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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简 讯

 


 

《唐代歌行论》出版

  《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0月13日载:最近,薛天纬所著《唐代歌行论》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90年起即开始推出并广受学术界好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中的一部。在这部学术著作中,作者在前人从诗体学意义上对歌行所作的理论探讨基础上,通过溯源、衍流、正名三个部分,分别以先唐的歌行、唐代歌行、歌行的诗体学概念为对象,立足于诗歌创作的实际状况和发展历史的考察,对唐代歌行展开了综合论述。目前对于唐代歌行研究虽已有不少论文,但从专著的角度来看,本书当称填补空白之作。

《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出版

  《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0月27日载:由龚延明教授撰写的《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近日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本书由序论、凡例、词目表和正文条目组成。按笔画检索。收词包括了历代王朝国家机构正式官名的各种别名,上起三代,下讫清末,共计9400余条。由于同一条目下又包含数条、或者十数条甚至几十条子目,这样全书总条目数达30000条以上。所有的条目、例证都是从历代典籍、史料、文集、笔记、碑传,以及出土文物中求索、收集而成的。在释文引证方面均使用第一手原始资料作书证,所引用的资料,不止四部中的文献,其他卜辞、金文、简牍、碑刻资料均在征引之列,做到了无一处无来历、字字有依据,资料考证翔实可靠,给史学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而对别名的溯源、历史演变的考究,又给官制制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思路;官称别名是名物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大辞典》的出版,不但充实了名物研究的内容,也给其他称谓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新发现脂砚斋评《红楼梦》残抄本

  《光明日报》2006年10月31日载:近日,一部仅存十回文字和数十回总目的脂砚斋评《红楼梦》残抄本被专家认定为新发现的版本,在红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这部新发现的残脂本《红楼梦》曾于今年6月14日由上海某艺术品拍卖公司以18万元的价格拍出。根据原藏者的题记和印章,可知此书至少为两位藏家收藏,但其具体流传过程,尚不明晰。对于此残本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和著名《红楼梦》版本专家杜春耕先生作了初步鉴定,均认为这是一个新发现版本。同日《光明日报》上同时刊发了这两位学者的相关文章。

对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

  《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刊登沈卫荣的文章《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文章认为,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过去完全被人忽略的藏传密教文献,将其与回鹘、西夏、蒙古文中的佛教文献相比较,则可重构11—14世纪西域佛教史。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多部不见于现存各种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佛经,以及西夏和元朝时期翻译、流通的藏传密教仪轨手写本,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新发现材料表明,从高昌回鹘到西夏和蒙古时代,西域依然扮演着东西文明之熔炉这样一个角色,11—14世纪西域地区之佛教历史一脉相承,在高昌回鹘、西夏和蒙古的宗教信仰中均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汉传佛教,也不是印度佛教,而是藏传密教。

讨论清末官制改革的问题

  《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刊登关晓红的文章《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文章认为,清代原直省总督、巡抚衙门不置属官,司道衙署职官数量甚少,幕府成为事实上的体制外机构。咸同以后,随社会变化与政务增多,文案处与科房数量增加,众多局处所的不断衍生与扩充,分别从督抚衙门内外伸展行政权力,影响中央财政,原有体制弊端更为突出。清季新政的外官制改革,以借用唐宋幕职为形式,通过分科治事体现了近代科层制精神,将体制内外机构整合改造,使幕友成为职官,并设会议厅议政决策,其建置反映了清季内外官制改革的成果,在行省机构从传统官制向近代行政体制过渡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考证《近思录集解》的版本源流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刊登程水龙等人的文章《宋叶采〈近思录集解〉版本源流考》。文章认为,叶采《近思录集解》自南宋至清代中叶盛行于世。现存有元代与明前期的各种仿宋刻本或重刻本。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主要刻本为周公恕分类改编本。自明代崇祯至清乾隆,各种仿刻、重刻、合刻等形式的叶采集解本盛行一时。本文就种种版本逐一梳理,注其存佚,考其源流。

探讨范仲淹与北宋士风的演变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刊登诸葛忆兵的文章《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文章认为,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

“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6”召开

  由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台湾大学中文系、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文字学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6”于11月8日至10日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共50位学者出席会议。莅临盛会的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台湾大学周凤五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马克教授、日本东北大学浅野裕一教授等先生,皆为国际驰名的汉学与简帛学大家。这场国际中国简帛学界的高层聚会和对话,受到各地、各国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近几十年来,中国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资料层出不穷。新发现造就新学问,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因而呈现新的繁荣、新的走向、新的格局,简帛资料的解读、探究成为世界范围的学术热点。在简帛文献大量涌现的热潮中,以湖北为中心的楚国故地尤其引人注目。举世闻名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竹书,以及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都出自湖北。在邻近的湖南、河南、安徽等省,也有长沙马王堆帛书、龙山里耶秦简、新蔡葛陵楚简、阜阳双古堆汉简等震惊寰宇的重大发现。

