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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胜迹图志》30卷,清毕沅撰。毕沅字纕蘅,一字秋帆,江 南镇洋(今江苏太仓)人,《 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二有传。据本传载,毕沅为乾隆十八年举人,二十五年又为一甲一名进 士,授修撰。乾隆三十一年,授甘肃巩秦阶道,调安肃道,寻擢陕西按察使。后任陕西布 政使 。“师征金川,遣沅督饷,军无馈,授巡抚。”毕沅在任,赈济灾民,募民垦荒,兴修水利 ,关注教育,“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陵墓。修华岳庙暨汉 、 唐以来名迹,收碑碣储学宫。”乾隆四十四年丁母忧去官,次年复任。毕沅先后在陕主政 十年。乾隆五十年,调河南巡抚,次年授湖广总督。嘉庆二年卒,赠太子太保。
毕沅在陕主政期间,鉴于关中为周秦汉唐旧都,而存世之诸家撰述如《三辅黄图》、《西京 杂记》及《长安志》、《雍录》之类“体例各殊,纯驳互见,披图按籍,牴牾实繁”,遂“寻求旧迹,订讹厘舛”,于乾隆四十一年撰成《关中胜迹图志》30 卷。同年,毕沅 将此书进呈乾隆帝,四库馆臣奉旨将其著录入《四库全书》。此书“以郡县为经,以地理、 名山、大川、古迹四目为纬”,“考据本末,荟萃诸书,系之以图”,学者认为其“叙述多本亲历,间有考证,率皆精审。沿革、形势,一览了然,实为陕西疆里之书。博而不繁,简而有要,诚能家置一编,诸资实用,正不独为征求古迹渊薮也”。是研究关中历史、地理及文物古迹,尤其是研究周秦汉唐史迹的重要文献。
《关中胜迹图志》已知有三个版本,即灵岩山馆刻本、小琅嬛仙馆本及《四库全书》本。小琅嬛仙馆本民国时已不多见,通行者为其他两本。灵岩山馆本为毕氏家刻本,由于此本刊刻 既久,民国时已有“购置颇艰”之叹,故民国二十五年陕西通志馆依原刻本刊印入《关中丛 书》,是书方得以流传。但此本卷三十开头缺二页,让人使用时感到缺憾。
咸阳师范学院张沛同志校点的《关中胜迹图志》2004年12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对于广大文 史及考古工作者来说,无疑是提供了一套极有用的工具书,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
校点本采用了《关中丛书》本《关中胜迹图志》作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作为校本。但 《关中》本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即卷三十开头原缺二页,这次用上海图书馆藏本予以补充。
张沛同志在校点过程中,通过逐字逐句的对勘,发现两个本子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一个重大 的发现。首先在卷数上便不同。毕沅进呈时云三十卷,而《四库》馆臣则云三十二卷。对此 ,民国时期因未见到四库本原书,故《关中丛书》本跋语云“《清代文献通考》、《书目 答问》作三十二卷似均误”。张沛同志则依据原本作出了明确答案:“《四库全书》将毕沅 三十卷的撰进本各府、州前之图分作两卷,附于书后,作卷三十一、三十二,与撰进本作三 十卷不同,因跋文作者未见过《四库》本,故如是说。”如此,数十年疑问一举释然。另外 ,在校点中还发现,《四库》本在内容和编排上也与《关中》本不同。馆臣奉旨将《关中胜 迹图志》著录入《四库全书》时,对此书的的图文有一定的增删。对于这一现象,校点者采 用了科学的方法进行处理。即《关中》本无,而为《四库》本所增加的整条内容,全部予以 吸收,并作校记,而《四库》本在条目中增加的局部内容,则置于校勘记中。《关中》本有 而为《四库》本所无的内容,则不出校记,这样使读者在使用过程中对两个不同的本子一目 了然。这在各卷都有体现,如卷十八的武成楼、仓颉庙、太王庙、泰伯庙、三公庙等,为《 关中》本所无,而为《四库》本所增。而同卷的太白山神庙条《关中》本和《四库》本引文 不同,则将异文录入校勘记中。另外,四库本卷二十九为绥德州,卷三十为鄜州,而关中本卷二十九为鄜州,卷三十为绥德州,这也在 校勘记中作了说明。
