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事中古汉语研究，还是从事中古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等历史学科的研究，中古小说都是不能或缺的宝贵材料，而涉及中古小说的所有研究，都必须以其真实可靠的文本和对文本准确无误的理解为前提。可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前提并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传抄翻刻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讹误衍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些文言小说中有不少理解不易的口语成分，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校释的难题。值得高兴的是，这些难题已经有不少专家开始关注了，并且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现在摆在我面前的由范崇高先生所著的《中古小说校释集稿》就是这样一部专著。

　　从晋代至北宋出现了很多小说，《中古小说校释集稿》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已整理出版的十七部小说和一部小说类书，即晋代的《搜神记》、《搜神后记》、《西京杂记》、《拾遗记》，南朝的《异苑》、《世说新语》、《殷芸小说》，北朝的《谈薮》，唐代的《冥报记》、《冥报拾遗》、《广异记》、《朝野佥载》、《独异志》、《宣室志》、《玄怪录》、《续玄怪录》、《酉阳杂俎》，和北宋编成的类书《太平广记》。它们都是中古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本书作者针对其中校释的难题进行研究，全书共校释了339条。

　　从《中古小说校释集稿》所展现的具体内容来看，本书作者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辨别异文是非、匡正校释失误、考求词句确解、补正辞书疏误等。

　　(一)关于辨别异文是非。文本校勘，特别是辨正异文，是本书作者最为用力的地方。在本书的不少条目中都能见到这样的情形，即正是由于作者解决了异文是非，从而获得了对文本的正确诂释。如《异苑》有“一境以为颜至孝，故慈乌来萃，衔鼓之兴，欲令聋者远闻”句，其中的“聋者远闻”难解。本书作者由此发疑，指出当据《水经注》作“孝声远闻”，随后从文献中寻找出大量材料，分别对“孝声”、“远闻”、“孝声远闻”加以疏解，证成自己的校释。又如把《拾遗记》中的“难老”考定作“忘老”，把《殷芸小说》中的“神仙传”考定作“神仙经”、“四世三公”考定作“四世五公”、“帝星”考定为“帝座”，把《宣室志》中的“我命在天”考定作“我命在我”，以及考定《酉阳杂俎》中的“贩桡朴石灰”无误等，都是这类精彩的例子。

　　(二)关于匡正校释失误。对既有校勘、训释错误进行匡正的例子，在本书中俯拾即是。这里举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广异记》中有“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蕖叶碗，皆黄金隐起，错以瑰璧”句，《太平广记选》的编者失校，而以误字望文生训：“七子螺、红螺杯，指用螺壳制成的酒杯。七子螺中的七子，可能是指上面画着或雕着的七个小孩，也可能指七道弯曲的花纹。”本书作者首先指出“螺”是误字，当作“樏”，接着用很多材料证明“樏”是扁而浅的盛食物器具，又用充分的材料证明“七子”是指樏内格子的数目，由此而知“七子樏”就是里面有七个格子的食器。《朝野佥载》中有“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都督许钦明欲决杀，令众乡人谒尚书，欲救之”句，整理本的校者既错误断句，又悬揣“令”字为衍文，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懂“令”在本文的意思，本书作者用丰富的材料证明“令”在中古有“警告、告诫”义，从而指出“令众”二字当属上句，使原句涣然冰释。

　　(三)关于考求词句确解。词语考释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不仅要有深厚的文献功力、系统的语言学知识，还要有与之相关的其他文化史知识，更要能够触类旁通。如《异苑》有“忽见庭前井中有人出，齐长尺余”句，中华书局本《校勘记》认为“齐”同“脐”。本书作者先后举出古书中相同语境的例子、类似情况的表达和“齐长”的用例，证明此处的“齐”应该以其常义“皆、都”来解，不当认定为“脐”。《太平广记》所引《启颜录》有“又命嘲骆驼，嘲曰：‘骆驼，项曲绿，蹄被他，负物多’”句，由于今人对其中的联绵词多有不解，至有点断失误者。本书作者通过对“曲绿”和“被他”这两个联绵词的诠释，准确地疏通了诗意：骆驼的脖子弯曲，蹄子突起，而能负物众多。《朝野佥载》有“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句，本书作者指出此句的“下部”不能用人体下半身这种常义来解，而是指肛门，并依据丰富的材料指出这是古代医用术语，同时纠正了《汉语大词典》对《百喻经·倒灌喻》一例的误释。

