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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简 讯

 


《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32卷将出齐

  《中华读书报》2007年1月24日载:大型文献集成《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古代卷”14卷、“现当代卷”12卷将于年内由作家出版社出齐。同时由董莲池撰述的《说文部首形义新证》、《说文解字诂林补编》等有关《说文解字》的几部研究专著也即将面世。《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以1911年为中界,前者编为古代卷,后者编为现当代卷。《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古代卷》收录范围上自唐,下迄清末,分为“今存《说文解字》重要版本”、“《说文解字》通论”、“《说文解字》文本研究”、“《说文解字》部首研究”,“《说文解字叙》和六书研究”、“《说文》学史研究”等六大部分,二百余种。总计14卷。《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现当代卷收录范围上自1911年,下迄2005年。分为“通论”、“文本研究”、“部首研究”、“序、六书研究”、“语言历史文化研究”、“说文学史研究”,总计编成12卷,许多著名学者的成果,以及现当代中青年学者重要成果悉数囊括。据权威人士透露,这几种著作,特别是《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空白,实现了几代学人的梦想。

《中国印刷史》出版

  《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2月2日载:《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近日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迄今为止世界研究中国印刷术最系统、最全面的著作,包罗了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千多年间全部刻书和印书的历史,详细介绍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本内容、版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该书还提供了与印刷有关的版画、年画、报纸、纸币、纸墨资料等,被誉为有关印刷术的“最完备而系统的综合之作”。

《中华邹氏族谱》出版

  《光明日报》2007年2月4日载:海峡两岸邹姓族人共同编纂的大型宗谱——《中华邹氏族谱》(首卷),近日由湖北省崇文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共8卷,约400余万字,其余各卷也将陆续问世。《中华邹氏族谱》的编修从1992年湖北黄冈邹氏18人发出致族人合修族谱倡议书开始,至今已历时17年。新修的《中华邹氏族谱》从先秦时代邹姓开宗立姓记起,记载了历代邹氏家族的播迁与流衍,是一部统帅遍及全国乃至侨居国外所有邹氏宗族的统宗世谱。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张海瀛认为,整个族谱搜罗宏富,审核精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世系分明,源流清晰;以可知为断,以史为凭。整个谱系,斑斑可考,代代可数,昭穆字辈,一目了然,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可信度和可读性。尤其在谋篇布局方面,彻底摆脱了旧的修谱框架的束缚,为探索新的修谱体例,迈出可喜的一步。

六个与中国古籍保护相关的标准、规范近日发布

  《光明日报》2007年2月5日载:受文化部委托,由国家图书馆组织起草的六个与中国古籍保护相关的标准、规范近日发布,并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使今后我国古籍保护工作有章可循。据估算,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博物馆、文物管理单位共收藏有古籍文献三千多万册件。这些古籍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历经天灾人祸,有30%以上存在残破现象,需要修复的超过一千万册件,其中急需抢救性修复的约有二十万册件。与上述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至今我国还没有对文献古籍进行过全国性的普查,家底不清,状况不明,而各地古籍的保存、保护情况参差不齐。同时,有些单位的修复理念也亟待提高。为此,2005年,文化部、财政部启动了“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通过改善现存古籍的存藏环境、有计划地对破损古籍进行修复,以实现对古籍文献的原生性保护。其中,制定相应的标准、规范成为当务之急。此次由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单位参与制定的六个相关标准、规范,基本涵盖了中华古籍保护基础性工作的各个方面,分别为:《古籍普查规范》、《古籍定级标准》、《古籍特藏破损程度定级标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

考证南宋沿海制置司

  《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刊登熊燕军的文章《南宋沿海制置司考》。文章认为,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为防御金人从海上偷袭,设立了沿海制置司。沿海制置司最初只有一个官署,其后分为浙东沿海制置司和浙西沿海制置司,分别驻在平江府许浦镇和明州定海县,两司废置不常,最后只有浙东沿海制置司保留了下来。沿海制置使例由所在地守令兼,其日常工作由副使负责,因其军事性质,副使通常为武职担任。沿海制置司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军事力量,本来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部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民政的色彩越来越浓。

考证“扶轮”

  《复旦学报》2007年第1期刊登姚小鸥的文章《“扶轮”考》。文章认为,“扶轮”原为军事术语,它的原始意义是为乘车的主要乘员担任护卫,引申义是舍身报恩,六朝以后演绎为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情节,《赵氏孤儿》杂剧中的相应情节即由此而来。对“扶轮”这一典故的来源考索及演变过程的分析,证明《赵氏孤儿》的本事不能简单地断为出自《左传》或《史记》等史书,其更为直接的创作素材采自历代小说话本与其他表演艺术。

关于“吴均体”的讨论

  《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刊登万光治的文章《论“吴均体”》。文章认为,《梁书·文学传》于“吴均体”仅有“清拔有古气”一语。近世有以吴均散文或诗文为“吴均体”者。“吴均体”应与吴均五言诗有关。其“清拔有古气”大抵从摹仿汉魏乐府来;善于炼字琢句,造语恢奇崛峭,风格硬涩寒瘦,是“吴均体”最根本的构成因素。“吴均体”的形成,固与其身世、性格、经历有关,其不满南朝后期诗文过分圆熟轻艳,企图以“奇心”、“奇骨”求得新变,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吴均与中晚唐诗人如贾岛、孟郊的心态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其求新求变的努力,应当予以肯定。

讨论宋代文人的“杖”的文化蕴涵

  《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刊登沈金浩的文章《一枝藤杖平生事——宋代文人的杖及其文化蕴涵》。文章认为,在宋代文人的笔下,杖是一个经常被言及的对象。宋人笔下之杖名目繁多,而杖的材质、拿法、使用时所搭配的“行头”、使用环境、所做之事又有一定的类型偏向性。在宋人有关杖的描写中,寓含、附着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审美心理信息。由“杖文学”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人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创作风尚的发展走势,看到其中所发生的选择性继承,由此也可让我们由小及大地看到文学史发展演变的相关作用因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的杖,也储存着一部文学史,一部审美观念史,一部人生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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