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经正义》的颁行是唐代在经学文本上的统一举措。经学思想的真正统一还有赖于制度的保障。唐代教育、科举、铨选和其他相关制度不仅确保了五经的权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学的全面推广和传播。这些制度为经学统一提供了源头性的保障。

　　关键词：经学统一；教育；选举；制度保障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将经学的发展分为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和复盛十个阶段，唐代正处于经学的统一时代。[1]而此一时代的到来，乃因《五经正义》的修纂。史载贞观七年（633）十一月，“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2]（2594）十二年，太宗又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义训》。十五年《五经义训》一百七十卷撰成，名曰《五经正义》。十六年，敕赵弘智与孔颖达等覆更详审。高宗永徽四年（653），由长孙无忌领衔上奏，颁行天下。《五经正义》的修撰长达二十余年，先后经历了文字考订、经义解诂、反复审查等过程，可见李唐王朝对它的重视程度。

　　《五经正义》的修纂和颁行，完成了经学统一的基础性工作。而真正促使经学统一时代的到来，还在于它的推行和传播。本文试图结合唐代的教育、选举和行政等制度，考察《五经正义》在唐代的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以此论证经学统一的制度性保障。

一、教育制度性保障

　　唐代的教育，总体上可以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类，其中官学又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私学主要有家学和开馆授徒等方式。唐代中央官学的主要机构是国子监、弘文馆和崇文馆。地方教育机构主要是府、州、县学。

　　唐代国子监所下辖六学，除书、律、算三学为专门技术学校之外，国子学、太学、四门馆三学的教育职能大致相当，其区别仅仅是所招收学生的社会阶层有所不同。“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2]（1891）六学之外，尚有一广文馆，“博士四人，助教三人。掌领国子学生业进士者。有学生六十人，东都十人。”[3]（1267）

　　弘文馆首置于武德四年，贞观元年开始招收学生，主要教习书法。贞观二年因王珪的奏请，为学生置讲经博士，考试经业，准式贡举。[4]（1115）此后，弘文馆正式具备了教育机构的职能。崇文馆最初是作为太子学馆而设立的，其兼训生徒始于高宗显庆元年（656）。《新唐书》载：“显庆元年，置学生二十人。”[3]（1294）崇文馆生徒之课试举送一如弘文馆，而弘文馆学生之教授、考试有如国子之制，则“二馆”生徒的课试之法同国子监学生基本相同，只不过“二馆”所教育的对象大多为皇亲功臣的子孙。

　　李唐王朝不仅重视皇室及功臣子孙的教育，对地方教育也是很关心的。《通典》载：“大唐府郡置经学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经》教授学生，多寒门鄙儒为之。”[5]（189-190）唐代地方官学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置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其余中州、下州、京县（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畿县（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诸县）、诸州上县、中县、下县各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员数依次递减。[2]（1915-1921）《新唐书·百官志四下》“外官”条“文学”下：“文学一人，从八品上。掌以《五经》教授诸生。县则州补，州则授于吏部。……武德初，置经学博士、助教、学生。德宗即位，改博士曰文学。”[3]（1314）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唐王朝的经学教育是在有组织的行政系统之下逐级推行的。中央官学和地方教育机构，分属于国家教育制度之下的不同层次，由国家统一安排教职和管理人员，统一使用《五经正义》作为教材。

　　在国家统一管理之外，私学和乡村里学的教育同样也是围绕着“五经”展开。《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上》：朱温，宋州砀山午沟人，其父朱诚“以《五经》教授乡里。”[6]（1）乡村里学并非晚唐才有的现象，而是遍布于整个唐王朝，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状况在出土墓志中得到很好的证明。如《唐代墓志汇编》所录神龙035《崔沉墓志》：“君七岁诵《孝经》、《论语》，十二通《毛诗》、《尚书》，皆精义贯理，默而识之。……十六师冀州苏谌，讲《左氏春秋》，钩深索隐，攒义激滞。”[7]（1065）开元113《李鱼墓志》：“九岁通《周易》，十岁明《礼》，十三精《史》《汉》，十五能属文，十七补国子生。”[7]（1232）开元182《寇尼丘墓志》：“初为《春秋左氏传》，后慕一门七业之举，改为礼学，不逾百日，略皆暗诵。”[7]（1283）圣历013《崔歆墓志》：“七岁读《孝经》、《论语》、《毛诗》、《礼记》。”[7]（933）

