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出版界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体制变革，大多数出版社都将组织到某个集团里去 ，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将转变为企业。对此，业内人士评说纷纭，有称赞者，也有忧虑者， 然而不管怎样，上述两个变动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的“规定动作”，不存在做不做这些“动 作”的问题，只存在怎样做得更好而将消极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程度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趋 势之下，古籍出版的路将怎样走，是业内人士较为关心的问题。有人认为，古籍出版事业应 该受到国家扶持，因此，古籍出版社也应该得到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身份。我个人认为，这两者 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样做甚至弊大于利。古籍出版社成为公益性文化事业，显而易见的益处 是选题设计可以更多地考虑文化积累，从业人员有较为稳定的工作环境，产品制作可以比较 从容。但由此带来的弊病则是市场活力较差，而在整个行业都进入市场化运作之后，这个弊 病将导致古籍出版社的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日益远离市场和大众，形式上有产品产出 而实际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弊病是稳定带来的内部竞争机制缺乏和相对较低的收 入，仍然不足以凝聚队伍。权衡利弊，似乎还是改制为优。
改制以后的古籍出版将怎样做呢?以下就个人管见，贡献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在未来的书业市场的专业出版领域中仍有一席之地，尽管这 个领域不很大，但养活目前全国十来家专业古籍出版社应该是有空间的，何况古籍整理还有 一定的海外市场。国家对古籍整理的扶持，将通过项目补贴的方式实施，其成效也体现在这 个领域。对古籍出版社来讲，则要求把这个领域作为自己的主阵地，尽可能地从过去不适当 涉足的非专业领域退出来，集中力量加强队伍和品牌的专业化建设，做出专业队的水平来，否则将被淘汰出局。
第二，古籍出版在未来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下，要将过去已经开始做的古籍通俗工作，作为服 务 大众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从维持生存的层面上来讲，这是盈利之道；从文化建设的层面上 来讲，这又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于此体现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建设的要求和文化消费的需求，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必然 离不开传统文化。这就需要我们专业古籍出版社，在浩瀚的传统古籍中选择其精华和优秀的 部分，通过我们的创造性劳动将之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接受的文化产品，通过我们的切实工 作为传统文化在未来的文化格局中争取话语权，即古人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通俗的形式有许多种，通俗的层次和程度也各有不同，但通俗化肯定是未来古籍出版的主 题。在最近若干年，古籍出版界应该着重对此问题进行切磋研讨，全国古籍的评奖似乎也可 以专设古籍通俗读物奖以为劝导。在古籍通俗化方面有一些古籍出版社(如上海古籍出版社 、岳麓 书社)已经进行了很好探索和实践，并做出了成绩，也希望这些出版社能及时将成功的经验 总结出来，以供其他出版社参考。在古籍通俗化的问题上，我们尤其要注意导向问题，坚决 反对把糟粕作为精华来传播，反对将封建主义作为传统来继承，反对在通俗的幌子下糟蹋自 己的传统文化，反对唯洋是尚的民族虚无主义。
第三，古籍出版的市场份额不大，古籍通俗工作还有待展开，因此，在当前的环境下，古籍 出版社要生存下去，人员规模不宜大而应小，除了利用新科技成果(如电脑、网络)来提高工 作效率之外，在经营上必须努力压缩间接成本。在集团化的背景下，可以考虑将小规模的古 籍出版社保留建制归并于集团内的某个大社而保留原社名作为副牌。这样做倒并非是要靠大 社来养古籍社(归并后的古籍社仍然应该独立经济核算)，而是依托大社而共用大社的管理机 构，以此降低自己的人员规模，减少间接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归并 改名，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综上所述，在当前集团化、企业化环境下的古籍出版，应该在发挥专业优势、融入市场、依 托集团的背景下，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而不应该仅仅想到外部的扶持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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