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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研讨会召开
《光明日报》2006年6月6日载：“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召开，三十余位国学专家学者，对国文与国学教育、国学在现行教育体制中的定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2005年被称为“国学年”，其中，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有若干所大学有意创办国学院、系，或是试办国学专业。与会者指出，对于有志于兴办国学教学、科研机构的学校来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比如，不同学术理念造成的舆论困惑，国学教育在现行教育体制中的定位，教育经费投入的特殊性等。国学是现代西学影响下的一门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与学科。因此，理所当然地将西方学术分科兼容并包。与会者认为，我们在国学教学的学科基础课中，要引入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学科，主要在于与元典研读和小学知识相互发明，相得益彰。
＊《清史纪事本末》推出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6月14日载：上海大学出版社推出由史学专家撰写的300万字《清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是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炳文、白新良教授主编，10位明清史专家历时3年、以白话文撰写的10卷本纪事本末体史书。其中，每卷在30万字篇幅中记事约50件，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全方位反映了清代历史面貌。
＊道统、系谱与历史的关系
《文史哲》2006年第3期刊登葛兆光的文章《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文章认为，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复旦学报》2006年第3期刊登李时人等的文章《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文章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影响是在汉字和汉文化，包括大量汉文典籍输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背景下发生的。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小说传入日本和日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情况，提出日本古代小说的“早熟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助了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积累和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入：不同历史阶段陆续传入的中国古代小说，促进了日本古代小说文体的创造更新和艺术上的进步，使日本古代小说的阶段性发展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本文认为，“翻案小说”和“汉文小说”也应该是日本古代小说中不应被忽视的组成部分；日本古代小说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仍然能够坚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则是值得称道的。
＊述论元代冗官
《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刊登李治安的文章《元代冗官述论》。文章认为，元代冗官，不仅普遍存在，还以官府名目繁多重叠、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肆虐于政坛，从而成为继两宋以后又一个官府冗滥甚为突出的时期。蒙、汉政治文化二元体制下的汉地官与蒙古游牧官的拼加混合，直接导致了官府叠床架屋。蒙古忽里台贵族会议旧俗和统治者视官爵如赏赐的放纵政策，又为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推波助澜。蒙古皇室贵族及怯薛近侍等在冗官浪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讨论《绣像小说》的刊行、停刊和编者
《华东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刊登文迎霞的文章《关于〈绣像小说〉的刊行、停刊和编者》。文章认为，《绣像小说》在晚清小说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相关资料的匮缺，这份小说期刊还有不少问题悬而待决。其实，当时的报纸刊登了不少《绣像小说》出版发行的广告，根据这些广告透露的信息，本文集中对该刊物的刊行、停刊时间与编者问题作了辨析。实际上，该杂志第一年二十四期存在严重延期情况并造成第二、三年杂志出版的顺延，其停刊时间下限为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1907年1月30日)；该杂志的编者为李伯元。
＊《顾颉刚全集》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适值80年前的6月11日，顾颉刚先生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在北京出版，“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胡适以为：“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因为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认为：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正是这三点，打破了人们头脑中“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传统观念，由此展开了大论战。
“层累说”在学术界所产生的革命性的震荡，使当时不论何种史观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它在史学上所占的重要位置。胡适以为“层累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郭沫若称“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自此引起了当时学界对古代史料真伪的考辨，形成了“古史辨派”。然而围绕着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围绕着“古史辨派”、围绕着对中国古史的研究与探索，八十年以来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成了现当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和现象。
然而作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领军人的顾颉刚，他的著作却一直未能整体结集出版。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数量多，二是编校难，三是投入大。《顾颉刚全集》的编纂历时了二十多年，从国家“九五”重点项目迁延到了“十五”，又迁延至“十一五”，中间转换了数家出版单位，最终纳入到中华书局的出版计划，实现了顾颉刚“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出版的心愿。
2006年6月9日，《顾颉刚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在中华书局正式启动。耿云志、王煦华、顾潮、刘俐娜、欧阳哲生、马勇、王学典、彭卫、张越等专家学者齐聚中华，商讨编辑出版事宜。
《顾颉刚全集》包括“古史论文卷”、“读书笔记卷”、“边疆与民族卷”、“民俗卷”、“文集卷”、“日记卷”、“书信卷”、“文库目录卷”八卷，共计两千多万字。中华书局表示，将以最优秀的编校、印制质量来出版《顾颉刚全集》。为更好地体现老一代学人的治学特点与治学精神，中华书局还决定斥巨资影印出版《顾颉刚档案资料汇编》；为纪念《古史辨》发表八十周年，中华书局近期将出版《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手稿(双色套印)及《顾颉刚先生学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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