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见到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御笔诏令说清史——影响清朝历史进程的重要档案文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仔细翻检之后发现，该书存在不少问题，出现了一些低级错误。这种现象应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问题是从该书选录的《雍正帝公布“阿其那”、“塞思黑”罪行的谕旨》发现的。其释文是这样的：“历年以来，朕之数弟，昏昧无知，不安本分。其奸伪逆乱之行，尔众大臣(朱批：从前)虽略晓一二，(朱批：何)能尽知。尔等且不能尽知，外间小人又何由知之，……”括号中的“朱批”很奇怪，因为一般朱批都是批在奏折上，这里怎么会批在自己的谕旨上呢?而且，朱批虽然有长有短，最短的只有一二个字(如“胡说”、“是”之类)，但必须是意思完整的文句，这里却出现了“何”、“从前”这样不成文的语句，难以理解。对照书中附印的档案照片之后发现，原来所谓的“朱批”乃是雍正对上谕文稿的朱笔修改，无论这是未公布待批的原稿，还是已公布准备编入有关文献中的抄件，这样的修改在清代文书中屡见不鲜，皇帝的这种朱笔修改一般不称为“朱批”，显然，编纂者对于究竟什么是“朱批”并不十分清楚。

　　按照以往的经验，书稿中出现这样的错误绝非偶然，在其他地方还会存在问题。再加翻阅，发现其编校质量存在较大问题。首先是错字不少，如“贪赃”错为“贪脏”(39页)，“瀛台”错为“赢台”(206页)，“乾隆内府舆图”错为“乾隆内务府舆图”(56页)，袁世凯的别号“洹上钓叟”被写成了“上钓叟”(230页)。122页上列举的四库分类，将“纪事本末”错为“记事本末”、“楚辞”错为“楚词”、“词曲”错为词典”。在姓名方面，把翁同龢写作“翁同和”(116页)，沈葆桢写作“沈保桢”(116页)、“沈宝桢”(184页)，瑞澂写作“瑞徵”(229页)等等。

　　本书所录文书大多笔迹端正，不难辨识，然而却错漏较多。漏释的如96页《雍正帝公布“阿其那”、“塞思黑”罪行的谕旨》“欲将恶名归之朕”句，“归之”下漏释“于”字。167页《恭亲王奕訢等为“新设衙门未尽事宜章程十条”奏折》“恭亲王奕訢等，新设衙门未尽事宜章程十条由”，“等”下漏释“奏”字。168页《恭亲王奕訢等酌拟新设衙门未尽事宜章程十条清单》开头漏释“谨酌拟新设衙门章程十条恭呈御览”一句。误释的如8页《七大恨誓诏》，将“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误为“忽于万历年，明将我二祖无罪加诛”。42页《顺治帝追尊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诏书》，将“宜膺昭报”误为“宜鹰昭报”、“伟烈居以小心”误为“伟列居以小心”。114页《乾隆十六年殿试金榜》，将刘墉的籍贯“山东诸城”误为“山东清城”。164页《咸丰帝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谕旨》，将“遵旨寄信”误为“尊旨寄信”。而124—125页的《朱批福康安等奏拟将钦颁金瓶在大昭寺内供奉事折》，把原件中的“金本巴瓶”均改为“金奔巴瓶”而不加说明。

　　本书对文书整理件的标点，似乎没有顾及撰写者的语气，该连下去的句子贸然点断，感叹和疑问句也常有混淆，如8页《七大恨誓诏》“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机权”，应为“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利”下漏释“之”字)；又如12页“朕诸凡事，宜惟秉于公；成败利钝，悉委于天”，应为“朕诸凡事宜，惟秉于公；成败利钝，悉委于天”，其中的“方略”、“事宜”均不能断开。至于把“采生折割人”标为“采生、折割人”(42页)之类，亦因不明习语所致。

　　本书中对同样格式的文书，整理格式前后不一致。如《道光帝令林则徐、邓廷桢等协力查禁鸦片的谕旨》、《咸丰帝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谕旨》和《同治帝关于选派兵弁学制火器的谕旨》都是廷寄，但它们的格式就是三个样子，“××字寄××”的“字寄”之上，有的逗开，有的不逗开；“×年×月×日奉上谕”有的接排，有的另起行；最后的“遵旨寄信前来”，有的接排，有的却另起行。

　　本书对文书的注释，主要包括文书体例、文书用语以及文书中的典故、人名，其中的详略不均衡、该注不注的地方所在多有，为省篇幅不再一一举例，唯释文书体例和用语当在第一次出现时就注，但前面出现时不注，后面再出现时却又加注的情况很多。另外，一些注释过于随意，如42页对“外藩”加注说：“清时对京外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泛称。”按这是顺治年间的文书，所谓“外藩”至少应包括三藩在内，绝非仅是“少数民族的泛称”。又，211页对“大阿哥”加注说明，并说从光绪末年立大阿哥后，“凡是皇子中年龄大于皇太子的，都泛称大阿哥”。按“大阿哥”乃是清代对皇长子的称呼，而非指“年龄大于皇太子”的皇子，也并非始于光绪末年。

　　本书名为“御笔诏令说清史”，按理“说”应该是本书需要着重经营的部分，且不说编纂者的文书遴选尚有可议之处、文书定名之欠妥不通，即以每篇文书后面所附的评介而论，其内容亦有经不起推敲之处。例如185页上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才惊醒了从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洋务派仍属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何从说起?按作者的语意，似乎在此之前洋务派已经“分化”出来而未醒悟，是侵略战争和农民运动才“惊醒”了他们。下面又说，开办洋务后，“‘夷’的称谓也逐渐演变为‘洋’，和‘土’成为对称之词”。按中国古代和“夷”对称的词为“华”，“夷”变为“洋”以后，作为政治概念的“洋”也依然是与“华”对称，难道那时称外国人为“洋人”而国人自称“土人”吗?

　　以上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绝非全部，限于篇幅不能遍举。单就这些错误而论，许多都属于低级错误。假如编纂者仔细认真一点，假如出版社的编辑具有编校此类专业图书的资质，相信其中大部分错误都能避免或纠正。

　　专业图书的编校错误，出版社方面除了编辑队伍本身的素质下降的因素之外，越出范围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选题是很大的原因。而作者不考虑出版社有无能力，只看谁出价高就给谁、催赶着要快出书交账也要负相当的责任。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导致了书稿和编辑不能达到最佳配合。如何从机制上最大限度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怎样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促使出版社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真正在出版业得到落实，也是我们出版管理部门应该进行研究的问题。

　　此外，本书的页码标识，为了设计上的美化，特别采用了中文数字，如把“97”标为“零玖柒”。这样的页码标识，读者不便于检索倒还在其次，问题在于有两点不符合规范。其一，按照现行规定，出版物中的文字简繁体使用，如无特殊情况应该保持一致，像本书这样的简体字文本，不应该用繁体本贯常采用的中文数字作为页码标识。其二，即使要使用中文数字作为页码标识，如“97”也应标为“九七”或“九十七”、“玖拾柒”而不是“零玖柒”，“零玖柒”不符合中文数字规范。这个问题并非本书所特有，在现在的出版物中有蔓延之势，因此觉得有必要藉此提出，引起有关出版社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