  为了推动简帛研究,促进国际简帛学界的交流、互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教授与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凤五先生、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顾立雅讲座教授夏含夷先生商定,由三方共同发起、主办“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Excavated Texts)”,拟在自2006年至2010年的五年时间内,每年召开一次。一次会议设计三五个主题,邀约世界各地学者参加,用三四天时间作比较深入的探讨。

  本次会议的主题有:1.战国文字研究;2.新出土楚简研究;3.新出土秦汉简研究;4.简帛整理与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会上发表的数十篇论文,在文字辨识、文本解读和内涵探究上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对于里耶秦简和九连墩“简册”画等最新发现,也有专文论述。这些成果代表了简帛学前沿的最新思考和探索,标示着这个新兴、交叉学科的蓬勃生机和旺盛的创造力。

250种明清古籍获“抢救性”修复

  北京市文物局2004年启动的古籍“抢救性”工程基本完成,两年来共投入60万元资金,对250种明清珍贵古籍进行了“抢救性”修复。

  此次修缮的250种古籍是从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所藏的16万余册古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目前所做的“抢救性”修复离全面保护还有一定距离,只是对残损严重并且特别珍贵的书籍进行修补、整理和修复。而古籍防虫蛀和风化所需的樟木盒套、函套等,目前还缺乏资金购买。“因为历史上曾经历过水、火等天灾以及搬迁动荡,这些珍贵古籍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有的纸片已经开始掉渣儿,有的书页已经散了,再不进行修复,就会毁掉了。”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些珍贵的明清古籍多数是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其中包括明兰格抄本《文苑英华》、明嘉靖《李端集》、明汲古阁本《酉阳杂俎续集》、《影印金本刘知远诸宫词》等,其中仅《文苑英华》一种就有80册。250种古籍总数达到一千多册。

关于古代史学文本的讨论

  《文史哲》2006年第5期刊登李洪岩的文章《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文章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理论具有客观主义的特质,史学文本写作实践却表现出反客观主义的文学化情形,由此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并延展到近代史学,构成考察整个中国史学脉络的一个线索。史学文本中的文学化现象表现在许多方面,具有必然性和认识论上的某些理据,时常造成历史认知的变形。反文学的史学文本思想则缺乏历史认识论的澄明,甚至成为悖论,但客观主义的史学文本书写规则并未因此而失效。将古今之文本理论与史学实践结合起来,参照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予以观照,对史学观念颇多警示与警醒作用。后现代主义逼使客观主义深刻地反躬自省,然而,无论史学文本具有多么强烈的诗性结构,“历史真实”的概念却依然可以成立,史学文本所表现出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都无从抹煞。将后现代主义中“异化的力量”“解构”掉,吸取其“合理内核”,历史学将变得更加自信。

《曾国荃全集》出版

  岳麓书社继2005年出版《魏源全集》之后,今年又推出一部由唐浩明先生担任责编的重要湘籍名人著作《曾国荃全集》。

  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湖南湘乡县荷塘二十四都(今属湖南双峰县)人,清道光四年(1824)生,光绪十六年(1890)年病逝于南京。早年随兄曾国藩筹建湘军,咸丰六年起独领一军,系湘军的主要首领之一。先后担任湖北巡抚、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封一等威毅伯,逝世后追赠太子太傅,谥忠襄。

  曾国荃的著作,在其身后结集为《曾忠襄公遗集》传世,包括奏疏、书札、文集、批牍、年谱、荣哀录,共六十七卷,约一百七十五万字。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遗集》还很不完备,在编辑上存在体例驳杂、编次淆乱的问题,文字中也有不少错误之处。此次整理出版的《曾国荃全集》,即以《曾忠襄公遗集》为底本,并在此基础上广泛辑佚、重新编次、细加考订、认真校勘而成。《全集》共6册,第一、二册奏疏;第三册书札;第四册书札、电稿;第五册家书;第六册公牍、批牍、文集、诗词、联语、题铭、附录。各部分均按写作时间的循序编次。《全集》中“家书”部分,主要辑自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附录”部分,除收录底本中的“荣哀录”外,又收入《清史稿》、《清史列传》等文献中的《曾国荃传》等几种主要传记资料和梁小进编撰的曾氏年表。

  《曾国荃全集》的整理系由中南大学、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和其他事业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梁小进先生担任主编,对全集编校工作组织安排,并通读审校各册初稿和校样。全集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历经两年编辑而成。责任编辑唐浩明先生系当今著名的研究曾国藩的专家,他编辑的《曾国藩全集》、创作的长篇小说《曾国藩》掀起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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