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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习惯地听到“厚今薄古”的号召，革命要与一切传统思想彻底决裂。这种心态积重难返。经过“文化大革命”，极左的危害得到充分暴露，砸烂孔庙的碑林，却冒出了封建造神思想。人们已认识到文化是不能割断的。中华五千年文化必须了解、研究、分析、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我们炎黄子孙有责任研究它，发展它。恰在这时在陈云同志主持下发布了整理古籍的文件。
人们熟知陈云同志是我国最受尊重的领导人之一，长期负责工业、经济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当浮夸风泛滥，折腾得民不聊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请他出来挽救危局，他对症下药，手到病除，全国受惠，功成身退，润物无声。
“四人帮”粉碎后，他曾对古籍整理工作有过指示。经他提议，中共中央下发了37号文件，文字不多，却给古籍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古籍整理工作从此开了新生面。陈云同志从此未再过问过古籍整理工作，有似神龙见首不见尾。他领导风格令人赞叹、钦佩、怀念。
记得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齐燕铭同志负责组织工作。1959年，北京大学创立了“古典文献”专业，设在中文系，专门培养整理古籍的青年学者。记得在北大临湖轩开会筹建，参加的有文化部的齐燕铭，北大的翦伯赞、魏建功等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几位教师，以及中华书局连同新闻媒体人员，总共近20人。会议决定由北大调配师资，开设考据、校勘、训诂、文化史等课程，第一届招生20名，作为试点。当时北大中文、历史、哲学系的师生们，思想改造运动刚过去，知道应该培养研究古代传统典籍的人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1958年全国大跃进，北大文科师生正在农村劳动，哲学系师生下放到北京大兴县劳动。老教师如冯友兰、郑昕、张岱年，还有来华进修的外国留学生也跟着下去劳动，已不上课。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古籍整理提不上日程。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册府元龟》，是我国宋代编辑的一部很大的工具书，在香港印刷，在北海公园某地召开一个小型会，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讲了编辑出版的过程，当时周一良、周祖谟和我都认为这书很有用，提议中华书局把宋代《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另外几部大书一齐出版，以应学术界的需求。金灿然苦笑着说：“出这一部书还是冒着风险的，不能再出了。”周一良说：“《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不是已经着手编辑出版了吗?”金灿然说：“那是毛主席点名要出的书，出版这部书我是冒着风险的。”金灿然并非过虑，“文革”中他竟以积极出版古籍而遭罪。
“四人帮”粉碎后，全国拨乱反正，古籍整理工作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被再度提起。1981年5月、7月间，陈云同志有两次指示，指出整理古籍工作极为重要，最后中共中央发布了1981年37号文件，指出“这是一项关系子孙后代的工作”，要有长期打算。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遴选小组成员53人，顾问34人，并指定李一氓同志负责组织工作，从此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开了新生面。
陈云同志的指示对这一工作的开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感到有三点值得特别指出：
第一，时机适宜。
全国在极左风刮得最激烈的时期，经济困难，饭都吃不饱，天灾人祸伴随发生，这些困难陈云同志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有生产上去了，国家稍稍富裕了，才有可能考虑到古籍整理问题。还有一个时机问题：一批老专家健在，我们新一代青年专家逐渐成长起来，有了一定人力。
第二，用人得当。
陈云同志深知李一氓是党内精通古代文化的老同志，有领导才干，德高望重，办事有魄力，善于团结人。李一氓担任古籍小组组长是最合适的人做最合适的事。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工作确实很重要，也应该做，只是用人不当，好事没有能做好，像这样令人遗憾的事古往今来太多了。李一氓同志果然不负国家的重托，出色完成了任务。
第三，建制有力。
设置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直属国务院。赋予古籍办以直接调动全国人力财力的权力。比第一届古籍整理小组时期，责任、权力都有所加强。
古籍整理工作既考虑到当前的急需，又考虑到长远，不求速效，不图近利，有些大工程项目，要长期集中人力，不断由国家投入，短期的三、五年，长期的也有十年、八年才能完成的。陈云曾指出，“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没有宏大的胸怀，高远的视野，提不出这样切中肯綮的意见。陈云同志重视古籍整理并不只为了少数专家，而是更关心广大群众，强调提高全民的素质。他指出古籍整理要有今译；一般读者阅读有困难的，要有注释。这样的构想是为全体人民着想的。又由于古籍门类多、数量大，提出容易整理的先出版，难度较大的后来逐步解决。以中国古籍多达十几万种，期以百年这种设想是合理的。
中华秦汉以来历代有所作为的政府，建国后50到100年间，都是注重文化建设的时期。如汉代从文、景两代到汉武帝约70余年，唐代从贞观到开元盛世、清朝康熙到乾嘉约100年。参照过去，新中国建国到现在50多年了，文化建设也正当集聚资料、准备迎接文化高潮的时期。今天中国已走向世界，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既要吸收中国的优秀成果，还要吸收外国的优秀成果；既要总结古代，又要构建现代。我们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今天的资料整理，正是为迎接建设新文化高潮准备粮草。
只就1981年以来的短短几十年，我们整理出版的古籍的数量已超过了前人。不是我们比古人高明，而是我们比前人占有时代赋予的有利条件，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前进：我们有现代检索手段；用电脑代替手工操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有丰富的出土文物与书面文献相印证；可借鉴近现代已经成熟的国际经验；有观察社会、剖析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观——这些优势条件是我们前辈学人所不具备的。我们看到今天已有的成就，不能不想到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事业的重大贡献，其社会效益及其深远影响已大大超出整理古籍的范围。他发纵指使，为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使我们开阔眼界，走上坦途。古人的“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境界于陈云同志的作风体现得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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