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知录》，六卷，亦作三卷、四卷、五卷，或不分卷，钱澄之撰。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初名秉镫，字幼光，晚号田间，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明末诸生，复社成员；曾任南明隆武朝延平府推官，永历朝礼部主事、翰林院庶吉士，迁编修，管制诰；一度削发为僧，后隐居乡里，终生不仕清廷。钱澄之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人和思想家。他生活在明清之际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亲身参与了当时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与当时文坛很多重要人物都有过交往，且享年82岁，在清初知识层(尤其是“遗民”)中行辈甚高，影响亦大。其一生著述宏富，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藏山阁集》、《田间诗集》、《田间文集》、《所知录》等，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史学诸学科，精深邃密，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堪与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顾(炎武)共相颉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之一。
公元1645年五月，清豫王多铎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同年闰六月七日，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州；二十七日即帝位，改元隆武。隆武二年八月底，朱聿键被俘于汀州，旋被害。同年十月十四日，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十八日即帝位，以翌年为永历元年。《所知录》所记即隆武元年至永历五年的史事。以六卷本为例，本书卷一为“隆武纪年”，卷二为“永历纪年上”，卷三为“永历纪年中”，卷四为“永历纪年下”，卷五、卷六分别为“南渡三疑案”和《阮大铖小纪》。钱澄之以其对明王朝的忠贞和身历目睹的条件，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隆武朝的建立、李自成余部的归并、何腾蛟的协调众方、郑芝龙的擅权误国、黄道周的慷慨就义、隆武帝的败亡、绍武朝的短促兴亡、永历朝的建立、桂林保卫战和瞿(式耜)焦(琏)的作用、金专用醒李成栋的反正、永历朝臣的内斗、何腾蛟的死难、两广的丧失、瞿(式耜)张(同敞)的殉节……本书所记在时间上前后不到七年，但却是南明史上极为动荡、极为惨烈、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其间政权更迭，事件纷纭，云谲波诡，沧海桑尘。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读罢这段历史，仍然使人悲从中来，掷笔三叹!
钱澄之对这段历史的撰写，所怀情感极为浓烈，而作为史书的载述却平实严谨，比较客观。据本书凡例及卷末附语所云，其记隆武朝“十月以前事，皆得诸闻者”，其他多“所亲见者记之”；而永历朝，“二年以前事，皆得刘湘客之日记”，之后两年多“参而班行，或得诸目击，或得诸章奏，或得诸从戎大夫之口”。对永历五年之后所发生的事，则因“上驾日南，音问阴隔，传闻多不实”，“不敢深以为信，亦不敢记也”。“予所知者，止此矣”。本书初稿完成于1651年，作者时年38岁。之后他历尽艰辛，辗转返回家乡，而该稿则“深匿之”；十余年后，钱氏因“见野史中亦间有传信者，然皆得诸风闻，其中成败是非，本末曲折，未经亲见，故不能深悉也”，为此，复对书稿略作增删，乃写定此书。“谁怜灵武麻鞋叟，老向空山拜杜鹃。”(潘耒赠句)对于这部记录着剑与火、血与泪的史书，作者内心是异常重视并深有寄托的。他七十多岁时，在《复陆翼王书》中，曾说：“足下称仆《所知录》文直事核，仆何敢当?然此二字，固仆平生自矢。以‘所知录’为名，明其不知者多，然犹恐知之未悉也。此事甚大，何时与足下抵掌深论，各出其所知以互相质证乎？仆年过七十，一日尚存，未敢一日忘此志。”(《田间文集》卷五)“直”、“核”，即公正不偏、真实可靠，是钱氏著史所追求的准则。检之史实，《所知录》一书当之无愧。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书中所记史事之下多系以相关诗篇。对此，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某平生好吟，每有感触，辄托诸篇章。闽中舟车之暇，亦间为之。粤则闲曹无事，莫可发摅，每有记事，必系以诗。或无记而但有诗，或记不能详而诗转详者，故诗不得不存也。(《〈所知录〉凡例》)对此，一些人不理解，甚至认为有违史体。倒是清末著名南明史料专家傅以礼做了很好的解说，道出了晚年钱澄之(当时正是康熙二十年左右)所不便说的意思：“至注中分系诗篇，人亦疑有乖史体，故传本每多删削者，不知钱氏本擅词章，所附各什，尤有关系。只以身丁故步，恐涉嫌讳，未便据事直书，不得已托诸咏歌，著补纪所未备。观例言所称或无纪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稿转详等语，即知其苦心所在，乌得以寻常史例绳之。“（《华延年室题跋·所知录》）书中所系列的这些诗篇，后多收入《藏山阁诗存》，读者可取之合读。
