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禅诗二首蠡测

张迎宾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 要: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历来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但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这种另类禅诗,却从正面直接揭示了王维的复杂心理世界。它的风格很近似于白居易的宗教诗风格,这是王维诗作当中并不常见的。王维既不是“诗家佛陀”,也不是“诗家菩提”,而是一个普通的“学佛者”,他的一生都没能解脱,他只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情怀的儒士文人。

  关键词:王维;另一类禅诗;顿悟与渐修;忘情与多情

 

  菩提萨埵,佛教中堪称大德者,俱为大觉有情之人,唐代多才多艺的大诗人王维就可以说是这样一个人。王维(701-761)[1],字摩诘,后世称之为“诗佛”,那么其诗作内容与佛教之密切关系便不言而明。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徐增《而庵诗话》云:“摩诘精大雄氏之学,篇章字句皆合圣教。”王维的诗作以其山水田园诗为代表,历来是人们竞相索隐禅机的对象,事实上它们也代表了摩诘诗的最高成就。王维现存四百余首诗作[2]中所包括的禅诗,大概可以分为两类[3],一类是为说理而说理的禅诗,一类是通过与道友们的交游、赏玩来表达禅理的诗。前者“用禅语来阐述禅理,类似偈颂”,“在王维集中数量又很有限(只有十多首)。”[1]〔p173〕这两类诗其实并无高下之分,从王维宗教思想的整体研究出发,他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从普遍的研究态度来观察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将前者称为“另一类禅诗”。本文将就这类诗中的两首来探讨王维复杂的心理世界,以期窥得一二。为方便计,兹录于下:

《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4]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都阴界,何方置我人。
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
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四达竟何遣,万殊安可尘。胡生但高枕,寂寞与谁邻。
战胜不谋食,理齐甘负薪。予若未始异,讵论疏与亲。

浮空徒漫漫,泛有定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
讵舍贫病域,不疲生死流。无烦君喻马,任以我为牛。
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舟。
念此闻思者,胡为多阻修。空虚花聚散,烦恼树稀稠。
灭想成无记,生心坐有求。降吴复归蜀,不到莫相尤。

一、另一类禅诗

  王维诗歌研究者往往将注意力放在他的田园山水诗上,以从中找寻禅机为乐事,如有人认为:“王维虽然写了大量山水田园以外的诗歌,我们仍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田园山水题材之上,尤其要着力抉发其中与佛教之关系。”[5]若按广义来讲,摩诘诗皆可作禅诗观,但我们也不能寻章摘句、故意夸大,将一些山水悠远之作统统都看作宗教诗,这样无异于禅宗的坐参死句,不仅于智无所得,反而有害,并且也混淆了情与思、文与理的本质界限。钱钟书先生曾说:“盖禅破除文字,更何须词章之美;诗则非悟不能,与禅之悟,能同而所不同。以禅而论,‘麻三斤'、‘干屎橛'皆可参,不必金声玉相之句也。‘悠然见南山'参作偈语,真隋珠弹雀矣。”[6]陈铁民先生认为王维山水诗的禅意表现为追求寂静清幽的境界,使人们感受到一种离尘绝世、超然物外的思想情绪。[1](p184)摩诘的山水田园诗借助艺术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大自然的美丽画面,从而寄寓某种禅理,这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恬淡、和谐情思正好契合了复杂社会关系中人们疲惫的心态。所谓禅理,不过是大众对外物所抱的态度而已,它们全在平凡的生活中,山水田园般的世界是人人都向往的,尤其是黍离之民。因此,王维山水田园诗歌永恒魅力之美就体现在这种心灵的契合当中。

  诗歌虽然以性情为贵,但“欲究诗意之源,则以思为主,思因智深,智缘思明。是以欲窥诗学之堂奥,舍此莫之致也。”[7]我认为如上述列举的这“另一类禅诗”便是以思为主的作品,因为人们纵然可以从摩诘的山水田园诗歌中体味到愉悦、恬适的感情,寻找通达的意趣,感受澄明、清丽的图景,但我们更有理由把这“另一类禅诗”看作是对王维复杂思想中的佛教哲学意识的纯净提取,甚至我们还可以把这些诗作看成是王维对他自己矛盾心理的剖白了。

