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活实用和文化上的中西交流（主要是引入）有目共睹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无可比性的问题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并且关系到了中国学术和文化的纯正性。但是自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凡是触及到这个问题，都再也不能像以前的士大夫那样鄙夷地说他们无君无父，类似禽兽了。毕竟，我们的生活至少在器具实用层次上已经完全“西化”了，如果说，现代的科技和产品代表着西方文化的话。不过，现代的科技发展固然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人却未必就认同这个命运。海德格尔对世界图像时代来临的恐惧和对西方哲学的痛加反思，就是他们要摆脱这个命运的努力。不过近来颇有知识分子以要求中国文化的自留地为由，对西方哲学和思想行摒弃之事了。
我们自清朝末年，西方的洋枪洋炮打开国门，就痛定思痛，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争取超过他们，起码能够和他们抗衡，不受欺负。我们仿照他们建立船厂和武器工厂，造出了一样的坚船利炮。结果怎么样？甲午一战，负于日本弹丸小国。国人大惊。反思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发现日本不但一样的仿照西方造船造枪，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进行改革。这就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接受西方文化这个不速之客。我国的知识分子反思的结果是，必须从思想上革新，学习外来文化，尤其指西方文化。我们开始重视西方的思想，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为前提的。如果闭目塞听，不知道西方的思想精髓，而仅仅学些皮毛末技，还是于事无补。但是政治和文化上的改革不能像更新武器装备一样容易说服人。而且也不是说拿来就拿来的。国人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难以受到西方“新文明”洗礼的代表。在近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中国要强大，非去掉诸如此类的源自传统的劣根性不可。
难道他们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对病痛的体验是真实的，所开的药方可能也是急方。未必对一切时代都有效。既然我们的病渐渐有了气色，再用急药恐怕不成。有丢开这个药方的想法也并非不行。但是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从实实在在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的教训是，对于有形的国土，不能闭关锁国，对于无形的精神国土，闭关锁国也不是好的出路。从实用和交流上来说，只有知道了西方文明的根本——当然是别人的思想文化，才有根据决定，什么是应当从他们那儿拿来的。罗素在其1922年发表的《中国问题》中，曾对中国的文化作出极其鼓舞人心的预言，他认为：“我相信，假若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同时罗素也预言到两种令人担忧的发展倾向，一种是中国文化的抛弃，代之以西方的文化。世界上徒增另外一个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这种国家正折磨着我们的这个星球。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完全的文化保守主义，排斥外来文化。这种做法的后果不可预料。但是就当时的状况来看，中国的内忧外患促使人心思变。连20世纪初的罗素都认识到，传统的中国文化固然伟大而崇高，但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如何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问题，可以说就是促发其内在的生机，重新使它变得充满活力，进而再度繁荣昌盛。来自中国思想和文化内部的刺激很有必要，但是来自外部的激发和对照也不能随便放弃。
2．中国思想作为学术其纯正性的必要和不必要
作为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研究方法，本身有存在的必要。这种问题不只是在我们现代的中国存在，在现代的西方和中古的西方都存在着。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计名利和功用，孜孜以求古籍中的真知灼见。虽然当时风光无限和身后青史留名的人往往都不是他们。但是，文化精髓和命脉的传承全要仰赖这些人。古往今来的那些皓首穷经的人不应当因为他们没有提出对现实的建设性意见就遭到嗤笑。“为往圣继绝学”者，非他们又是谁呢？海德格尔就说，德国思想总是在一再地回到古代获得自己的生命力。他说，古代任何思想都不能被替代和超越。我们只有回到古代才能认清自己，才能知道自己、自己的民族行动的方向。
不过在汲取古代文化精髓中，需要辨明的一点是，学术上的纯正的诉求并非一种精神上的血统纯正的要求。如果把接受外来思想和方法的刺激，甚至把外来的文化吸收到自己的经典解释中去看作大逆不道。更有甚者认为，不但没有必要让外来文化来玷染中国传统思想的纯洁，而且要始终分清它们的异质性，谨防混乱。把这种学术成果看作混杂不纯的私生子，那就是对学术纯正的过分的要求，乃至可以称为“洁癖”。这种要求其实并无益于思想的传承和学术的发展。甚而至于，它如果真的成了宗教，就要闹出个宗教裁判所来钳制异端，像中世纪的西方那样。
人的出生地有东有西，但精神自身无分中西，不以地域而划分自己的取向。我们生生不息，所生活的物质和文化环境都不断变化。我们的生活和实践也不断遇到新的问题，这是文化问题的最基础的来源，也是我们要求思想和文化有所发展的最终根据。这个根据也是东西一理的。只是思想的积淀和历史形成的不同关怀向度，使得中西思想文化显现出了差异。所以，那种要求身为中国人就应该完全同意并接受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取向，若不如此，则有各种不名誉的嫌疑的看法，是没有什么更深的依据的。
3．学科方法问题
对于古代经典的探索，可以说是一种敲击和反应。我们对之敲击力度越大，它发出的回应越大。就像伽达默尔认为的，我们对经典的解释就是和经典和历史的对话。经典给予我们的回答，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我们的问题。我们能否提出更好的更有价值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切的关怀。这种视野不是凭空架设，提出问题也不是白日做梦。超越方法的差异，发现西方哲学思想中对存在和对人自身的探索的努力，这就是对真理自身的探求。
所以，对待一个学科的方法问题是一个问题，比如用数理的方法量化的、精确的考察对人文学科不适用。这一点不是近代以来的诠释学家的新发明，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说了，数学的方法不能用于实践哲学。但是在哲学或者思想文化研究范围之内，方法问题并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和思想，这是中国和西方思想都抵制的研究方式，这一点它们并无冲突。至于它们各自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同问题领域和不同的研究方式，只会互相借鉴，而不应该相互抵牾。那些一向在我们视野之外的问题，一旦被发现，恰会鼓荡激励我们去提问，去敲击。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和“他们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和方法，仅仅从哲学和思想本身来考虑，也许会更坦然地承认它们之间到底区别在何处，在当下的境域中，问题是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