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龙 秀 清

    2001年9月13-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世界历史》编辑部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经济-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在天津蓟县召开。经济-社会史是西方的一个新兴学科，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方兴未艾。近年，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会上，天津师大侯建新教授就西方经济-社会史的形成及现状作了介绍。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光明日报》、商务印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与济南出版社等新闻出版机构的5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学术会议，并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中国社科院党组成员、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武寅研究员到会，并在开幕词中说，希望此会能架起中国史与外国史专家相互交流的桥梁，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共图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之繁荣。

一、经济-社会史的渊源

  齐世荣（首都师大教授）认为，传统史学，无论中外，都以政治为中心。在西方，经济-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已逐渐发展成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我国，这个新分支正在兴起，还处于初期阶段。但是任何一个学科，无论多新，都不可能是平地起楼台的，必有其渊源。一般意义上的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在西方早就存在了。把经济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作综合研究，西方史学界一般认为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学派与年鉴学派。不过，我认为，对历史中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视，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资本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经济-社会史。在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以政治史为中心，但古代一些卓越的史学家相当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史记》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中的《食货志》等，就是其代表。所以，无论中外，这个学科都有其学术传承。至于名称，目前西方的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有其特定含义，译为"经济-社会史"为宜。侯建新认为，该学科在西欧颇有学术渊源，而新一代经济-社会史学家的出现则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该学科的确立，应该从西方史学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向说起。经济史是传统学科之一，二战后一个时期曾成为史学热点，但70年代开始退潮，出现所谓"经济史危机"。主要问题是过分依赖计量和技术层面，埋头制造模型，脱离历史与人文思考，逐渐丧失读者群，自己也走到尽头。另一方面，社会史基本不谈经济，有"碎化"和"剩余"历史的问题，而且整个西方史学有重分析、轻综合的倾向，难以从深层次揭示历史与现实，更难以从宏观上把握越来越一体化的发展趋向。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社会史的出现与发展，是西方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学人文化的结果，也是社会总体描述与总体把握的需要。向荣（武汉大学副教授）认为，在英国，70年代后经济-社会史再度繁荣。人口史、家庭史、民众文化等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涉及的范围看，英国的经济-社会史正在向"年鉴学派"的"总体历史"靠近，同时保持了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托尼、希尔等人的学术传统，后者将经济社会变化作为历史发展首要动力。如关于16、17世纪迫害女巫现象研究中，大陆欧洲学者多从宗教改革、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的对立中寻找解释，英国学者则将其置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认为迫害女巫反映了那些不愿履行传统道德义务的新贵对社会依附阶层的仇视。杨国桢（厦门大学教授）提出，西方史学界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大旗上，中国则在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后，创办《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萌生了社会经济史学。两者本质特征都是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学术渊源上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方法上都借鉴其他学科，关注下层群众的生活等，从而都构成"新史学"的动力。

二、经济-社会史学科界定问题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指出：经济-社会史是一门新学科还是一种综合研究的方法？如果认为是一门新学科，而且要在我国创建这个学科，在思想上需再开放一些，下一步应做两件事：一是要从理论上明确阐述这个学科的理论与性质；二要有一批研究成果具体体现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与任务。这样才能区分其与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的不同。侯建新指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史目前仍在发展之中。该学科难以界定，还在于它既是一个学科，又是一种史观，一个流派。它涉猎的范围，从生活到制度、到观念无不在其视野内，而诸种因素的纽带则是社会上的人及其社会活动。我称之�"人文的历史"，这不仅是相对于唯科学的史学而言，还有人本、以人为中心那样的含义。眼下似还难以形成一般意义上的定义，只能谈我所进行的经济-社会史研究，那就是，从个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出发，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中叙述和诠释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庞卓恒（天津师大教授）认为，西方经济-社会史的启动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包括经济、社会、心态三个层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的失败在于只见结构不见人，搞成了一种没有人的历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我们应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经济-社会史是一种新的历史认识观念，而非新的理论与方法。与社会史的区别在于，它是从经济考察延伸到社会考察，寻求和探讨社会变迁的规律性。李根蟠（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认为，近几年国内的经济史研究在方法上有两种倾向，从短时段到长时段，从经济研究到社会研究。吴承明先生是国内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的代表人物，近些年也逐渐把研究领域扩大到社会。看来，从经济研究延伸到社会研究，是国内外共同的学术趋向。于可（南开大学教授）认为，经济-社会史是从考察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等经济方面入手，进而探讨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等内容。它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而是一种从经济方面入手对历史总体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我国史学界尤其应重视与加强宗教史的研究。朱孝远（北京大学教授）认为，经济-社会史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结合，这可以从观念层次、社会层次、自然层次三个层次来考虑。但重点是研究人类基本的社会经济状况，从对人类生理--健康的研究，进而到对社会的研究、文化的研究、情感的研究。陈志强（南开大学教授）认为，可以将经济-社会史界定为在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更关注社会经济演化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关注经济因素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而对经济问题本身的研究也更强调其社会整体的背景。换言之，是强调"整体的、交叉的"的研究方法。