  在王维的一生中,他与僧尼居士等人的交往,是后世研究者不能忽视的。上述诗中的“胡居士”即是其一,可惜他的生平事迹,甚至名字都已经佚不可考了。[1](p97)或许,他与《冬晚对雪忆胡处士家》中的胡处士便是同一个人物。右丞的这两首禅诗,并没有借助审美的形式与意境化的形态,而是依靠逻辑的推论和明白的直说,如“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虽然有人会说,一般的禅诗偈颂由于着意使用某种类比表现意蕴,常常陷入概念化,沦为说理诗、说教诗、宣传诗,不但违反了禅学宗旨,而且也会缺乏审美情趣,并且觉得王维的这类诗歌为禅而诗,艺术性不高。[8]那么真正的禅学宗旨是什么呢?恐怕不是诗中的春花秋月吧,它应该是春花秋月的归宿,佛教里面有好多熟语,例如“世间好语佛说尽”,“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等等,都说明了佛教大义本来就是带有说教的特点的。那么依靠谁去说教呢?靠的就是和尚居士法师们的弘法,是他们代替众生出家,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王维这两首诗写得相当不错,就是他身体力行地在宣扬佛家哲理,引导众生思维,开示芸芸。第一首诗中写道“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就正好与《维摩诘经·方便品第二》里面的“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之句暗合。

  他的名和字(维,摩诘)均来自佛教《维摩诘经》中的主人公维摩诘居士,直接表示了自己要做当代维摩诘的志愿。我们于此既可看到《维摩诘经》对他的深深影响,也可看出他是深精《维摩》大义的。王维为禅宗南宗慧能大师做的碑文《能禅师碑》不仅用到了《维摩诘经》中天女、香饭之典,在介绍慧能的禅法时,亦有《维摩诘经》的思想:教人以忍。[9]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从题目上看,这两首诗是探问之作。孙昌武先生认为这两首诗无论在构思还是用语都是有取于《维摩诘经》的,“第一首的主旨在阐发基于‘般若空'的无碍无得的人生观。诗旨实际取自《维摩经·问疾品》里维摩诘的话:‘从痴有爱到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而人生若朝露的看法也是用了《观众生品》的语言。诗中表现的荡涤尘垢、身心一如的观念,也正是《维摩经》所宣扬的。”“第二首诗……开始即对偏执于空、有二端提出了批评。接着说明不舍贫病、不疲生死的豁达开阔的人生观,实际即是《维摩经》所要求的‘故入生死而无所畏,于诸荣辱心无忧喜'的态度,体现了‘从天住立一切法',‘无所得故而得'的精神。以下批评‘植福'、‘求仁'的虚妄,和维摩诘在对大迦叶的说法中反对功德福报的观念相一致。全诗抒写了一种无忮无求、任运随缘的生活理想,是《维摩》教义的新的发挥。”[10]由此可见,我们称王维的这两首诗作具有别样的美,是不夸张,也不过分的。

  很多人都认为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因陷贼接受伪职而内心深感愧疚,于是就变的颓唐消沉至此才彻底投入佛门怀抱。但我深信王维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绝不会是在张九龄罢相、安史之乱之后,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中的记载,他的母亲崔氏曾经师事大照禅师普寂(神秀法师的弟子)三十余年,崔氏约在王维九岁以前便已经对普寂禅师执弟子礼了。[1](p2)其母的笃志奉佛,肯定对王维幼年的心灵世界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十八岁是他曾做《哭祖六自虚》:“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未省音容间,那堪生死迁?”从字里行间也可窥出王维出世思想的端倪,所以我们认为他的笃志于佛,绝不讳是在始兴公罢相,安史之乱后,这里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后文有述。

