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二）

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史研究以至整个中国史学影响深远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这不仅仅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也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在艰难的条件下不断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和影响。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辉煌的胜利的，这一胜利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新中国建立后，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重新学习的必要，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热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自己工作和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许多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中国史学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也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成长起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史学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差不多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分不开的。

    解放前，中国经济史作为中国史学中的独立学科虽然已经形成，但就当时的整个史学而言，经济史研究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仍然是处于当时主流史学之外的。这种情况新中国建立以后得到了改变。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史学中，经济的研究受到了重视，被纳入了史学的主流之中。这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中，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不过，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内部的不同分支中，发展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五十年代，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经济史组。以该所牵头，组织了一批所内外的专家，开始了系统收集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和着手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史》。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虽然也取得重要进展，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处在分散作战和进行某些专题研究的阶段上。

    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史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即有“五朵金花”之称的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历代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直接与古代经济史有关。“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的。通过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代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经济史研究的骨干，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

    古史分期（即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的讨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延续，至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这个问题的广泛展开和深入进行，是建国以后的事。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杨向奎、王仲荦、童书业、杨宽、徐中舒、王玉哲、李亚农、周谷城、何兹全、束世徵、王亚南、金景芳、于省吾、日知等名家都积极参加了这一讨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战国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魏晋封建说异军突起，此外还有春秋封建说、秦汉封建说等等。观点虽异，但都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历史的发展。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但也有不同意见，如雷海宗就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7月号）。对殷商属于奴隶社会，各家也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分歧的焦点是西周社会性质问题，随着魏晋封建说的崛起，西汉社会性质也多所争论；在主张殷周是奴隶社会的学者中，对当时的奴隶社会属于什么类型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种族奴隶制”与古代东方型的“家庭奴隶制”之争。通过讨论，对有关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趋势，主要生产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变化，土地所有制、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国家的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讨论中的重要文章，已收集在《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等论文集中。与这一讨论有关的比较重要的专著则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4年），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4年）等。

    关于土地制度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直是比较受到人们重视的。《历史研究》1954年第一期发表了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引发了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形成以侯外庐、贺昌群、李埏等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主导论、以胡如雷、杨志玖、李文治等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主导论等几种不同的观点。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反映在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62年）中。除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总体特点以外，历代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先秦的井田制、秦汉的名田制、三国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以及与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役制度，也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王毓铨的《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牵涉到对中国封建社会整个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的认识。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王亚南就撰写了《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建立了与西周封建论相联系的关于中国封建经济体制的理论，对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过渡，封建地主经济的特点及其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作了理论概括。侯外庐继《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后，又陆续发表了《论中国封建制的形式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新建设》1959年第2期）等论文，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与秦汉封建说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说相联系的。主张战国封建说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论的胡如雷，六十年代初撰写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一文，在王亚南著作的基础上对以地主经济为特点的中国封建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它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一书的基础。上述理论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作出理论的概括。

    早在三四十年代，邓拓、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对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问题有所探讨，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还缺乏系统的论述。在五十年代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又被再度提了出来。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指出《红楼梦》所反映的18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 这一观点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强烈反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迅速成为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讨论的热烈程度不亚于古史分期问题。参加讨论的学者绝大多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资本主义始于何时存在不同看法，部分学者主张唐宋萌芽说 或元代萌芽说 ，大多数学者则主张明清萌芽说，而且多数又把萌芽开始时间定在明中叶。还有一些学者反对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估计过高或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这一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编，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集（南京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三联书店1960年出版）这两部论文集中。这一研究的重要著作，除上文已提到的钱宏、尚钺的著作外，还有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尚钺主编的《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讨论虽然没有得出各家一致接受的结论，但它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通过讨论，人们对有关时代、尤其是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商品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和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手工业、商业、农业等部门发展的状况，都有了比较广泛的材料发掘和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时期的断代经济史研究以明清经济史的发展最快，这不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是拜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之赐的。

    “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上述重大问题展开的，但并不完全局限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上。在王亚南主持工作的厦门大学，以傅衣凌、韩国磐为首的史学工作者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外，还有傅衣凌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1980年），《明清时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7年）、韩国磐的《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梁方仲，进行与明代田赋制度有密切关系的户籍制度和赋役制度的研究，1956年，在完成了《明代的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后，又致力于大型资料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撰写工作，在汤明檖的参加和帮助下，书稿于1962年完成。这本书以经过缜密的甄别和整理的丰富的统计资料反映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给经济史研究者以极大的便利。该书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尚钺在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时，包括经济研究在内的古史研究工作也出现了喜人的局面，培养了一批研究的骨干。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武汉大学的李剑农，陆续出版了他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1959年；1991年彭雨新主持对该书进行校改，以《中国古代经济史》之名分三册重版），这是十七年期间出版的最重要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不少是与社会经济有关的，其成果反映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中。谷霁光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其研究重点之一，这方面的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他的名著《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对经济史问题也多所涉及。傅筑夫在南开大学和人民大学研究生班任教时，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中国经济史研究骨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杨宽的《古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毓铨的《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戴裔煊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张家驹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韦清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景甦、罗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 、史念海的《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等是本时期出版的与经济史有关的重要著述。孙毓棠在秦汉纺织业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在经济史方面屡有述作的还有韩连琪、高敏、漆侠、华山等人。

    对十七年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成就不容低估。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前所述，本时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的，这虽然可以从中获得推动力量，但也由此限制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独立和全面的开展。与此相联系，是研究工作发展的极不平衡：重视生产关系、相对忽视生产力；重视经济基础，相对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重视经济中的生产和分配环节，相对忽视流通和消费；重视汉族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相对忽视少数民族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等等。本时期存在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这自然是由于史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够纯熟，但更与政治上“左”倾思想路线对经济史学的影响和干扰分不开。本来五十年代初期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历史科学的繁荣，自由讨论的风气比较浓厚。但后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线，一些本来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意见遭到了粗暴的政治批判（如对雷海宗和尚钺的批判），这就助长了教条主义和“打棍子”风气的发展，给学术设置了不少“禁区”，到了“文革”时期，更加登峰造极，终于出现了万马齐瘖的局面。与此相联系是唯我独“革”，固步自封，不注意了解和吸收外国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这种情况极大地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不利于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十年浩劫的“文革”时代，经济史研究几乎陷于停顿。但这一阶段经济史学的进程也并非完全是消极而乏善可陈的。考古工作继续发展，不少重要的考古遗址和简帛资料（如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居延新简等）是在这一时期发现的，它从一个方面为以后的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作了准备。还有些学者在极端困难复杂的条件下潜积力量，坚持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对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张政烺根据卜辞对殷代农业生产中若干问题的研究、就新出土的卫裘诸器对西周土地关系的讨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