　　据此可知，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其使用的教材基本上以五经为主。不过，据墓志所载诸例，除五经之外，还有《史记》、《汉书》、《论语》、《孝经》等等，可见他们虽然以五经作为主要的修习对象，但并不孤立，视野还是较为开阔的。可是，这种情况到了中唐以后发生改变，士子对于学经的兴趣已大不如前了，官学中的学生越来越少，同时士子“耻于从师”的风气也逐渐流行起来，竟然到了分不清《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的地步。[8]这种极端情况的发生，与社会崇尚不学天成、崇尚才性的浮华风气紧密相关，而这种风气产生的根源又是与科举制度相关联的。盖在一般人看来，以文词仕进之进士远比以经学仕进的明经地位要高，这也就造成了中唐经学的窘境。但无论如何，只要科举考试帖经还存在、明经科的设置还存在，士子就照样要学习五经。

二、科举：选举制度性保障之一

　　唐代科举考试形式大致可分两种，一是岁举，一般每年举行一次，一是制举，为天子临时诏考，并非每年举行，对应考对象的要求和人数也都不固定。《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岁举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3]（1159）据此，岁举作为常科，各科考试除开元礼和道举之外，恐怕都与五经有关。唐代规定：“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3]（1160）大、中、小的划分并不是依据难易程度，而是依据字数的多寡，所以它们之间又是可以互换的。“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3]（1160）又规定各经的研习时间，“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3]（1160）至于各科考试的程序，如帖经、口试问大义、答时务策、试诗赋等等，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已作了详细的考论，有些问题还成为定论，此非本文讨论范围，可置而不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只要岁举照常举行，士子就不得不学习儒家经典。这对经学的传播是十分有利的。

　　关于制举，《新唐书》说：“所谓制举者，……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3]（1169）总的来说，唐代制举是根据临时需要来择取特殊人才的，因此，它的科目设置在前期并不固定，中唐以后才将经常性科目规定下来，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类。

　　制举同经学的关联主要表现在考试科目上，如《新唐书》中已经提到的“博通坟典达于教化”一科，即同经学有联系。依据陈飞《唐代制举科目年表》（简编），从高祖武德七年（624）至昭宗光化四年（901）约278年的时间里，制目与经学直接相关的多达58次。比如武德七年“明一经以上”、武德九年“高年硕学”、贞观十一年“儒术该通可为师范”、贞观十五年“学综今古，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显庆二年“经学之士”、仪凤四年“学艺该博，业标儒首”、景龙四年“明三经通大义，综一史知本末”、景云二年“明三经通大义，抱一史知其本末”、开元二十六年“学业精博，蔚为儒首”、至德二载“学究天人，博于经史”、宝应二年“经术通博”、大历十四年“经学优深”、贞元二十一年“经术精深可为师法”、元和三年“博通坟典达于教化”、长庆四年“经学优深可为人师”、宝历元年“精通一经堪为师法”、大和三年“精究经术通该古今”、中和五年“道贯儒玄，儒学优游”、光化四年“博通坟典达于教化”。[9]（296-416）从陈氏所考察的制目来看，唐代为劝奖学习儒家经典设置的制举科目达到四十余种，时间从高祖至昭宗，几乎伴随李唐王朝始终。因此可以说，在朝廷的大力推行下，制举也极大地促进了经学的传播。