  有人说:“让宗教体验转入艺术体验,都无差别,但有诗境禅意而不见禅语议论,这才是诗佛境界。”[5]那我们在读完王维的《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后,就可以说这些文字已经没有诗而唯有佛境了。这比“安禅制毒龙”(《过香积寺》)高明得许多了。如果说,佛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空”的话,那么王维在这两首诗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断见”而不是“玩空”了,这也可以管窥其佛学造诣。例如第一首诗中说的“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第二首诗中的“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作者在诗中并没有否定色、声、人、我,后两句就体现出了“无常”的观念,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聚会而产生出来的“相”,缘灭相灭,世上没有完全的恒有,没有一成不变的“住”,他“在诗中追求一种生命之超脱、忘我的境界。”[11]“浮空徒漫漫,泛有定悠悠”即此理也。“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舟”,他认为诸法皆具平等性,生老病死等等皆是人间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只要世人以洒脱心去对待,就不会有简择动欲之心了,就不会出现“因爱果生病,从贪始觉贫”的状况了。

二、顿悟与渐修

  在上一节“另一类禅诗”的简略论述中,像《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这样的诗,在王维的诗集当中还是比较具有特色的,应该受到人们的注意。在唐代,有许多人都写过具有禅学意味的诗歌,这当中也包括主张对佛教“人其人,庐其庐”的韩愈。其中成就最高的我认为是王维和白居易,但王维多数的禅诗与白居易的禅诗是风格迥异的,我们试以王维的《山居秋暝》和白居易的《寄韬光禅师》为例来看一下: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寄韬光禅师》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前者以真挚的情感、清新的画面、独特的理趣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明丽幽深的山水世界;而后者却以形象的物象和说明把读者引入了一个灵动、流转、和谐的境界,句句都体现了“无住”、变化的原则,让人在诗句中参透了诸相的虚幻与重新组合后又产生的“虚相”。所以我觉得白乐天之诗乃是导入法门渐修之途径,及至熟境,于一二字处便可开悟,而王维诗则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全凭先天颖悟,聪慧之人登地顿悟见佛,愚钝之人立时堕入色欲界。这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王维的许多山水田园诗,看似写景,实是参禅,其令人顿悟的艺术追求,增强了诗歌的思想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12]

  通过这样一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地从反面看出,王维的这两首禅诗倒是和自己一贯的风格不太相像,反而和白居易的诗风有几分近似,少了几分他以往的韵外之致和空灵缥缈,多了几分平实和质朴。其实,这才是王维真正的心声,他的思想和生活并不象他在山水田园诗中描写的那样轻逸,在这里我们可以品味出诗人的心理感受,而不必去那些故作空灵的作品中搜寻一些梦中呓语,云端高论。

三、具有宗教情怀的儒士——王维

  我们纵观中国文学史可以发现,许多文人士子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情怀,例如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等等,其实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人,包括歌德、列夫·托尔斯泰等这样的大文豪,也将道德的最高范畴归结于宗教。在这里,我们仅对王维进行论述,其他从略。

  有学者这样认为:“王维之所以没有成为伟大的诗人,不是宗教意识太淡薄,而是宗教意识太浓厚。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需要伟大的心灵、伟大的胸襟、伟大的气魄去承当,王维作为一名文人,他过于脆弱,过于纤细,过于敏感。在有唐一代由盛而衰的剧烈动荡的时代,他那文弱的心灵无法担当一系列强烈的矛盾冲突,他退缩了。”[9](p243)我们无须讨论王维是否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懦夫,他确实曾经有过伟大的心灵、伟大的胸襟、伟大的气魄,“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燕支行》)等等这些,难道不是他曾经所追求或欣羡的吗?他并没有退缩,只是疲倦了,在发觉人是多么渺小以后,他无奈了,所以才会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感慨,被称为万世之师的孔子也还曾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耶”(《论语·公冶长》),更何况孔门弟子王维!林继中先生这样论述:“大凡真正的‘静者',都是些阅历深又看得透的人”“中国士大夫奉佛之道,虽然一端与出世哲学相联系,而另一端却仍然深植根于儒学的人生观,并未斩断。”[5]确实如此,每一次在社会剧烈地动荡和发生大的变故之后,一切价值形态必须打破重估,文人士子的心态与人生观也会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并不是要为王维辩护什么,只不过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给他一个清晰的看法,后世也不能苛求古人,毕竟王维生活的年代距离封建崩溃还有一千余年的时间。王维并不是一头扎进般若海中,去追求香花天乐的琉璃世界,他只是无奈,感到人生太渺小了,“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然而,努力避世,装作世事不闻的王维还是露了马脚,“降吴复归蜀,不到莫相尤”,原来他所产生的一切幻想还是建立在对世俗世界的关心之上。“因为儒者深知人生之悲哀,所以他们往往将宗教情怀转化为现实的人生关怀”。[13]王维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人,在他的诗作中也反映了亲情、友情、爱情与侠骨豪情,这都体现在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息夫人》、《哭祖六自虚》、《少年行》等诗篇中了。

