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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古代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一般关系
《光明日报》2006年2月7日载：卜宪群在《古代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一般关系——以中国历史为中心的探讨》(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社会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社会秩序既是国家秩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可能构成不依赖于国家行政组织而独立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一种民间秩序。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看，秦汉以降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互分化愈益突出，由经济、宗族、宗教等多重因素构成的新的社会秩序逐步产生，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国家又需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秩序”是古代社会文明能够得以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也使古代国家和社会表现出既相矛盾又相融合的特征。
*评论《唐宋词汇评》
《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2月10日载：由吴熊和主编的《唐宋词汇评》一书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设有如下项目：词人小传，小传下根据具体情况设传记资料、年谱、著述、序跋、总评、附录等项；下录作品，每首作品下设编年、本事、汇评、考证、附录等项，每一项类的有无、多寡，俱因文因事而异，并不强求一律。在相关资料中，编者尤其注意吸纳新的研究成果和墓志、序跋等第一手材料。另外，重视年谱、序跋与碑诔，是贯穿全书的编纂原则。选词之下，根据具体情况附“编年”、“汇评”、“本事”、“考证”、“附录”等项；对《全宋词》中两见的作品，在依从《全宋词》编纂体例的前提下尽量体现编纂者的辨析和见解。书中最有学术含量的项类是“编年”，如主编吴熊和在前言中所举以刘光祖《沁园春·寿晁帅七十》为依据，从而推断出晁公武的准确生年，便是最为生动有力的证据。
*“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启动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2月10日载：由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组织实施、由九州出版社担任出版任务的“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近日启动。“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由多个关联项目构成：一是《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明清时期宫廷最具权威的原始密档1000多万件中，涉台珍贵档案有1万余件，它们系统反映了明清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的有效管理。该项目也是将明清宫藏台湾档案首次系统公布，学术、史料价值极高。二是《民国时期台湾档案汇编》。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的全部档案5万余件，其中涉台珍贵档案约6000多卷，这些档案大多形成于1945年至1949年光复时期，少量形成于1927年至1944年，档案形式除公务文书外，还包括照片、图片、唱片、勋章、印章、股票、钞票、邮票、任命状、商标、字画、家谱、碑帖等，许多档案藏品系解密后首次使用，极具学术、史料价值。三是《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目前在福建泉州、漳州等地民间保存着大量反映两岸地缘血缘关系的族谱文献，这一项目将由福建省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编纂。四是《海外遗存台湾档案汇编》。
*《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出版
《光明日报》2006年2月14日载：由刘焕阳所著《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是一部对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进行多方面综合研究的重要学术专著。该书作者围绕宋代晁氏家族的世系、交游、著述、文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完整的研究，在其家学承传、师友交游、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互动的基础上，揭示了晁氏家族的文学成就，还展示了家族文学对于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西南交通大学开设文字学与文献学学科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2月15日载：针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人才断档、青黄不接，亟待补充力量的现状，西南交通大学于去年开设了语言文字学学科和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其中，语言文字学学科设有出版与编辑、汉语教学与研究、汉语史与方言3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因为从事出版事业必须以语言文字学知识和文史知识、文化知识为基础，出版是“杂家”的事业，他们将积极培养一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以充实古籍整理出版队伍。据介绍，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对集中于对中国古籍的学习、整理和研究，包括传世文献(如传统的四部书籍、宗教文献、文书档案等)、出土文献(如简帛文献、敦煌文献等)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学习古典文献学，首先要熟悉历代各种书籍的形态、样式；其次要熟悉古代的四部分类法，通过目录学知识对古代典籍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并能查找古代典籍及相关研究著述；再次，要会运用校勘学知识对未经整理的古籍进行校勘(包括标点)；最后，要有历史学家的眼光和方法，对古籍及其时代、作者等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关于晚唐公文与行政运作的讨论
