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典籍。这些典籍如血脉传承，既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标志，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所在。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利用、整理出版工作，多次下发文件指导、推动此项工作。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古籍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把古籍保护工作放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高了我们对古籍保护工作的认识。《意见》对各部门如何加强协作，形成合力，把古籍保护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提出了明确要求。《意见》的下发，对我国的古籍保护和整理出版工作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部召开这次会议十分及时，十分必要，十分重要。新闻出版部门将按照至立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意见》的要求精心做好工作，加强与各部门的协作和配合，进一步把这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工作做好。
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情况和落实《意见》的打算。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特别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古籍整理、出版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突出有以下几点：
一、古籍整理出版规模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至今50多年来，整理出版了一大批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近两万种，其中80%以上是改革开放以后整理出版的。推出了一大批具有传承价值的古籍整理工程，如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历经二十年完成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1983年以后，中央财政每年拨专项经费支持古籍整理出版，使得古籍出版的计划性、规范化和古籍整理图书的学术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大批重大项目得以整理出版，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两汉全书》、《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等。一批抢救性的重大项目相继问世，如《中华大藏经》、《甲骨文合集》、《十三经注疏》以及《永乐大典》、《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这些都是古籍整理出版史上前无古人的新成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保护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出版，更是重要的文化工程。在财政部和文化部共同组织下，以国家图书馆为主，对全国各大图书馆数百种馆藏古籍善本进行了原样复制，工程推出唐宋元珍贵版本789种，8990册。这项工程将久已绝版而又传世孤罕的珍稀善本复制，化身千百，使这些文献嘉惠学林，传诸子孙。这是古籍善本保护和利用一次成功的创新，为解决善本古籍“收藏”与“使用”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途径。
二、古籍整理出版总体布局进一步拓展。除传统的文史哲古籍外，科技类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也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重大成果如《诸病源候论校释》、《黄帝内经太素校释》等，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农学方面如《中国农学珍本丛刊》、《中国农业遗产选集》及《齐民要术校释》等。少数民族古籍已整理出版7000种以上，其中《格萨尔王传》、《布洛陀经诗译注》、《福乐智慧》等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三、古籍整理中长期规划不断完善。从1958年到2006年，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精神，先后制定了6个古籍整理的中长期规划，即《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0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1996—2000)重点规划》以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0—2005年)重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指导下，在国家财政划拨的古籍整理出版专款的支持下，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调控，基本走上了有领导、有规划、有竞争、有协调的轨道。
四、古籍整理出版队伍进一步壮大。1958年，中华书局被指定为古籍专业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古籍专业出版社蓬勃兴起。现在全国古籍出版社已达23家，编辑人员700余人，年平均出书品种在5000种左右(其中古籍整理、研究、普及类图书约3000种)，已成为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我们十分重视古籍整理出版人才的培养工作。自200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全国古籍编辑培训班，已培训古籍编辑300余人。
五、古籍资源梳理编目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历时近二十年，于1997年编纂完成后出版。该目录是目前我国最完整的一部古籍善本书目。1993年开始组织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该目录为现存所有古籍的一个品种总目录。目前，《总目》的编纂工作已接近尾声。该项目完成后，我国古籍的存佚情况大致可以摸清，将会大大促进对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同时，已完成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1949—2003)的编纂出版工作。以上述目录为基础的古籍数据库正在建设之中。
虽然我们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离党和国家的要求、人民的要求相差很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为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方向。我们要以此为契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充分认识古籍保护利用的重要性。要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意义，扎实工作，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各项工作做好，特别是落实好《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在这里，我代表总署表个态。我们要按照《意见》的要求，在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强与各部委、各省市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出版部门现有的资源、信息、经验要与大家共享，涉及到出版的编、印、发各环节，包括出版人员的调配，将给予大力的支持，全心全意，齐心协力，共同做好古籍的保护、利用、整理出版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