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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民政协报》近日刊登了徐庆全同志《一项“清理遗产工程”是怎样诞生的》一文。徐庆全同志通过读解齐燕铭同志写给周扬同志的两封信，着重阐述了齐燕铭、周扬同志非常重视古籍整理人才的利用和培养的理念。齐燕铭、周扬同志的这一理念，对我们当前的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将全文转载，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1959年，周恩来向人民政协提出了一项新任务——征集文史资料，他说：“新的东西总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与此同时，齐燕铭也在着手一个有关“旧东西”的规划——整理古籍。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两样文化工程都已蔚为大观。前些天，齐燕铭的女儿齐翔延女士给我送来了新出版的《齐燕铭纪念文集》。书中，一些老同志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齐燕铭在主持古籍整理工作中的重要建树，使我想起了自己收藏的齐燕铭当年为启动古籍整理工作给周扬的两封信。在“国学热”的今天，尤其值得回顾一番。
齐燕铭的第一封信
周扬同志：
我于廿六日离京赴西安，在离京前，本想给你写信，因事情很忙，未果。
最近我找金灿然同志谈了一下明年古籍出版的计划，我提出两点：
一、明年一定要将一般干部的读物大力搞起来，包括选注、选译以及有目的编辑一些对一般干部有益的读物(如中国古代哲学论著等选辑和古典文学作品选辑等等)。
二、整理出版工作强调目的性，所出版的东西一定争取作到成为最好的版本。在这个前提下就要：1.旧印本市场上可以买到，而今天又不是大量需要的就不要重印；2.如果需要整理重印的一定加工吸收前人各本的特长，不要草率出版(当然这是一般原则，此外为了应需要只是照旧版重印的书也不能绝对没有，如翻印《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等等)。
为了培养队伍，我要金这次一定抓紧反右倾对书局干部做好思想教育。看来他那里人力问题还未解决，佟冬同志不知还能努力争取否?吉林富振声同志(第一书记)在京开计划会议，中宣部是否可以找他一商?我的意见如找一人和吉林换一下，富可能答应，像佟的条件搞古籍出版的不(实)在适合，希望中宣部下决心的调来。
其次编辑干部除了去年调了一个右派分子宋云彬，此外也没有增加什么人，以这个力量想抓质量确有问题，请你考虑再向干部处提一下才好。
火车上匆匆不尽，即致
敬礼!
齐燕铭 27/6 1959
一个方案的首倡者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留下了浩瀚的典籍。新中国建立后，本应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但限于开国后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少量的典籍整理出版外，这项工作并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这种局面直到1958年才得以改变。这得益于齐燕铭的倡议。
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由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为新中国的科学发展铺展蓝图。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参与了这个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并进而涌起了藉此机会把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纳入规划的念头。
经过深思熟虑，1957年12月10日，齐燕铭给聂荣臻呈上一份报告，阐述了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简明扼要地列出了这个小组成立后的主要工作：(1)确定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2)领导制定整理出版古籍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并且检查这些计划的执行情况；(3)拟定培养整理古籍人才的方案。小组下设文学(召集人郑振铎、何其芳)、历史(召集人翦伯赞)、哲学(召集人潘梓年、冯友兰)。“小组的日常工作，依托于出版古籍为专业方向的中华书局负责”，并“拟在中华书局设立一个编辑部”。至于人才的培养，报告提出，“拟在北京大学开设一个专业学系”，培养古籍整理专业——现今仍然存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设置就是由此而来的。报告后面附上了一个各分组召集人和成员名单，囊括了中国当代学术大家。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批准，齐燕铭亲自担任了这个小组的组长。
齐燕铭首倡这个方案，是与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分不开的。
1924年，17岁的齐燕铭考入中国大学，1926年开始受教于吴承仕先生。吴先生是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是经学大家章太炎先生的得意弟子，直接继承了章先生的经学和训诂学。在名师指导下，齐燕铭遍览经典古籍，秉承了章太炎先生的治学精神。年轻的齐燕铭有着出两部大书——“经史学”和“史记集注”——的宏伟志向。1930年，齐燕铭毕业后，在吴先生的推荐下，1933年在中国大学担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后来，他又在中法大学讲授《戏剧史》。同时，参与领导学生运动。除此之外，齐燕铭还与吴先生一起，创办了《文史》杂志，这是我国早期以较新的观点研究文史问题的刊物，鲁迅、吕振羽、曹靖华、谭丕谟等大家都是其作者。在出版了4期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以后，他又和老师创办了《盍旦》(出自《礼记》：“相彼盍旦，尚忧患之。”盍旦是夜鸣求旦之鸟)，以杂文为武器，冲破黑暗，迎接黎明。
此后，齐燕铭投身革命，深厚的国学功底为他致力于革命文化事业奠定了基础，也使他始终无法忘怀于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承继。他能在1957年提出这项泽被后世的古籍整理规划，原因即在于此。