《关中胜迹图志》一书附有大量的图,这些图不仅使内容增色不少,而且还对使用者起着按 图索骥的功用。但是《四库》本和《关中》本在此却有不同,如《四库》本有《陕西疆域总 图》,此图在书中无疑起着总纲性的作用,但《关中》本无此图。这次校点将其收入,置于 卷首。至于《龙首永济二渠图》也为《四库》本所增,为《关中》本所无。此图对于研究明 清时期西安的用水问题很重要,也是很直观的资料。另外《四库》本还增有《西镇吴山图》 ,校点时也将其收入。以上三图的收入,对《关中》本即家刻本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 而《关中》本在图的编排上也有错误。如《草堂寺图》误入鄜州卷 目之前,《汉长陵图》误入商州卷目之前,《壶口图》、《梁山图》误入同州府卷目之前。 按草堂寺在西安府鄠县,《关中》本以为鄜州有杜甫故居而误入。汉长陵在西安府咸阳县,《关中》本以为商州有汉高祖庙而误入。壶 口在延安府宜川县,《关中》本以韩城县有龙门而误入同州。梁山为唐高宗乾陵所在,在乾 州,《关中》本亦因韩城有梁山而误入同州。校点时将这些错误都作了更正。
校点古籍,涉及方面很多,其中对于原书的引文部分尤为重要,但古人对于引文部分并不十 分严格,其既有完整引用,也有只引用其大概文义,这样或多或少产生了文字内容讹误,许 多内容上底本和校本也因种种原因而产生分歧。因此,核对引用文献,是校点古籍的重要内 容。如卷一西安府沿革条,底本作“肃宗元年曰上都”,《四库》本作“代宗”,经查对《 新唐书·地理志》,知作“肃宗”是,《四库》本误。再如校点本284页周勃墓条,底本引 《水经注》作“成国故渠迳周勃冢南”,而《四库》本作“郑国故渠”,经查对《水经注》 ,知作“成国故渠”是,《四库》本误。以上所举是《关中》本不误、《四库》本误的情况 。当然还有《四库》本不误而《关中》本误的现象。如此书471页陇州沿革条,《关中》本 作“大业二年州废,属扶风郡”,《四库》本作“大业三年”,经查对《隋书·地理志》, 知《四库》本是。再如此书257页灵台祠条,《关中》本作灵台,《四库》本作露台。此条 内容,《长安志》临潼县条亦作灵台。张沛同志依据文义,认定《四库》本是。案云露台亦 见《汉书·文帝纪》师古注:“今新丰县南骊山之顶有露台乡,极为高显,犹有文帝所欲作 台之处。”张沛同志所言极是。
这次校点采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这又分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利用碑石资料对原书某 些记载的补充和修正。这与校点者本人工作经历分不开。张沛同志曾为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 室特约编审,长期参与《陕西金石文献汇集》的编审工作,并应约参加了《陕西省志·文物 志》中石刻及碑碣墓志两章的编撰工作,其间曾编著了一部《昭陵碑石》,这部让学人受益 匪浅的著作,正反映了作者对碑石文献的熟悉。这种情况,在《关中胜迹图志》中也得到了 体现。毕沅在记述昭陵的碑石上多有疏漏,如记段志玄碑为贞观二十一年立,张沛同志根据 碑文内容,断定立碑当在高宗时,从而认为罗振玉《昭陵碑录》所云立碑时间为永徽六年二 月或有所据。关于孔颖达碑,毕沅云为贞观二十六年立,而贞观无二十六年,据原碑知为贞 观二十三年。另外孔颖达碑、房玄龄碑、兰陵长公主碑毕沅均云无撰书人名,张沛同志则根 据原碑及相关著录作了相应的补充和更正。其二,对原书中所记述的古迹现状利用考古资料 作了补充。《关中胜迹图志》毕竟是清代人的著作,其所记载的历史古迹,只能是当时人的 所见所闻。而经过二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书中所记的古迹的现状如何,也是在阅读过程中常 会闪出的问题。那么,依据当代的考古成果,来对所载内容作一个补充,无疑是很好的做法 。在校勘记中,张沛同志利用《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陕西省志·文物志》等权 威性著作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对相关内容作了补充说明。