  “中国本位文化始终是以人为根本,是人的文化。所以儒家始终处于中国文化之本位,而道家处于辅位。儒家之仁,道家之道,为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提供了大乘佛法弘扬的根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儒家、道家融合了佛家,”“佛法是人道的佛法,佛教是人间的佛教,所以佛教能与中国本位文化在内层核心区融合。”[14]在三教渐趋合一而没有合一的时代,王维他毕竟还是一个儒士,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僧侣!他只能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情怀的儒士,一个混合体。这是中国文化史为他设定的身份,不是后世哪一位学者可以独言的。他虽被后世尊为“诗佛”,那只是因为他的诗作中充满了佛教的思辨色彩,看了他的诗作,或许有人会称他为“诗家菩萨”,又有智慧又多情,但我始终觉得他一生修的都是“阿罗汉道”(杀贼),可是他真的达到“无眼耳鼻舌身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杀灭六入的境界了吗?恐怕至死他都不曾证得罗汉果,在他临终之年,他又上《责躬荐弟表》,替弟缙说情,愿尽削己官,放归田园以使其弟得还京师。这生命中的最后一件大事把王维从云端拉回了人间,他毕竟还是忘不了世俗之情。正如清人赵殿成对“降吴复归蜀”笺注道:“《蜀志·黄权传》有‘降吴不可,还蜀无路'之语。右丞借用其字承上而言以喻灭想生心皆非入道之径耳!”[15]可见他自己都不清楚到底如何才能证得解脱。

  所以,我们从《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这种另类禅诗中,看到了一个现实生活中既质朴又思想光华,既想忘情而又多情,身居高位而又痛苦半生,且出入于儒释两门的矛盾体——王维,他的身上有着太多的不和谐。吴立民先生曾说过,任何的“佛学者”都不如称做“学佛者”的好,我想王维作为一个学佛者,他也曾“法门无量誓愿学”,并“愿解如来真实意”,但他的总体思想并不是像佛家的水穷云起,随缘任运那样自然流畅,他的那些为人称道的禅机之作,只是他的个人追求罢了,至于他是否得到,“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浅深”,恐怕只有他个人知晓了。不过,综上所述,我认为他并未得到。

参考文献

[1]陈铁民.王维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1-34.

[2]袁行霈(编著).中国文学史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3.

[3]邱瑞祥.王维佛理诗之分类及渊源[J].贵州大学学报,1997,(3):54.

[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G].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一二五.

[5]林继中.“诗佛”解[J].漳州师院学报,1997,(3):13-17.

[6]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307.

[7][韩]柳晟俊.唐诗论考.自序[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8]李迎春.论王维诗歌的禅境[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37

[9]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09.

[10]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154-155.

[11][韩]柳晟俊.唐诗论考[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110-112.

[12]陈敏直.佛教禅宗与王维山水田园诗[J].唐都学刊,1999,(4):46.

[13]龚建平.乐教与儒者的宗教情怀[J].学术月刊,2005,(5).

[14]吴立民.佛教各宗大义[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29.

[15](清)赵殿成.王右丞集注[M].上海:中华书局据清乾隆刻本校刊,六九卷:44.

刊于《大众科学》2007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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