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是刻划、打印或书写在陶器上的文字。与甲骨文、金文等特定时期的文字不同，陶文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新石器时期到明清都有可能发现陶文。大汶口文化的陶文不仅有象形字，还出现了两三个象形符号组成的会意字，对于文字起源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社会大发展时期，但恰恰又是陶文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极多，而且内容丰富多彩，对于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国时期考古发现的文字相对匮乏的缺憾。正因为陶文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因此历史上出现的真、草、隶、篆等各种书体，在陶文中应有尽有。陶文俨然是一部书法篆刻艺术史。
成书于清道光十七年的马星翼《邹县金石志》中已有邹县纪王城出土陶文的记载。道光十四年进士，卒于咸丰六年的吴式芬收藏过一件秦国陶文的完整陶鼎。由此可知陶文的发现当不晚于清道光时期。第一个大规模收藏、著录陶文的是著名金石学家潍县陈介祺(号E837斋)，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晚清和民国时期收藏、著录陶文蔚然成风，粗计不下六七家，但受到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已经出现的陶文著录仅有寥寥数种，而且收录陶文数量有限，一般只有百余件、数百件，最多者也不过两三千件。大多数的陶文都被作为善本珍藏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和文博单位，外界很难利用。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陶文散见于各类考古书刊中，查找不易。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陶文的研究和利用，学术界急需一部《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式的大型陶文图集，以弥补陶文资料相对匮乏的缺憾。于是，王恩田先生编著、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规划的《陶文图录》，遂应运而生。
王恩田先生供职的单位山东省博物馆以收藏陶文宏富见长，所藏已刊、未刊陶文图集20余种近万件，未经著录的陶文实物2000件。王先生以馆藏陶文为基础，兼承百家，从所得陶文22000件中，剔除重复破残，选用12000余件，编成《陶文图录》，分装六巨册，由齐鲁书社精心印刷出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集大成性的陶文著作，定会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 《陶文图录》采用年代与分国相结合的编辑体例，全书分为十卷：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编为第一卷，以探陶文之“源”；第二至七卷收录战国和秦代陶文，按齐、邹、燕、三晋两国、秦国与秦代和不明国别的顺序编排，是全书的主题部分；两汉及其以后编为第八卷以观陶文之“流”；陶文摹本和以往著录中被作为陶文收录的图案、战国封泥、玺印、瓦当、陶范以及汉族以外其他民族的陶文等作为“参考”编为第九卷；伪品及可疑编为第十卷。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且较为科学、完善的编撰体例。
作为全书主题的战国陶文中，以齐、邹两国陶文数量为最多，两者相加占了战国陶文的一半以上。在齐、邹陶文中又以民营制陶业为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山东地区民营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
与齐、邹陶文不同，燕、秦则以官营陶业的陶文为主，尤以秦国为最，反映出秦国刑徒和徭役生产的普遍性。亭市陶文在秦国也很突出，开秦代亭市陶文之先河。亭市是市场对商品货量的管理、监督机构，不是生产单位，也不是督造机构。
陈介祺在往来书翰中曾反复强调陶文辨伪的重要性，但以往的已刊、未刊陶文图集内伪品依然充斥其中，给陶文研究造成极大的混乱。《陶文图录》特设一卷，专收伪品及可疑陶文，这对陶文辨伪的讨论和研究来说，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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