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立后，为加强古籍出版力量，齐燕铭将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兼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公室主任。1958年当年，文史哲三个小组完成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从浩瀚的古籍中选择出几千种选用对象，并且列出所采用的版本，其中文学部分3383种，历史部分2095种，哲学部分1313种，合计6791种。很短的时间里，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周扬的作用
按照齐燕铭给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报告，古籍整理分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到了1959年，自然要考虑1960年的年度计划。这是他给周扬信中谈到的主要问题。
周扬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化领域，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自然是在他职责范围之内。作为一名学养很深的文艺理论家，周扬坦言“对这件事是很热心的”，对齐燕铭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在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了报告之后，1958年1月21日，齐燕铭给周扬和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国古籍的情况和整理出版工作的现状，认为“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是远远落在客观需要的后面了”。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合理地组织人力，提高整理和出版质量，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使这一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报告还根据不同类别的古籍和不同的读者对象，对整理方法和步骤提出了具体方案，并建议中宣部对此进行讨论。
同年2月9日至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齐燕铭在会上就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情况和今后的方针、计划要点，作了报告。关于如何制订计划的问题，他说，出版古籍一定要考虑对象。他将对象划分为专家(第一类)、一般研究工作者(第二类)和一般读者(第三类)，根据不同类型出版不同的古籍。
周扬代表中宣部在会上作了讲话。他首先对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表示支持：几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有成绩的，缺点是缺乏通盘计划和目的不明确。现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对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和任务作全盘的考虑和安排，是很必要和很及时的。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问题，周扬认为，必须贯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示的，要以批判的态度清理我国文化遗产的方针。清理我国文化遗产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条件。但我们的态度与国粹主义者根本不同，我们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清理文化遗产，为了继承它和发展它。周扬进一步指出，整理和出版古籍，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方法问题，周扬认为，整理古籍应该要求资料和观点的统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统帅。如有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虽然差一些，但能够把资料搞得准确，也是好的。资料的准确性是很重要的，不要忙于从片言只字来判断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否则会歪曲历史。现在搞学问的老专家不多，要让他们充分发挥力量，使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
周扬具体地谈到了几点措施：一、古籍整理出版以中华书局为据点很好。外国书籍出版工作也准备搞一个规划小组，以商务印书馆为据点。中华书局搞古籍，商务印书馆搞“洋务”，介绍外国的“经、史、子、集”。二、发挥老专家的力量。鉴于经过反右派后很多老专家成为右派，周扬认为，要发挥他们的专长。三、要有几套基本名著丛书。基本名著丛书要有标点、有注释、有介绍。毛泽东提倡干部看书，这要有个阅读书目。四、要有几套好的选本。历代的选本很多，古代好的选本可以重印，但一定要搞新选本。五、要注重培养一支研究古代文化的队伍。
经过讨论，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重点，明确了方向：
一、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名著基本读物。
二、出版重要古籍的集解。
三、整理和出版总集和丛书。
四、出版古籍的今译本。
五、重印、影印古籍。
六、整理与出版阅读和研究古籍的工具书。
以上是一个长期的计划，用会议的话说是“十五年计划”。具体到每一年度的计划，则要在这个大计划中来分年度制订。齐燕铭在给周扬的信中谈到的三项，前两项即是从这个大计划中分出的1960年度小计划。至于后一项关于人才的培养问题，也是周扬在会上讲话说到的。
