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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通史》出版
《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4月7日载：最近，由萧一山所编的《清代通史》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以近代方法编写清史的开山之作，史事叙述较多，然亦杂糅了一些历史传说。卷首有清代外交条约章表。记史从乾隆述至同治期。作者称“本书参考书籍，不下六七百种”，“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在书中，作者将文化置于特殊的地位，统率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想，学术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他把民族革命置于首位，对与民族革命有关的秘密结社，如三点会、天地会、洪门等，叙述较为详细。
◆《论道崇真集》出版
《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4月14日载：唐明邦所著《论道崇真集》一书近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了唐明邦教授数十年间学习、研究道家道教文化的点滴心得，作者取精用弘，擘肌分理，从方方面面对道家道教文化进行细致入微的多棱透视，带领读者纵观气象氤氲、体系恢弘的玄道世界，详究道学指要，阐述道家思想，评述道教名流，并站在世界和历史的高度探讨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时代意义。唐明邦教授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博古通今，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教学科研工作，对道教文化造诣尤深。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出版
《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4月28日载：由陈尚君辑纂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一书近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尚君的新辑会证本，不仅比旧辑本多出了许多篇幅，即所谓“重辑本纪一，新增列传六十”，而且更正了旧辑本的很多错讹，为重新系统地研究五代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助益。过去清代人辑录《旧五代史》时，尚有未散佚的《永乐大典》等为基本依据，因此较为容易，而陈尚君重新辑纂此书时，《永乐大典》已经大部亡佚，仅存八百余卷，不足原本二十分之一，因此，不得不从更多的传世文献中，重新去爬梳钩辑，才能超越其上，这需要广博的文献知识和历史知识，更需要巨大的耐心和细心。他继承陈垣先生的做法，把原来的《旧五代史》打散重新编次整理，并充分使用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五代会要》、《资治通鉴考异》及《注》、《新五代史》等大型文献以及各种零散资料，一一考证校订，进行了非常艰辛的工作。不仅重新补《梁太祖纪》，重新补辑六十篇人物传记，删去了误收之传，还广泛使用各种资料，进行了精心校勘，更正旧辑之错误。值得提出的是，他仿照《三国志》裴注之例，尽量收集五代文献，散在各正文之下，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文献资料，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创新体例，现代学术尤其是历史研究，越来越讲究史料的齐备，陈氏新辑本仿照裴氏旧例，自创辑纂正文之外加以辑录资料的方式，这为古籍整理提供了新的典型，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源。
◆研讨《汉学师承记》的学术价值
《文史哲》2006年第2期刊登陈其泰的文章《〈汉学师承记〉的学术价值》。文章认为，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考证宋代书判拔萃科
《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HT4”SS〗刊登曹家齐的文章《宋代书判拔萃科考》。文章认为，宋代书判拔萃科仅存在于北宋前期，曾两度置废，但性质有所不同。首次设置于建隆三年，属于吏部科目选，应试者须是有出身、有官者。大中祥符元年，因失去科目选意义而被废。第二次设置于天圣七年，属于制举之一科。景祐元年，因不合皇帝亲试的制科规矩再度被废。宋代书判拔萃科有较为严格的考选制度，曾得到认真执行。
◆关于《为政忠告》的作者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载王同策《关于〈为政忠告〉的作者》一文，从明李颙《司牧宝鉴》一书所载姜曾序中引发出的这个问题，作者征引《南昌县志》等多种方志材料证明“张国瑞(号静吾)穷年著书，皆官箴要言，分《庙堂忠告》、《风宪忠告》、《牧民忠告》三卷上养浩”的记载事出有因。同时，也举证许多材料说明“养浩著《忠告》根据坚实”。据此，作者作出“大体合理的推断”：
(一)《忠告》确为张国瑞写成，应无问题。书成，“上养浩，养浩叹服，荐于朝，以其书付秘阁”。因为“付秘阁”者为养浩，且其既为朝官，又为著名文学家，遂被误认为即养浩所著。
(二)《忠告》确经张国瑞执笔写出，诚如姜曾序文所言，“能悉希孟之心；如出希孟之口”，如果说，写前养浩有所授意；写后养浩有所修订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三种《忠告》并非成于一时，但三《忠告》写作具体时间尚难定实。从体例及张引《上书表》看，《风宪忠告》、《庙堂忠告》相同，或出养浩之手，而《牧民忠告》则与其他二种有异，或为国瑞所作，亦有可能。
(四)古人尚无如今人之著作权之明确观念，在上下级关系间，下级写出文字，经上峰认可，即作为上峰之作上呈，包括养浩、国瑞在内的仕人官府均加认同，乃至后来写《司牧宝鉴》序言的姜曾，虽然在序中提出了《忠告》实出国瑞之手的问题，但文前仍称“余尝读张养浩《三事忠告》”，也认为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加以计较，故行文中实际上已承认了这一现实。
作者认为，在新材料发现之前，对《为政忠告》作者谁属的问题，不妨视之为张养浩、张国瑞合作较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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