　　(四)关于补正辞书疏误。本书作者非常重视运用中古小说语料补正辞书的疏误，包括专书词典、断代词典和历史大词典，其中被补正最多的就是《汉语大词典》。只要翻阅一下《〈搜神记〉校释》和《〈搜神后记〉校释》这前两部分，补正《汉语大词典》的例子就能看到很多：有补充失收词条的，如“辨校”条；有补充漏列义项的，如“孙息”条；有提早例证的，如“方道”条；有订正引例误文的，如“杜不衍”条；有批评误列词目的，如“命故(命过)”条；有辨正释义的，如“智度”条；等等。其中可圈可点的条目往往能见，而所补正之处也常常不是单一的。如“鬼病”条云：“《汉语大词典》‘鬼病’下有三义：①难以告人的怪病。指相思病。②隐情。③鬼生疾病。其可补正之处有三：一是‘鬼病’的最早例证是金人的作品，远远晚于上举诸例；二是漏列‘鬼魅作怪带给人的疾病’这一义项；三是第③义……书证与释义不符。”

　　《中古小说校释集稿》中充溢着浓郁的朴学精神，渗透着从容的治学理念。阅读是书，感触良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如下四点：

　　(一)穷搜冥讨，探赜索隐。一个看似平常的字词，要获得准确的理解常常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文献的用例需要穷搜冥讨，深藏的意蕴需要探赜索隐。本书中随处可见作者进行这样探索的精彩例子。如“辟方”这个六朝时的俗语词，后世已经比较生疏，本书作者举出《经律异相》引《旧杂譬喻经》以及《太平御览》所引书中的数例，证明这是一个词，它的意义犹如“见方”，并由此确认《晋书》和《太平御览》中异文“辟方”的正确性，《搜神记》中作“可方”是讹文。又如《搜神后记》“贫道以某月日命故，罪福皆不虚，应若影响”句，《太平广记》引“命故”作“命过”，《汉语大词典》将“命故”和“命过”同时立目。本书作者从《经律异相》、《法苑珠林》等书中搜集到近二十条“命过”的用例，确定《搜神后记》的原文当作“命过”。

　　(二)取精用弘，融会贯通。小说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本书作者深知这一点，在研究中自觉把问题放在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知识领域中进行考察，除了运用语言学和文献校勘学的知识和方法以外，还融会贯通了历史、宗教、民俗、中医、地理等各方面知识。如释“晋太始(宋泰始)”、“四世三公(四世五公)”、“步奏官”等条涉及到相关历史知识；释“祭酒”、“冥途”、“九子母”等条运用了宗教知识；释“山林陵树(山陵林树)”、“照射”、“告(占)”等条贯通民俗知识；释“恶悟”、“下部”、“鱼椹(鱼枕)”等条运用了中医知识；释“芜莱山”、“邠江”、“故章县”等条使用了地理知识。

　　(三)辨正成说，持论坚确。修正前修时贤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更需要精心组织材料、多角度参互论证。本书作者深谙此道，每辨一题，均材料丰富、缜密推理，所以结论大多令人信服。如《搜神记》记赤松子事，究竟是“入火不烧”还是“入火自烧”，从唐代开始即莫衷一是。本书作者通过辨明“入火不烧”与“入火自烧”的差异，揭示《抱朴子》中有关服水玉能入火不烧的记载，分析“入火不烧”误为“入火自烧”的原因，用充足的论据证明原文应该是“入火不烧”。又如释《搜神后记》中“颠倒”有“急速而往”义，本书作者首先追溯源头，指出“颠倒”是《诗经》“颠倒衣裳”的省略，接着又举证同时代作品《晋阳秋》中的用例和后世使用此典故的例子，并参照《汉武内传》相似事件的记载，从而对《神仙传》“登当颠倒”一句的异文作出了坚不可移的论断。

