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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将整理出版《赵城金藏》
  《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月6日载:近日,为满足更多人收藏、研读的愿望,国家图书馆将联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整理、复制出版“镇馆之宝”《赵城金藏》。据国图善本特藏部《赵城金藏》出版整理委员会负责人介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刊刻的一部大藏经,也是历代刊刻大藏经中流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已成海内外孤本。它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
书》一起被誉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镇馆之宝”。为使这一藏经能够更全面地面世,国图善本特藏部还向全国各藏书机构发出征集倡议,收集配补散遗的经卷,或以提供底本拍摄等形式给予支持。

*《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出版
  《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月6日载:李兵所著《书院与科举制度》一书最近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院与科举在中国古代教育大舞台上共存了一千余年,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二者相互联系又互有区别。唐末五代时期,士人为获得进士科考试需要的诗赋文学知识,是作为教育组织形式存在的书院产生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可以说书院因科举而生。北宋至明清,科举与书院的关系时而密切,时而疏远,几经反复,在清代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本书史料丰富,是书院、科举研究领域的一部新作和力作。

*探讨康有为年谱的相关问题
  《光明日报》2006年1月10日载:马忠文在《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刊于《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所谓康氏从乙未年(1895)开始撰写自编年谱的说法其实并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应当撰写于1899年初。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康有为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因而将其视为康逝世前所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从这一角度来说,年谱也可以看做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康有为自编年谱作为戊戌变法史叙述框架的核心文献之一,在研究其文本自身的同时,重视文本产生的语境,重视其形成过程的探索,无疑有助于我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印出版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1月11日载:经过3年酝酿,齐鲁书社与国家图书馆联手推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印出版工程,使这部珍贵的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类书得以原样再造,原汁原味地呈现给社会各界,方便其传承利用。1月7日,《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影印出版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类书是我国古代工具书的一种,其性质相当于现在的百科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采集广博,内容丰富,1.5万卷经史子集的典籍以及至康熙晚年所出的律令、方志等悉数汇纳,共有50万余页,1.6亿字。全书分为6个汇编、32典、6117部。据悉,此次《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原本再造,聘请了一流的专家学者和编校队伍,采用的水墨复印技术、手工线装工艺、函套制作流程也都是一流的,旨在使这次出版更具有实用价值和收藏价值。

*考证《四库全书总目》的刊竣时间
  《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刊登崔富章的文章《〈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文章认为,殿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校刊负责人曹文埴《奏折》有详确记录。浙本《总目》刊竣于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学政阮元有《跋》为证。浙本的底本是乾隆五十七年的四库馆写本,殿本的底本是乾隆六十年的纪昀修订“完竣”稿本。可见,学界流行的“浙本翻刻殿本”论毫无根据,浙本与殿本一先一后,互有短长。确认殿本刊竣年月,认清浙本早于殿本,可以为《总目》的校勘、探讨《总目》撰著修改全过程以及厘清《总目》传播史上的版本源流提供重要参照。

*讨论东晋文学的主题与地域
  《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刊登王德华的文章《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与地域分布》。文章认为,东晋百余年的文学发展,从时间上看可分为初期、中期及后期三个阶段;从空间即地域角度来看,与三阶段相对应,主要分布在建康、会稽、寻阳三地。时间更替与地域转换的叠合,使东晋百余年文学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东晋初期主要是以建康为中心的京都地域的“中兴”文学主题的兴起,中期主要是以兰亭诗会为代表的会稽地域“玄言”文学主题的兴盛,后期主要是以庐山为中心的寻阳地域“遁世”文学主题的兴盛。其中文学主题的变迁与地域中心的更替与东晋的政治动荡密切相关。

*考辨康熙朝皇子奏折
  《南开学报》2005年第5期刊登白新良的文章《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文章认为,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是康熙朝奏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初奏折发展中也居于重要地位。通过对已刊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数量、分布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由于整理不当,今刊诸皇子奏折内容及进折时间多有错误,无年月奏折甚多。同时,由于康雍之际皇室内部斗争和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时未行全译,致使其中阙漏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学术质量。通过考辨,还可看出,奏折起源于顺治时期,其原始形态是皇室戚属致送皇帝及皇太后之请安折。康熙间,奏折使用范围扩及内外臣工,内容也改以政事为主。与之同时,在上行文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重要。作为奏折原始形态的继承,康熙朝诸皇子奏折亦呈现过渡状态。这些变化,对于当时政局和此后奏折发展方向,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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