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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编纂《玉台新咏》成学界热点
《文汇读书周报》〖BFQ〗2006年3月3日载：六朝重要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到底是谁编纂的?这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备受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关注。2006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HT5K〗(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章培恒《再谈〈玉台新咏〉的撰录者问题》，进一步与不同意见的学者争鸣。2004年，章培恒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通过对徐陵《〈玉台新咏〉序》的解读，论证此《序》，明确宣告《玉台新咏》为宫中的一个宠妃所“撰录”；论证徐陵不可能自己编了此书却假托为王妃所“撰录”；再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及刘克庄《后村诗话》、严羽《沧浪诗话》等材料，论证目前所见《隋书·经籍志》的著录《玉台新咏》为“徐陵撰”乃是“徐媛撰”之误；得出《玉台新咏》为宠妃张丽华“撰录”的结论。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学者表示赞同或基本赞同，汝信等主编的《中国学术年鉴》把这篇论文作为2004年中国文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来介绍。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商榷意见。章培恒此文是对邬国平、樊荣商榷的答复。此文的观点：通过回答邬国平的商榷，对《〈玉台新咏〉序》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作了仔细的剖析，对该《序》作了进一步深入的解读，证明《序》确实宣告了《玉台新咏》为“丽人”所“撰录”。同时也回答了邬文中所提出的一些较次要的问题。通过对樊荣的回答，指出了“假托”说的没有依据。所以，进一步申述了《玉台新咏》为宫中宠妃所“撰录”的见解，也把《玉台新咏》撰录者的讨论推进了一步。同期学报上还发表了谈培芳对《玉台新咏》版本研究的补充〖HT5K〗(《〈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她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章培恒《玉台新咏》为宫中宠妃“撰录”的见解，同样引人关注。
◆《中华文史论丛》从3月起改为以杂志刊号出版
《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3月31日载：《中华文史论丛》将恢复为以杂志刊号出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自1962年创刊伊始，便以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与北京中华书局的《文史》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史研究刊物。1989年，《中华文史论丛》改为丛刊，以书号形式出版。近日，这本在古代文史研究界享有盛誉的学术杂志，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于今年3月起恢复以杂志刊号出版。和以往不同的是，《中华文史论丛》将不设主编，而是组建了一个29人的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包括朱维铮、李零、周振鹤、陈平原、章培恒、李学勤、葛兆光等著名学者。所刊文章不拘作者资历、流派，希望有总结旧说、发展新知的文章发表，更期待新视角、跨学科，具有新高度的研究水准的论作，也刊发新见史料(含资料钩沉)、国内外相关学术动态综述、读书札记、书话、学术书评等。将实行匿名审稿缺席。谢绝商务广告与出资刊文，以严肃学术，崇尚品格。
◆考辨“诗盛元祐”说
《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刊登萧瑞峰等人的文章《“诗盛元祐”说考辨》。文章认为，从创作群体、作品数量及艺术质量等方面来考察，“诗盛元祐”说难以成立。溯其根源，它是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产物，并且从属于南宋的“元祐叙事”。“元祐体”最初是一个文体概念，南宋末年才演变成为诗体概念，并与其他元祐诗学话语纠缠在一起，为认识元祐诗坛乃至整个宋代诗史带来了许多混乱。
◆讨论“元和体”的原初内涵
《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刊登尚永亮等人的文章《“元和体”原初内涵考论》。文章认为，“元和体”是诗史上的重要概念，然而对其内涵的理解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择其要者予以梳理，考镜源流，品核正误。认为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白氏长庆集序》二文所作相关解说，是准确把握“元和体”原初内涵的关键，其意盖专指元、白二人所作小碎篇章与次韵倡和的长篇排律，乐府讽谕之作不在其中。小碎篇章既包括艳情诗，也包括有感于世事人生而“取其释恨佐欢”的自我吟畅之作；长篇排律既有艺术形式上争雄斗胜、呈技献巧的成分，更包含创前古所未有、示来世以轨辙的新变意图。总的来看，这两类作品都可用以代书、自我吟畅或戏投，亦即都具有世俗化、私人化、情感化和游戏化、技巧化、创新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是元和体诗得以广泛传播以及被人效法的一大要因，而这种传播、效法反过来又导致这些特征的强化和定型。
◆分析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的原因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刊登李长莉的文章《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文章认为，黄遵宪《日本国志》从撰成到刊行延迟了8年，成为近代文坛上的一个历史性遗憾。通过对新发现的两份档案文件的研究，结合其他资料对这一延迟原因加以解析，可知造成这一延迟的首要责任者是李鸿章，他对黄遵宪及《日本国志》的否定性评价，对总理衙门大员产生了消极影响。其次应归咎于总理衙门大臣们的昏庸无识，对于此书不予重视，未予刊行。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皇权官僚士大夫体制，其思想控制和言论束缚机制，使黄遵宪《日本国志》由于有借鉴日本、变法求强的思想倾向，而遭到朝臣大员的冷遇和摒弃。黄遵宪为此书向官方渠道寻求行世而失败的事实表明，在面临民族灾难的危机时期，由于清皇权官僚士大夫体制的僵化、封闭、保守，扼杀了体制内生长的应对变局的知识和思想资源，给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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