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客观评价前近代中国经济

历史所　林甘泉

    西方学者近一二十年来对“欧洲中心论”和“中国历史长期停滞论”的批判，是值得肯定的一种学术倾向。近代以前，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成就，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无论是对于中国人或外国都是很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前近代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水平的估计要实事求是，不应过分夸大乃至美化。

    麦迪森认为公元１世纪时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水平大体相近，到宋朝时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这个估计是接近历史实际的。但他认为从１１世纪开始，中国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已领先于世界，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１５世纪，这个说法就很靠不住。因为就现有史料而言，要计算中国古代的人均收入是很困难的。弗兰克认为在１８００年以前，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秩序中处于中心地位，这种观点也缺乏实证材料的支持。中国古代和某些外国的朝贡贸易，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事实上，从世界历史的发展逻辑来说，在世界各国尚未形成“整体的世界史”的前资本主义时代，有没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头雁或支配中心，是大可怀疑的。把这项桂冠加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古老中华帝国头上，更显得不伦不类。西方学者对有关中国经济史的数据缺乏分析甄别，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多数人不可能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中国学者，我们自己对此倒是应该多做一些工作。

    历史研究既有事实判断也有价值判断，经济史研究也不例外。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如果涉及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探讨，就值得我们更加慎重对待，以免误入某种理论陷阱。例如被西方尊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权威的卜凯，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就提出中国农业经济直到１５世纪以前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后来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经营管理等技术问题。他明确表示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状况”。这种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解释中国近代经济落后原因的观点，在当时就受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陈翰笙、钱俊瑞等人的批判。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本来已经给这场争论划下了句号。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子过猛过快，以及后来的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的西方学者据此又提出了对中国传统农业结构的重新评价问题。马若望的《中国农民经济》得出和卜凯相同的结论，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只是技术落后，不存在制度上的大毛病。以此，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具有社会经济意义，而不是中国农村本身的制度中孕育有它的社会经济起源。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

    我们以往的经济史研究，偏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对生产力重视不够。西方学者在生产力研究方面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研究生产关系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我们不能丢，还是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中揭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对传统经济结构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它还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