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与《后汉书》比较研究

刘 强

  内容提要:《世说新语》和《后汉书》均产生于南朝刘宋初年,其所参考的材料大体相同,但对相同材料的比较表明,二书在取材和文字风格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说明,《世说新语》的编撰旨趣一开始就与史学传统大异其趣,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学性和雏形期的小说面貌。

  关 键 词:《世说新语》 《后汉书》 比较

  作者简介:刘强(1970-),男,河南正阳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研究,现为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

  一般而言,最具时代性的文化产物势必会与同一时代的其它文化创造发生联系,显示区别,乃至相互影响。在考察《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这部划时代的文化经典时,我们同样看到了《世说》和另一些大体与其同时产生的周边文献,如范晔《后汉书》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有着某种文化上的共生性和相关性。这些文献或者直接有助于《世说》的编撰,或者体现了与《世说》迥然不同的编撰原则和文字风格。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如果说,《世说》对前源文献[1]的取舍能够直接表现其编撰原则和思想倾向的话,那么,对同一材料的不同处理方式,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世说》和同时代其它文化产物的“异质性”。沿循这一思路,范晔的《后汉书》几乎可以说是进一步透视《世说》编撰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一面镜子。[2]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卒于元嘉二十二年(445),著有《后汉书》九十卷。今天通行的《后汉书》一百卷,是补入司马彪《续汉书》的十《志》而成。范晔 和刘义庆(403-444)系同时人,二书作年亦相去不远。《世说》最有可能编撰于刘义庆江州刺史任上,即元嘉十六年(438)前后,而《后汉书》大概在元嘉元年(424)前后开始撰写,到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坐孔熙先事遇害时尚未完成。[3]范晔与刘义庆有无交游,史无明文,但根据范晔曾任彭城王刘义隆参军,后升至尚书吏部郎的事实,可以推测,二人即使没有深交,应该也是彼此认识的。由于作者所处年代大体相同,那么,我们说《后汉书》和《世说》在撰述过程中,面对的文献材料基本一致,因而二书对同源材料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将《世说》与《后汉书》相关材料加以比勘,至少有以下几个作用:(一)通过排比分析,掌握二书在编撰过程中面对的同源材料有哪些。(二)通过二者对相同材料不同处理方式的考察(异文对校),进一步认识《世说》的撰述原则和审美旨趣。(三)通过对《后汉书》及注释的考索,可以解决个别《世说》条目的取材来源问题。

  由于《世说》所记“起于后汉,止于东晋”,有不少东汉历史人物的言行见于该书。今查《世说》正面描写的后汉人物如下:陈蕃(字仲举)、徐稺(字孺子)、黄宪(字叔度)、袁阆(字奉高)、周乘(字子居)、郭太(字林宗)、荀巨伯、李膺(字元礼)、陈寔(字仲弓)、陈纪(字元方)、陈谌(字季方)、荀淑(字季和)、荀爽(字慈明)、钟皓(字季明)、边让(字文礼)、孔融(字文举)、祢衡(字正平)、杨修(字德祖)、马融(字季长)、郑玄(字康成)、服虔(字子慎)、崔烈(字威考)、桥玄(字公祖)、蔡邕(字伯喈)、谢甄(字子微)、许劭(字子将)、许虔(字子政)、袁绍(字本初)等,共二十余人。其中,除荀巨伯、陈谌、许虔、崔烈、谢甄等人外,《后汉书》皆有传。这些人物在《世说》中穿梭出现,围绕他们的条目近40条。毫无疑问,刘义庆和范晔掌握着这些人物的大致相同的文献材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人物的言行事迹,在二书中重出互见的情况也十分有限。考索之下,同一事件在二书中均有记载、且确实属于引用同一材料的情况仅有十例,见下表:

《后汉书》与《世说新语》互见人物及本事对照表

人物言行事迹
最早出处
《世说》所在位置
《后汉书》卷次
1 周子居叹叔度事
疑出《汝南先贤传》
《德行》第2条
卷五三《黄宪传》
2 郭太造叔度、奉高事
谢承《后汉书》
《德行》第3条
卷五三《黄宪传》
3 李膺“登龙门”事
袁山松《后汉书》等
《德行》第4条
卷六七《李膺传》
4 李膺叹荀淑、钟皓事
《海内先贤传》
《德行》第5条
卷六二《钟皓传》
5 孔融见李膺事
《孔融别传》
《言语》第3条
卷七十《孔融传》
6 孔融二子事
《魏氏春秋》
《言语》第5条
卷七十《孔融传》
7 郑玄师事马融事
《裴启语林》
《文学》第1条
卷二五《郑玄传》
8 桥玄题目曹操事
《魏书》《世语》等
《识鉴》第1条
卷五一《桥玄传》
9 人称许劭兄弟平舆二龙事
《汝南先贤传》
《赏誉》第3条
卷六八《许劭传》
10 祢衡为鼓吏事
《文士传》
《言语》第8条
卷八十《祢衡传》

  上表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二书同时涉及的人物达二十余人,这二十余人的各类文献材料想来不在少数,但同被《世说》和《后汉书》采用的却仅有10条;换言之,《世说》所津津乐道的(如另外30条),《后汉书》大部分付诸阙如;《后汉书》源源本本、老实交代的,《世说》则根本不感兴趣。如《世说·文学》第1条: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此条本于裴启《语林》而稍有增润。其事真假莫辨,特别是“礼乐皆东”以后文字,被刘孝标斥为“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诸书无考,故《后汉书·郑玄传》将其“腰斩”,其文如下:

  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筭,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而《世说》竟置诸《文学篇》首条“隆重推出”,《后汉书》求信实而《世说》好新奇,二者编撰旨趣于此判然。至于《世说·文学》第 2、3条所记郑玄听服虔注《春秋》,引《诗经》与家婢问答等逸事,《后汉书》本传则根本不予理睬。