信中提到的宋云彬，是著名的古籍整理专家。1957年被划为“右派”。根据周扬要发挥“右派”所长的要求，1958年7月上旬，金灿然商请统战部，请他从杭州调往北京，参加古籍整理工作。9月16日，宋云彬到中华书局报到。此后，宋云彬即参与工作。“二十四史”中第一部《史记》的整理出版工作，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信中提到的佟冬系东北大学毕业，被同学们称为“老夫子”。“九一八”事变打碎了他读书救国、报效桑梓的梦想。在流亡北京期间，在党的感召下，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当时游行队伍中横幅上“东北大学”四个字就出自他的手笔。建国初期，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要创办历史系，组织上选择了佟冬担任此事，而时任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的佟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担任历史系主任。他在招收学员时“先看论文后看档案”的做法，在那个年代可谓惊世骇俗了。
大约在“一二·九”运动时，齐燕铭即与佟冬相识，并深知其学术功底。在主持古籍整理这个庞大工程中，齐燕铭想到了佟冬。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努力争取将佟调来工作未果。为此，他希望周扬出面，趁吉林省委书记在京开会的机会再做努力。接到齐燕铭的信后，周扬也的确做了努力，但仍未如愿以偿。
齐燕铭的第二封信
1960年2月16日，齐燕铭出任文化部副部长，随即名正言顺地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纳入到他所领导的范围。在上任的十天之前，他再次致信周扬：
周扬同志：
最近约集了中华书局的几位编辑(傅彬然、陈乃乾等并包括宋云彬共七八个人)座谈了一次，又和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负责人魏建功、张仲纯谈了一次，涉及问题很多，主要认为目前古籍整理工作还应强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也即是“古为今用”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在具体工作中，应该提出工作方法的问题。方法不对，不能贯彻方针。应该在不断地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方法和清代乾嘉诸老的繁琐主义的方法(后一点在中华书局的编辑中比较严重)的过程中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真正科学的整理古籍的方法。应该全面规划整理中国古籍的工作，几年之内(譬如八年、十三年)使中国古籍的面貌基本改观，为今后研究工作大开方便之门。认为如不这样做，只是一部书一部书的整理，方法又不改变，最后不仅会钻入故纸堆中，而且会压在庞大的古书堆下，透不过气来。这样工作也必然会少慢差废，甚至可能没有结果，以上看法不知对否，几时你有空还可详谈一下，请你指示。
由于以上的想法，因而涉及整理古籍的“基本建设”问题。中国目前整理古籍的工具书太少(远不如日本)，这是使工作停顿在低度手工业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工作真正做好，是要付出一定的劳力和时间的，必须早抓。——这一问题希望由科学院出面规划一下，并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
还想建议哲学社会科学部之下设一个古典文献资料编辑所(这个机构可负责编一部分工具书)。其理由：社会上还有力量可以使用，这批人必须集中起来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这件事北大不好做，因这批人不一定都能教学；中华书局扩大太多人也有困难；本也可以安到文史馆，但这批人不一定都是老年，同时作为一个工作单位，还要配备上一批青年人才好工作，此点与文史馆纯粹养老要求不同。如可同意，我可以作一计划送中宣部通过。盼示。
本想面谈一次，听说你要离京，恐时间不得空，先写此信，如有时间请电话告我，还有些事想见面再说。即致
敬礼
齐燕铭 6/2 1960
在前面提到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会议后，齐燕铭即着手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齐燕铭又在上述计划的基础上，根据整理出版工作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了《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长远规划(1962—1972)》(初稿)，合计古籍1551种。这一计划虽然较前有所调整、精简，但由于经验不足，仍旧比较庞大。
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后，齐燕铭决定对古籍整理出版计划再做更加符合实际的调整。他组织有关人士进行论证，经过反复酝酿，重新制定了一份《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规划草案共列入古籍选题500多种，读者对象分作“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前者又分“古籍读本”、“古籍普及读物”、“古籍今译本和改写本”等三部分；后者则分为“历代名著”、“专题史料汇编”、“工具书”三部分。此外，还提出对有些珍本或排印困难的少数有价值的古籍和史料价值较高的近代报刊，采取影印的方式出版。
在当时编辑出版力量匮乏的情况下，这份重点规划草案重点突出，要求明确，选题适当，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定稿后报送中宣部批准后，在周扬的密切配合下，齐燕铭联合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一同行动，将规划草案分别向全国综合性大学和有关研究机构下达，同时发出《协助整理古籍的通知》。有了这一次联合行动，若干年后，这份重点规划草案中的大部分项目都得到了落实。
在信中，齐燕铭再一次强调了古籍整理人才利用和培养的问题。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古籍整理事业，必须加强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在他和金灿然、吴晗、翦伯赞、魏建功等人的努力下，中华书局与北京大学合办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设了古汉语、古籍校勘、版本目录和名著选读等专业课。后来还招收研究生。中华书局也选送青年编辑去深造。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也都在这个专业讲过课，为我国培养出一批不可多得的古籍整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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