近代以还，本书更为时人所重，谢国桢称此书”为记隆武、永历两朝最直接之资料，堪备南明史事之征“（《增订晚明史籍考》卷十一）。一些涉及南明的史书，如孟森《明清史讲义》、钱海岳《南明史》，乃至《剑桥中国明代史》等都将《所知录》列为权威性征引书目。对此书的评价，也有少数持异议的，如全祖望，他曾说：梨洲先生亟称《所知录》之可信，然录中多袒‘五虎’，盖田间翁与刘湘客厚，尤与金堡厚也。”（《鲒埼亭集外编·题〈所知录〉》）当明永历小朝廷内斗激烈，朝臣分吴、楚两党，朝政一度主要由楚党掌握。所谓“五虎”，指楚党的丁时魁、蒙正发、金堡（字道隐）、刘湘客、袁彭年。对全氏的责难，傅以礼和李慈铭都有辩驳。傅以礼认为：钱澄之“平居论及‘五虎’，屡著微词，录中备载其说，岂全氏独未检及乎？至桂林之陷，录但云初拟道隐必死，已而别山（指张同敞）死而道隐僧，颇讶之。已，见其《上定南王书），请收留守（指瞿式耜）及张司马尸，词气慷慨，乃信其非惧死而逃于僧者也。并未如全氏所云，更不解何以误记。”进而言词激烈地驳道：“钱氏人品学术，久经论定，国史列入《儒林》，洵足当之无愧；设有贤智之过，为世口实，犹当众恶必察，况仅出一家私志，别无佐证，即为推波助澜，坐以结党营私罪案，毋乃厚诬前哲乎？”（《华延年室题跋·所知录》）当然，该书也有缺点，由于书稿撰写于那样动荡的时期，书中有少数地方记载失实。如唐王朱聿键父名“器墭”，误作名“义”；隆武朝通政使马思理于福州城陷时遁走，而误作缢死，等等。傅以礼在题跋中言之甚详，不赘。
本书在钱澄之生前未能刊刻成书。钱氏去世后，随着文网渐密，此书因触碍甚多，愈加无刊刻的可能了。从此，该书只能以抄本的形式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据全祖望言，连作《田间先生墓表》的方苞“似亦未见此书”。康、雍以降，寻之史籍，已罕有人提及此书了。直到道光时《荆驼逸史》本刊出，尤其到咸、同后文禁已弛，此书始渐多抄本浮出，并为治南明史者所重视。然而这些抄本，“第二百年来，辗转传抄，不能悉依原书，体例遂致凌杂失次，眉目不清，加之任意刊落，信手夺伪，传本互异，端由于此”。傅氏《华延年室题跋》的这段话，道出了《所知录》一书抄本各异的状况和原因。
笔者数年来负责《钱澄之全集》的编刊，因而对包括《所知录》在内的钱氏著作多有访查，多有盘桓，据所知见，该书至少有以下版本：
1.清抄本 六卷 藏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本）
2.清抄本 六卷 藏南开大学图书馆（简称南开本）
3.清抄本 六卷 藏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4.清末新学会社排印本 六卷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简称新学本）
5.清是亦轩本 五卷 藏上海图书馆（简称是抄本）
6.清抄本 三卷附录一卷 藏上海图书馆
7.清光绪傅氏华延年室抄本 傅以礼校并跋 三卷附录一卷 藏上海图书馆（简称傅校本）
8.清抄本 三卷 藏江苏省常熟市文管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简称常抄本）
9.清抄本 二卷附录一卷 藏国家图书馆
10.清道光活字印刷《荆驼逸史》本 伦明校 三卷 藏国家图书馆（简称《荆》本）
11.清乾隆十六年黄宗昊抄本 不分卷 藏上海图书馆（简称黄抄本）
12.清抄本 傅以礼跋 不分卷 藏上海图书馆
13.清抄本 不分卷 藏辽宁省图书馆
14.清抄本 三册二卷 嘉业堂所藏
15.清宣统间抄本 二卷 藏上海图书馆
另据傅以礼题跋，同、光明武进人庄士敏（字仲求）、长乐人谢章铤（字枚如）亦藏有《所知录》抄本。两家抄本“均不分卷。庄本附录完具，诗则全删。谢本载诗特备，惜卷首阙《例言》，附录中少《阮大铖小纪》”（《华延年室题跋·所知录》）。再，与钱氏同籍桐城的晚清著名学者萧穆（字敬孚）或亦藏有传抄本。
以上所列抄本，大多已载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抄本正如傅以礼所言，皆“辗转传抄，不能悉依原书”，相互间差异亦多，很难判定何本最为接近钱氏原稿，更不能皮相地认为六卷本必较三卷、二卷或不分卷本为完本。笔者浅陋，对如此抄本众多且相互差异甚大之书，尚未多见，而其校勘之繁难则亦可想见。
《所知录》诸本卷帙、体例、文字、格式各有差异，亦各有特点。如“南开本”，单页10行，行多21字，除避讳外，与“国图本”甚为接近。“傅校本”校录最精，不愧名家手眼，一些避讳字（如弘、虏等）亦多回改本字。“黄抄本”与“常抄本”颇同，想皆缘自乾隆时所抄。“是抄本”，1册，绿格，单页10行，行多22字，版心下标“是亦轩”，扉页书名下标“澄之钱秉镫辑，乙未春楼桐君贻”13字；无凡例，无文中小字注。该本甚怪，凡异于“国图本”处亦多与别本有异，恐多系妄改所致。国图三卷本，单页9行，行多22字，扉页书名下标“世赞堂”三字。新学本则接近南开本。至于《荆》本，夺讹最多，文中诗篇亦悉数删去。需要说明的是，各本卷帙虽异，内容则相差不大，所谓五卷本，或四卷附录一卷本，与六卷本同，只是将六卷本的五、六两卷合为一卷或合为附录。三卷本或二卷本则与六卷本前四卷同。总之，各本卷数上的主要差异在于有无《南渡三疑案》和《阮大铖本末小纪》。其实，此两卷（实为两篇）本有别于专记隆武、永历两朝的内容，笔者倒相信，《所知录》最初的稿本未必含有这两“卷”。
本书作为七卷本《钱澄之全集》的最后一本，即将由黄山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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