传席文集》第3卷。薛永年、薛锋《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2]载《新美术》2005年第3期。
[3]袁宏道《解脱集》卷3，《新安江行记》，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7册，第621页。
[4]陈智超《方用彬及其亲友》，载《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1，2，3页。
[5]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6]参见冈村繁《历代名画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7]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相国寺万姓交易”条记载：“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圣朝名画评》卷2，《宣和画谱》卷11，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后者并记载李成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说：“王公贵戚皆驰书致币，恳请者不绝于道。”参见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第157页。
[9]James Cahill,The painter's practice: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p.35-45.
[10]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载蒲慕州主编《生活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页。
[11]“媛介诗名日高，有以千金聘为名人妾者，其兄坚持不肯。”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5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3页。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二章，第四章对黄媛介有讨论，并明言钱谦益“怜香惜玉”，而“玉”为黄之名。参该书（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19页，第496页。
[12]参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3页。
[13]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624页。
[14]《詹东图玄览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5]《詹东图玄览编》，同上书第9页。
[16]《詹东图玄览编》，同上书第45页。
[17]《詹东图玄览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53页。
[18]《詹氏小辨》卷4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12册，第574页。
[19]图载《明清两朝画苑尺牍》（上），台湾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年版。
[20]《资本论》（节选本），第55页。
[21]详参拙文《明末清初江南艺术市场与艺术交易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
[22]《资本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23]《万历野获编》卷26，“玩具”类，“好事家”条，第654页。
[24]《万历野获编》卷26，“玩具”类，“晋唐小楷真迹”条，第657页。
[25]《太函集》卷37，《吴伯举传》，第19页。
[26]《太函集》卷59，《明封征仕郎莆田陈长者墓志铭》，第11页。
[27]《太函集》卷52，《明故太学生吴用良墓志铭》，第16页。
[28]汪砢玉《珊瑚网》，“法书题跋卷18”，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第870页。
[29]《珊瑚网》“法书题跋卷18”，《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第871页。
[30]《珊瑚网》“名画题跋卷21”，《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第1188页。
[31]《珊瑚网》“名画题跋卷21”，《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第1188页。
[32]《珊瑚网》“法书题跋卷18”，《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第87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34]艺术交易人吴治“常游公卿间”，“诸公卿坦重之”。而吴门郑权奇“游于朱门，人皆物色之。”（《书画记》卷2，第66页。）这些现象表明，晚明时的官员，也是艺术品市场的有力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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