三、铨选：选举制度性保障之二

　　铨选与科举的分途，标志着举士与选官的各自独立。在唐代，此二者虽然各自分属不同部门进行，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联系。唐代试士属于礼部、选官则属于吏部。吏部的选官虽侧重于吏治才能，但考试取人的原则亦逐步确立，并且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也逐渐规范化。铨选之时，书、判均有定格。《大唐新语》记述了吏部试判的变革：“国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选，主者将视其人，核之吏事，始取州、县、府、寺疑狱，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后日月淹久，选人滋多，案牍浅近，不足为准，乃采经籍古义，以为问目。其后官员不充，选人益众，乃征僻书隐义以试之，唯惧选人之能知也。”[10]（152-153）

　　唐代凡入仕之人，从获取出身到授予正式官职、停替参选、升迁都必须经过各类考试（五品以上除外）。这些考试除制举之外，吏部铨选的方式主要有吏部科目选。科目选分两大类：一类是唐代前期就开始实行的拔萃、宏词、平判入等三科；另一类与礼部贡举科目相同，主要有开元礼、学究一经、三礼、三传、一史、三史、明习律令等科目。《册府元龟》贡举部总序：“又有吏部科目，曰：宏词、拔萃、平判，官皆吏部主之。又有三礼、三传、三史、五经、九经、开元礼等科，有官阶出身者，吏部主之，白身者礼部主之。”[11]（7662）这些与礼部考试重合的吏部铨选科目，反映了中唐以后抑浮华、重经史的取士趋向，同时也反映了举士与选官从合到分、从分到合的趋势。

　　从上述唐代吏部铨选的大致变更情况来看，前期的选人重在吏治才能，而后期由于官位与选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因而在选拔人才的方式上也产生了很大变化。前期考试的判文，其形式基本上是引经据典的骈体文。这在清代徐松《登科记考》所录的应试文章中可以见出，并没有多少与吏务相关的实质内容。而后期的变化在外部来看主要表现在考试科目的增加，以及考试内容很大部分同礼部重合，但从实质来看，偏重经史的考试形式已严重脱离铨选的本质。这种变态的选人方式，对于国家选拔人才来讲未尝是一件好事，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对于经学的传播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其他制度保障

　　关于五经地位的其他制度性保障，我们可以举玄宗时期元行冲《类礼义疏》不得立学官一事来例证。《旧唐书·元行冲传》：“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征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于是赐行冲等绢二百匹，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2]（3178）张说反对将《类礼义疏》取代原有《礼记》，得到玄宗的肯定，这件事实说明“五经”地位的不可动摇性。也由此看出他们致力于保持国家所定经典的纯粹性，乃是出于维护国家政令的权威和进行思想统制的目的。因此，凡是与国家所定“五经”论调不一致者，一概不能列入官学。这条规则，虽然没有以诏敕的形式确立下来，但此一事例足以从制度上杜绝那些“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之书籍进入官学系统。

　　与“五经”相乖离的书籍想要进入学官系统是相当困难的。不过，我们还应看到他们变通的一面，也就是现行礼仪制度的不断修订完善这一事实。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专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2]（818）《开元礼》之所以能够修订并行用，乃是因为现实的需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一些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旧制必须修改，以适应新出现的各种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出《开元礼》和《礼记》的不同性质，前者与社会现实联系密切，是日常礼仪准则的规定，而后者则更多地具有学术意义上的研习价值。相比而言，“五经”更具学术性，与现实社会距离较大。不过，距离现实越远，经学的统一越才更具可能性。

　　以上从教育、举士、选官和行政等方面，论述了唐代经学统一的制度性保障。应当指明的是，所论各种制度在保障经学统一方面的作用并非单一，而是有机地相互联系着，共同发挥作用。通过这个论证，我们可以看到李唐王朝对经学的重视程度，经学的传播推行几乎渗透到到全国每个角落。无疑，经学推行的制度性保障，反映出唐代统治阶层在思想统制方面的不遗余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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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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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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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戴伟华.从贞元、元和墓志谈韩愈研究中的三个问题[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9]陈飞.唐代试策考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0]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