如卷五对于长安城、大明宫、 兴庆宫、华清宫等以及卷八对于唐代帝陵均据相关资料作以简要补充说明,使人对这些遗迹 现状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另外,由于历代对于某些古迹的认识有误,而毕沅在当时的条件 下也不可能对此有所改变,只能是以讹传讹,这在一些墓葬的认定上尤为明显。因此,利用 考古资料来对其作以更正,也是一个必要的工作。如卷八记载咸阳县有周文王陵、周武王陵 等西周王陵,对此,唐人已经力辨其非,李泰《括地志》中已经说明应该是秦王陵。但是这 一论断从宋代开始便无人问津,反而郑重其事地认为就是周王陵,毕沅也在陵前立有碑刻。 另外,毕沅还把汉平帝王皇后陵误认作周成王陵,汉元帝王皇后陵误认作周康王陵,把汉成 帝班婕妤墓误认作周恭王陵等等。而这次校点,则依据相关资料,对于这种讹误作了辨析。 再如对于西汉帝陵的误认,也在校点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对一些遗址的位置,则根据考古 发现将其作了订正。如卷四载“黄山宫在兴平县西三十里”。而实际上黄山宫在兴平县东南 田阜乡侯村,此地曾经出土过“黄山宫”瓦当和“横山宫”铭铜灯,其地望也与《水经注 》所记相合。校勘记云,汉时今兴平县西有黄山,盖误以黄山宫在黄山而有此说。再如同卷 载扶荔宫在上林苑,这是引用《三辅黄图》的记载,《关中记》则云扶荔宫在冯翊。而考古 资料则表明,扶荔宫在今陕西韩城,即汉代的左冯翊夏阳县,遗址中曾出土有“夏阳扶荔宫 令辟与天地无极”铭文方砖。这说明《关中记》的记载是正确的。这些都在校勘记中作了说明。
但百密一疏,是书以一人之力校点,其中也偶有纰漏。如卷六据《四库》本补孙思邈宅。案 孙思邈为唐时人,故应将此条置于唐代,《四库》本将其置于宋代不确。又此条引《长安志 》作“在祋祤县东五里流惠乡惠政坊启玉山”。 而《长安志》卷十九华原县作“在县东五里流惠乡惠政坊磬玉山”,其中并无“祋祤”二字。
祋祤为西汉时所置之县,东汉已省。唐宋时 其地又设华原县,汉祋祤县在唐华原县东南 一里,宋华原县东北一里,三者不在一地。故此处的“祋祤”二字应为衍文。另“启玉山”为“磬玉山”之讹。再如卷九潼关厅关城, 底本作“宋熙宁中侍御史陈洎筑”。陈洎,《四库》本作“陈泊”,校点不知孰是。案《宋 史》卷三百二十八《薛向传》载:“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陈洎行边,向诣洎陈三敝, 言:‘今板筑暴兴,吏持斧四出伐木,无问井闾丘陇,民不敢诉。如不得已,宜且葺边城。 函关,秦东塞,今西乡设守,是为弃关内乎?三司贷龙门富人钱,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 有警,即称贷于民,非义也。’洎上其说,悉从之。”此处所载之陈洎,其官职及生活时代 均与底本所云相合,且修函关亦即潼关,故底本作“陈洎”是,《四库》本误。
总之,这次《关中胜迹图志》校点本的出版,虽说是校点,但是实际已远远超出这一范围, 这在每卷之末的校勘记中便得到了反映。这些文字,既有校勘文字的部分,也有考证性质的 文字。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时考证性的比重要大于校勘的部分,这无疑是对原书有益 的补充。另外,校点本另一特点是对于考古资料的应用。这些考古资料,涵盖面极广,既有 碑碣墓志,也有墓葬遗址,这些资料,有些是古人能见到的,但是现在又有了新的发现,而大量的内容,则是古人所不能见到的。通过对这些重要资料的引用,丰富了此书的内容, 而注文对原文则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虽然在校点中偶有纰漏,但瑕不掩瑜,其丝毫也不 会影响到校点本的价值。因此,校点本《关中胜迹图志》的出版,为研究周秦汉唐史迹提供 了一部十分重要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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