　　(四)潜心涵泳，直造古人。做校释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功夫学问，一要舍得花时间，二要能够沉潜得下去，当然更需要具备厚实的文献功底并熟练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本书作者甘心坐了近二十年冷板凳，所考常常能直造古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如《搜神记》“有大蛇从林草中出，径来棺下，委地俯仰，以头击棺，血涕并流，状若哀恸，有顷而去”一句中的“委地”，如果解释为“蜷伏于地”似也可通，但是本书作者却能从异文中得到启示，并用丰富的材料从多个角度证明“委地”原本应该作“委虵”。再如语言学界普遍认为，在古今汉语中，“人”都不曾作为纯粹的量词使用过，而本书作者独具眼力，在《〈续玄怪录〉校释》“人”条列举出九条“数+人+名”的例证，说明“人”在中世汉语中有过用如纯粹量词的现象，提出了对这一成说的重要修正意见。

　　上文说的都是本书的成就和优点，这里举出两个例子来谈谈我的商榷意见。《〈搜神记〉校释》“生鲜”条，作者证“生”有“鲜活、新鲜”义引《汉书·司马相如传》“割鲜染轮”颜师古引李奇注“鲜，生也”，大概不妥。颜师古所引李奇对“割鲜染轮”的注释全文是：“鲜，生也。染，扌需也。切生肉，扌需车轮，盐而食之也。”《文选》李善引李奇同。由下文“生肉”得知，这里的“鲜”应该是特指，李奇所释“生”就是指“生肉”。这一理解在《史记》三家注中也能得到更好的证明，司马贞《索隐》引李奇云：“鲜，生肉也。染，濡也。切生肉濡盐而食之。”裴骃《集解》引郭璞亦云：“鲜，生肉也。”显然，本书作者对李奇注释的理解出现了偏误。《〈西京杂记〉校释》“犊鼻裈”条，本书作者释此衣物形制赞引董志翘先生之说。“犊鼻裈”的形制，古来解释不一，代表性意见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裴骃《集解》引韦昭所主形如犊鼻说；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刘世奉所主裤管至膝之短裤说；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所主无裆之裈说；王先谦《汉书补注》所主围裙说。王继如先生在《学术研究》1983年第2期发表的《犊鼻裈续考》肯定了董文对王先谦的否定，同时认为董文承用韦昭、颜师古以来犊鼻裈形如犊鼻，并以为全无裤管，是不对的。王继如先生赞成刘世奉的解释，包括“犊鼻裈”是得名于这种短裤的裤管长至膝盖处的犊鼻穴，并为证成刘说而补充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材料。本书作者可能没有注意到王继如先生的这篇文章，结果失检虽晚出而更好的意见。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即使可取，也属于吹毛求疵，何况这类微瑕小疵与《中古小说校释集稿》所取得的成果相比，委实是微不足道的。

　　宋代哲人程颢、程颐有言：“学者必潜心积虑，涵养而自得之。”“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二程集·粹言·论学篇》)由上文所揭本书成绩之荦荦大者已经完全可知，范崇高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力求“自得”的“善学”之人。二程勉学之言有曰：“学不博则不能守约，志不笃则不能力行。”(《二程集·罗氏本拾遗》)范崇高先生所以能够成为“自得”的“善学”之人，也可以改造二程的这两句话来解释，即：志笃力行，学博守约。1988年，本书作者完成了硕士论文《唐人小说中的联绵词初探》，此后就一直致力于由此展开的中古小说研究，而且专注于最基本的校释。这些年来，他撰成并发表的论文中有近三十篇是关于中古小说的，比如《〈太平广记选〉注释析疑》(《古汉语研究》1997年1期)、《名量词“人”示例》(《中国语文》2003年3期)都是很有影响的论文，如此笃志力行近二十年，才终于有了这部《中古小说校释集稿》。他的学博不仅仅表现在所研究的中古小说之多、之全面，而且更反映在他为了寻求一字、一词、一语之得所参考的文献之丰富上。中古文献汗牛充栋，研究论著也已经落落满架，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我敢说任何研究者都无法真正穷尽、囊括无遗，本书作者当然也不会例外，中古出土文献如碑刻金石之类本书鲜见征引，有关论著如方一新、王云路二先生所著《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六朝诗歌语词研究》等本书作者也似乎未能寓目，但是中古绝大多数文献和研究论著都已经为本书作者所参考，打开书后所附具体书目，便能知道我所说绝非虚言。花费如此力气、涉猎如此广博，如果著成《中古小说校释丛书》则该有煌煌十余册，甚至更多。可是作者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最精粹的内容以条校、条释的方式奉献给了学术界，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其由博而守约的精神极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