  不仅如此,即便对待同一人物的同一材料,二书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多有不同。比如桥玄题目曹操之事,《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和司马彪《续汉书》均有记载,如《魏书》载:

  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4]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

而裴注引《世语》则谓:“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又引孙盛《异同杂语》说:

  (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据此可知,桥玄或曾题目曹操,但“能臣”“奸雄”之语,则有可能出自另一位“月旦”行家许劭。这些材料范晔著书时当容易见到,辨明真相也不是太难,他的处理方式也不外是“就事论事”。先是在《后汉书·桥玄传》说:

  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然后又在《许劭传》中说: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应该说,这种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相比之下,《世说》就有些“不负责任”。《识鉴》第1条载此事云: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完全将此事属之桥玄,故而引起刘孝标的不满,特加按语说:“《世说》所言谬矣。”其实,《世说》作者未必在乎什么真假对错,只要好看而不违撰述宗旨就行。余嘉锡在论及郑玄家婢引《诗》之事的虚实时说:“特《世说》杂采群书,不皆实录,……既不能悬断其子虚,亦何妨姑留为佳话。”①《世说》的“小说”气质,于此又可得一佐证。

  不过,《世说》比《后汉书》更顶真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比如“平舆二龙”的记载,《后汉书·许劭传》只说:“(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至于语所出何人则语焉不详。而《世说·赏誉》则非常清楚地交代: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 平舆之渊,有二龙焉。 ”……

此事本自《汝南先贤传》,范晔不可能没看过,但史传的记述方式决定了他只能突出传主许劭,对其兄许虔尚且只能一笔带过,再将谢甄拉进来就更属“节外生枝”了。《世说》则无此顾虑,它先是对材料“化整为零”,然后又要“以零为整”,因而在细节的真实性上比史传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恐怕也是《世说》给人以“征实”印象的原因。

  比之《后汉书》,《世说》在遣辞行文上更为口语化。以孔融见李膺的故事为例,二书所本材料当是《孔融别传》,《后汉书·孔融传》这样记载:

  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勅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曾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小人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而《世说》则作: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相比之下,《世说》此条显得明白晓畅,特别是后两句对话,针尖对麦芒,妙到毫颠;而舍李膺赞语代以“韪大踧踖”的白描,增强了故事的戏剧色彩,因此,“小时了了”反倒后来居上,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典故。

  此外,对《后汉书》及其注释的考察,[5]还有助于找到《世说》个别条目的材料来源。如《德行》第3条: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刘孝标对此条的注释主要是补充交代人物背景,分别引《续汉书》介绍郭林宗,引《汝南先贤传》介绍袁阆,[6]又引《泰别传》补充郭泰对袁奉高的评价云云,因此,从刘注中我们很难坐实这一条记载的原始出处。而《后汉书·郭泰传》李贤注引《谢承书》则言之甚详:

  初,泰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闻天下。

很显然,这条故事主体当来自《谢承书》;至于“车不停轨,鸾不辍轭”及“弥日信宿”等语,其实是《世说》中的“人问其故”的那个“人”所说的话。据《后汉书·黄宪传》李贤注引《郭泰别传》可知,这个人乃是薛恭祖。今本《世说》刘注亦引《泰别传》,却正好删掉了薛恭祖所问的原话。于此可知,此条故事乃《世说》作者综合《泰别传》和《谢承书》编撰而成。

  综上言之,如果说《世说》对前源文献的取舍,业已表明其对既往正史材料的漠然态度的话,那么,作为同一时代、同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且都是以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两部著作,《世说》和《后汉书》在取材上所表现的如此重大的差异,也许更能说明,《世说》作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仰史传之鼻息,仅仅满足于做些“裨补正史”的工作,他在文学正式成为一科,[7]“体有因革”且日益“讹而新”②的宋初文坛,显然有史学之外的抱负。以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只好说,那是一种基于文学的抱负。

参考文献:

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第193-194页。

②刘勰.文心雕龙[M]·明诗篇.[J]通变篇[J]。

注释:

[1]这里的所谓前源文献,正是指《世说》编撰过程中所“纂辑”的那些“旧文”,即《世说》所取材的各种原始文献。这些材料的背景情况,在刘孝标的《世说注》里有较充分的展示,但刘注的目的,主要在察漏补缺、考订纠谬;要了解《世说》取材和编撰的具体情况,还必须在刘注的基础上按图索骥,从史籍、类书及其它文献中寻绎钩稽。概而言之,《世说》的前源文献无外乎正史、杂史别传、志人小说以及诗赋杂文等其它文献。笔者另文详加论述。

[2]《后汉书》虽记东汉历史,属正史一途,然作者范晔( 398-445)和刘义庆(403-444)系同时人,二书作年亦相去不远,加之刘义庆亦曾著《后汉书》五十八卷,则二书所记一部分相同人物之事迹究竟孰先孰后,谁引据谁,实很难说。况且当时流传的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共有十五家,故本文不将范晔《后汉书》视为《世说》的前源文献,二书记载重出互见者,均视为对其它私家后汉史书的采撰引录。

[3]参见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卷首《校点说明》。

[4]按:此条刘注多“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此数句见《三国志·武帝纪》,疑刘孝标合《魏书》与《三国志》而注之。

[5]按:最早注释《后汉书》的是梁代的刘昭,大多亡佚;这里主要是指唐代的李贤注。

[6]今本作袁宏,非是,考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983年版,页5。

[7]南朝刘宋初年,设置儒、史、文、玄四馆,文学正式从学术中独立出来。

(此文系“同济大学文科科研基金资助”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原载《天中学刊》 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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