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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召开
为贯彻落实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安排部署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工作，加快《陕西古籍总目》、《陕西碑刻总目提要》、《陕西金文全集》三大项目实施步伐，2006年12月29日，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
此次会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结分析全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形势，安排部署重大项目，交流古籍存藏、整理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努力开创全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新局面。
陕西省副省长李堂堂到会并讲话。会议由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庄长兴主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余华青作工作报告，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尚勤宣读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陕西古籍总目〉编纂工作的通知》。领导小组成员与相关同志110人参加会议。
副省长李堂堂在讲话中，强调要充分认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出古籍的整理与出版，是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李堂堂副省长总结分析了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肯定了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了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可以借鉴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和经验，实施重大项目、重点工作的带动战略，要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力争将《陕西古籍总目》、《陕西碑刻总目提要》、《陕西金文全集》三大项目打造成陕西省的文化精品，并以此带动年度项目和一般项目的实施。李堂堂副省长最后强调，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全省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大历史责任，也是各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一定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树立信心，鼓起干劲，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动文化产业，增强软实力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李堂堂副省长强调，编纂《陕西古籍总目》、《陕西碑刻总目提要》、《陕西金文全集》，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事业，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各级主管领导要高度重视，统一认识，层层负责，落实责任，力争“十一五”期间陕西省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再上新台阶。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余华青通报了陕西省近两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基本情况，安排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古籍整理出版的重点工作。为完成好三大项目这一重大工程，余华青院长强调要明确编纂工作的意义，要明确编纂工作的责任，要明确编纂工作的任务，要明确工作的要求。同时强调了在编纂工作中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责任、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的责任、省政府各有关部门的责任、古籍存藏单位的责任以及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
陕西省图书馆、宝鸡市图书馆、延安宝塔区图书馆代表分别在会上介绍了各自古籍整理的经验，表示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带头完成好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项目。
这是一次总结大会，也是一次动员大会。会议的召开，必将推动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不断深入。
◆《东学西渐》丛书出版
《光明日报》2007年1月4日载：由著名学者乐黛云先生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近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包括《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五种。近年来，西方文化显示了对他种文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首先把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并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同时中华文化的普适性也日益凸显出来。本套丛书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作者在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的基础上，对误读、吸收和重建等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最后上升到对两种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纪念“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召开50周年
《光明日报》2007年1月23日载：哲学界今天在北京大学隆重纪念“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召开50周年。8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双百方针”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哲学研究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关系，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与沟通，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史研究的互动，开展学术争鸣的问题与方式，学术规范、学术氛围与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50年前，党中央提出繁荣学术文化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贯彻“双百方针”，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57年1月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著名哲学家、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者100余人，集中讨论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如何评价唯心主义、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引起哲学界乃至学术界的热烈争论，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载：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0月21—22日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就“疑古”学说的认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从而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学术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来自海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的50多位学者齐聚一堂，特别是在具有“疑古”倾向与“走出疑古”倾向的两派学人共同与会的情况下，会议不断掀起讨论高潮。在对“疑古”学说进行细致深入地反思的同时，与会学者也对上古史重建的路向及跨学科研究在上古史重建中的作用广泛交流了意见。
◆探讨清末民初“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形成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刊登黄兴清的文章《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文章认为，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语境里，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概念先是大体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新的现代“文明”概念——广义的现代“文化”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地回归与“武化”、物质化相对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关键内涵，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最终复构成一个广、狭义内涵并存的、带有矛盾性的现代“文化”概念结构。这两个重要的现代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当时中国人运用它们进行社会改革的过程。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概念已经在趋新士大夫中逐渐流行开来，并携带一系列现代性主导价值观念，成为维新运动得以全方位展开不容忽视的思想依托；而狭义的“文化”概念的出现及其与广义概念的合构，则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关于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刊登朱英的文章《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会为例》。文章认为具有近代特征的选举制度，在近代中国了早并不是出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而是率先实行于新式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之中。上海商会自1904年正式诞生起，即规定所有领导人均以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会员是各业代表，与一般社团的普通成员有所不同，但也通过选举产生。这种选举制度不同于传统工商组织带有随意性的“推选”方式，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性“选举”规定，体现出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上海商会选举的实践证实，这种制度性规定在其常态选举中基本上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以往强调工商界上层人物挟其雄厚经济实力垄断商会领导权的结论，实际上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清末民初上海商会的选举中也未曾出现过严重的舞弊和贿赂行为，只是到1920年代以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开始形成派别纷争乃至选举风潮，尤其是受到内部不同派别背后政治军事力量的制约，才呈现出从常态向变态的演变趋向。
◆讨论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说
《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刊登刘少虎的文章《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文章认为，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研讨“旧体诗词的命运与未来”
《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刊登有关“旧体诗词”的专题研讨的一系列文章。主持人张海鸥认为，“旧体诗词”这个名称不太准确，但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比如著有《香港诗词论稿》并在香港主办过十几次“诗词大赛”的黄坤尧教授主张称“传统诗词”，日本人称“汉诗”，还有人主张称“国诗”，等等，都不尽如意。总之都是指中国古代形成的各种诗词体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号召“诗界革命”，“五四”以后新体自由诗大兴，旧体诗词便不再是诗坛的骄子了。但其时隐时显，不绝如缕，在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圈中的命运不尽相同。百年间，旧体诗词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旧韵与新韵、格律宽严、创新体制、旧形式与新内容如何融洽、如何提高艺术质量等。尤其是学术研究对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的“三不管”现象，自有其复杂的现实缘故。近些年，文学研究界偶有学者关注现代旧体诗词创作，也有人以此申请到国家或省、部立项的文献整理或史实梳理研究课题，但总体看来研究仍很薄弱。为此，我们邀请了前辈学人姚奠中先生及目前在大陆、香港诗界非常活跃而且颇有影响的几位诗人学者写了这组文章，探讨一些具体问题，希望引起学界朋友更多的关注。
◆关于域外所存宋代文学史料的讨论
《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刊登巩本栋的文章《论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文章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汉语言文化曾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产生过重要影响。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典籍，也从各种渠道传入这些国家，而以宋代以后为著。宋集传至域外后，又多经翻刻，而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原集在中土散失，仅靠朝鲜本或和刻本传世的，也不在少数。此外，由域外士人编纂和撰写的各种宋人诗文的选本、注本和诗话以及文集、史传、笔记等文献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宋代文学史料。
◆关于《汉学师承记》的修撰
《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刊登戚学民的文章《“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与汉宋之争》。文章认为，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江藩撰写本书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辨析“俗文学”
《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刊登谭帆的文章《“俗文学”辨》。文章认为，“俗文学”研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一个世纪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自身显示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俗文学”学科性质的模糊，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等的含混不清，这严重制约了俗文学研究的进展。本文在深入梳理20世纪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俗文学”的概念、特质、研究方法等问题作出阐释，以期对中国俗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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