《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魏斌的文章《“伏准赦文”与晚唐行政运作》。文章认为，“伏准赦文”是晚唐行政中的一类特殊公文用语。这一用语在晚唐的使用十分广泛，涉及到刑罪处置以外的诸多领域，体现出唐代大赦职能出现变化以后，赦书“申禁”条令对晚唐行政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本文考察了这一用语出现的诸种场合，并进而对其行政意义加以分析，认为这是王朝政令运作的一种新的模式，具有十分特别的政治意义。
*解析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
《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赵世瑜的文章《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文章认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明清以来的华北各地流传甚广，研究者多认为它反映了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但其中诸多困惑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其实无论口碑传说、族谱还是碑刻、地方志等文献，都反映了某种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也反映了移民的生活境遇。在这些记忆中，我们看到的是移民家族定居、发展的历史，北方族群关系变化的历史，卫所制度等国家制度对基层社会影响的历史，也看到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士绅重构大槐树传说背后的时代取向或追求现代性的努力。
*辨析《史籍考》编纂始末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刊登林存阳的文章《〈史籍考〉编纂始末辨析》。文章认为，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总结期，清乾嘉道时期诸儒对经史、小学的缜密考辨和编纂，孕育出《皇清经解》、《史籍考》、《小学考》等颇具宏观性的集大成巨作。与《皇清经解》、《小学考》流传至今而大显于世的命运不同，《史籍考》则因遭兵火之厄而消失于天壤间，隐而不彰。然而，毕沅、谢启昆、潘锡恩之主持经营，章学诚、胡虔、许瀚诸人之汲汲编纂，无不彰显出学人及地方大吏对史学的关注和倡导。因此，梳理和考辨《史籍考》的编纂经过，以及其取向、构架和成就，于深入考察乾嘉道时期的史学趋向不无裨益。
*关于族谱中王羲之佚文的真伪之辨
《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刊登张廷银的文章《族谱中所见王羲之佚文辨伪——兼及族谱在当代文史研究中的作用》。文章认为，在光绪年间所修的浙江、江苏两地的两部蒋氏族谱中，出现了署名王羲之的谱序和传文，但是谱序中记载，在永和十年兰亭修禊之时有蒋家的人向他求序，而求序人的姓名在两篇序文中都不一样，这说明曾经有两批求序者，或者在这一年里有过两次修禊活动，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传文中所提到的蒋奕史书里没有任何记载，西晋时期的冠军将军和会稽、吴兴都督也与他无关，可见这些事迹甚至蒋奕这个人都是杜撰的。因此，这几篇署名王羲之的文章，其实都是伪托之作。我们使用族谱资料时，特别是对待其中有关历史名人的资料时，一定要格外谨慎，不可盲从。
*善本掌故：绣本《地藏菩萨本愿经》
国家图书馆所藏《地藏菩萨本愿经》，统由藏蓝色丝线刺绣而成，经折装，展卷视之，经文在明光下熠熠生辉。绣本经传世极少，此本绣近一万八千字，是目前所知存世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一件。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三品，卷末有偈陀半页，绣像半页。
此绣本经的制作过程，是先在一部选择好的底本上覆以薄绢并用撑子撑紧，用藏蓝色丝线逐字刺绣，完成后再将绣字经文以五行为一面粘贴到用空白厚纸作成的经折上，并将各册前后包裹黄绫贴面的封皮及伏帖刺绣书签，这样使得整部书显得既庄重又华丽。文字的刺绣，既绣工精细，又充分体现原字体的风格气韵，表现出一种流畅感人的神韵。经文下卷有三处上下绢面的补贴，一处左右绢面的衔接和一处补丁，这种看似节俭中，也表现出“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珍惜物力的中国传统美德。
经文的卷首和卷尾各有一幅绣像，卷首是左手执宝珠、右手持锡杖端坐在莲花台上的地藏菩萨，绣工技法粗糙，间杂有部分发绣，尚存未绣完整的部分墨稿，像是匆忙间贴上去的；卷末内封是身着武将服、手持金刚杵的韦将军立像。这两幅绣像色彩丰富，特别是韦驮像，有红、黄、绿、白、灰、紫、棕等十余种颜色，但工法平庸，形象呆板，远逊于字绣的技艺，可以看出两者绝非出自一人之手。
此本或许受到外界潮湿空气的影响，整部经书裱褙工艺欠佳。但丝线的染色工艺十分高超，历经数百年仍光彩依旧。绣字偶有部分颜色外溢，大概是不慎遇水所致。
这部绣本经从其版式字体，大致可推断制作于明朝末期。在经书上部第四品及下部第十品，各有与全文字体迥异的两个相邻半页的补页，其字体已是康熙年间形成的端楷圆秀的馆阁体，书的修补当为清人所为。
(苏晓君《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03月23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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