三、经济-社会史研究方法的特点

  与会代表一致肯定，经济-社会史的方法有其特点，值得借鉴。马克垚（北京大学教授）认为，在西方，社会学与经济学各有一套方法与理论，从中发展出社会史，魏特夫、韦伯用的就是社会学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也在不断发展，从纯经济分析到计量化、抽象化、图表化。制度经济学派可视为两者结合的产物，但用它来解释社会似不太成功。近年来西方在这方面又有了一些新变化，如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等，都表现出一种经济与社会一体研究的趋向。当然，他们认为18世纪以前中西没有差别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苟同，但整体研究的方法值得借鉴。侯建新的意思是从社会史角度来搞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史。赵毅（东北师大教授）提出，经济-社会史的整合性、综合性以及它所强调的长时段和渐变性等特点，对长时段、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如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专业手段和观察视角。杜芳琴（天津师大教授）指出，跨学科、多视角，是经济-社会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欧美，妇女史、性别史近年得到极大的发展，是西方历史学新的生长点，亦是经济-社会史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天津师大妇女研究中心是全国妇女研究四大中心之一，多年来与师大历史系密切合作，共同对经济-社会史作了一些探讨，取得一定成果。经济-社会史学科有利于妇女史、性别史等与主流史学的整合。魏宏运（南开大学教授）认为，对历史的解释不能从单一角度进行，而应该考虑不同的因素的互动作用，也就是合力互动说，这样的解释更科学一些。经济-社会史应该是以经济为主的综合性考察。比如从一个村庄的变迁看历史的发展，强调对基层社会的考察。沈永兴（世界历史所编审）认为，一些事情很难说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如全球化问题，而经济-社会史的整合性正是适应了这样研究的需要。冯尔康（南开大学教授）认为，经济社会史应放到当代学术思潮中来考察。当代学术界有两大思潮，一是学术本土化，一是一体化。一体化的研究趋向中，西方中心论的痕迹难以去除；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本土化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这有利于发展自己的文化，不过也应借鉴与吸收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于沛（世界历史所研究员）总结说，从历史学的方法论看，经济-社会史学科出现的意义在于：1．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2．与其把经济-社会史看成是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历史认识观念；3．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应该与中国传统史学相结合，克服旧有的缺点，促进中国历史学的进步，发挥中国世界史研究应有的作用。

四、引人经济-社会史学科的方法及其发展前景问题

  就如何引入这个学科，与会专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提出，经济-社会史这个提法有新意，我们应当引入，应当扶植。但逐渐地，还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经济-社会史学派，这样才能源远流长。近几年我国城市史研究较热，但研究中存在很多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全部照般西方的研究模式，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城市史的理论与方法。引入经济-社会史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逐渐把这个学科中国化，形成自己的看法。朱雷（武汉大学教授）提出，历史研究历来需要新的理论与方法，王国维如果不去国外，也许就是能多认识几个汉字，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陈寅恪也如此。所以，我觉得，应先拿过来，再逐渐使之本土化。希望会后尽快出一部论文集，进一步探讨与介绍这个学科。这不仅对世界史研究有益，对于我们的中国史研究也极有借鉴意义。中国史的许多问题，如均田制研究、农民战争研究等，到目前已进入死胡同，需要新的方法来进一步扩展，进行新的研究，得出新的认识。刘泽华（南开大学教授）认为，经济-社会史方法很好，它是一种整合与对立统一，一种整体研究的方法。我建议，天津师大不妨先作试点，将历史系试办为经济-社会史系。但还应再作探索，写几篇介绍性文章，翻译一些国外的相关论文，找一些能够体现经济与社会相互交叉的题目如社会市场、社会权力分配、社会契约、社会公正等，进行攻坚，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使国内学者进一步了解这个学科。王敦书（南开大学教授）也认为，这个学科很新颖，我们应当介绍过来，但要解决本土化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与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为我所用。

  庞卓恒教授对大会作了学术总结，认为这次大会至少取得了以下成果：一、对有关"经济-社会史"概念的诸问题，如经济-社会史与社会经济史、经济史、社会史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史的研究重点是经济、社会还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看法，并逐渐为大家接受。许多学者都赞成杨国桢教授所说的对外国史学的态度，那就是引进、互动、超越，用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指导。二、世界史与中国史两个学科的专家进行了成功的对话与交流。两个学科在学科历史、研究内容、研究条件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但也有很重要的相同与相似之处，有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必要。这次会议上，两方面专家的发言可谓珠联壁合，相得益彰。总之，这次研讨会为经济-社会史这一学科或这一领域在我国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专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的组织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人数不多，但群贤毕至；时间不长，但卓有成效。大会的议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武寅研究员指出，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我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困难有的是新近出现的，有的则是历史传统的沉积。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一个新的学科来回答这些长时段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学科就是经济-社会史。我国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以及二者的结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近二十年取得的新成就尤其令人瞩目。经济-社会史学科在我国史学界已有一定的基础，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文作者龙秀清，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摘自：《世界历史》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