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社编辑培训班这次已是第四期，前三期的讲课的材料都印成了书。今天中午我把这三本 书都翻了一遍，觉得讲得确实很好，非常扎实，特别是对于我们从事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 同志来说，这些都是基本功。有很多课还对学科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展望，很有参考价值。 今天我的题目是出版改革形势和任务，我想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以及当前的进展和存在的一 些问题，其中特别是关于古籍出版社、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和当前的形势怎样联系在一起、我 们怎样把这方面工作做得更好，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今天我主要讲四个问题：一、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二、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三、在这趋势过程中，中国出版业的一些重大问题；四、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历史使命和 我们从事这项工作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谈一些想法和大家讨论。
一、中国出版业的现状
大家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看到很多材料、很多情况，主要是讲我国出版业这些年发展迅速， 成绩巨大，目前又面临着深化改革、转制的重要任务。我们该怎样理解这些问题，怎样看待 当前出版业的形势?我现在正在做中国出版集团的工作，中国出版集团是由原来新闻出版总 署所属的10家出版社加上新华书店总店、中图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和中国出版外贸公 司这3个发行公司，一共13家组成，出版社大大小小加起来有26家(包括副牌社)，杂志社加 起 来有47种，报纸有3种。2001年12月中旬，新闻出版总署石宗源署长签发报告给中央，中国 出版集团的组建方案经过胡锦涛同志、李岚清同志、吴邦国同志、丁关根同志和曾庆红同志 亲自批准，2002年4月9日正式挂牌。不久前的2004年3月25日，国务院又下发了一个文件， 即国函22号文——《国务院关于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并授权管理国有资产 等有关问题的批复》。文件下发后，新闻联播滚动式播发，公布了这个文件，各大报都用了 新华社的通稿。一个出版集团的成立，要经过中央这样高层次的领导批准它的方案，一个出 版集团的转制，要由政府最高的部门国务院来下发文件，大家会想，为什么这样重视?有的 同 志会讲，可能因为这是第一家，是因为过去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这些出版社很有影响，这可 能是一个原因，但我觉得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出版单位本来是事业性质企 业化管理，或者是事业单位，现在要转制成企业，所以中央这样重视。为什么由事业转制成 企业，中央就这么重视?这要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因为我国是一向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无 论什么时候都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我 们的文化工作，指导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强调它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强调它正确的导向， 所以长期以来把这方面的部门作为事业来管理。今天要把它变成企业来管理，这可以说是一 个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出版产业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企 业的本质是拿产品去赚钱，产品生产得越好，赚钱越多，这个企业也就越成功，换一句话说 叫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事业单位、出版社一向强调导向，强调社会效益。小平同志很 早就讲过：“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它们所属的 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既然是企业，就要赚钱，就要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 我发展，可是还要坚持导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这一矛盾就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如 何处理好和解决好这一矛盾，显示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说，它开始了出版业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新阶段，所以中央才这么重视。也可以说，如何在保证正确的导向的前提下又能赚 钱，保证经济效益的增长，这就是我们当前探讨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之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把解决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弄清楚，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新中国特别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出版业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从今天再走下去，就是转制 ，就是深化改革。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把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19 78年到1985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把这一阶段称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出版方针的阶段 。
在座的各位都很年轻，可能不一定了解当时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 ”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出书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紧密配合现实的政治斗争。有什么 政治运动或政治活动，赶快出本书配合一下。大家可以想见，这样出书的话能否把书出好。 但当时确实是这样做的。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首先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弃了为 当前政治任务服务的“左”的方针，承认图书不仅具有政治功能，还具有认识功能、审美功 能和娱乐功能。并提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经济效益。肯定了图书是商品，有 两重性，出版工作也是一种经营活动。今天我们讲这样的一个变化，大家可能觉得好像没什 么了不起，好像是常识，可是在当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提法有突破传统观念的意 义，对新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很快又出台了一系列具 体的政策，比如说调整出版社的出书方针——因为过去，地方的出版社只允许面向本省、本 地方，要求地方化、群众化和通俗化。如果只能为本省服务，那出书的局限该有多大。1979 年，提出要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大大解放了出版生产力。后来又允许自办发行，允许经营 个体书摊、书亭，后来提出出版社要由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什么叫生产型?就 是把书生产出来就可以了。什么叫生产经营型?就是书不仅要生产出来，还要把它卖出去。 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有了指导思想的变化、方针政策的变化和具体政策的出台，到了1985年，出版业出现了一个 非常明显的高潮，我用三组数字做比较：1975年，全国出版社共有75家，出书1.37万种，图 书总印数是35亿册；到了1985年，出版社发展到416家，出书的品种发展到4万6千种，图书 的印数达到61亿册。短短的10年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是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的结果，是 拨乱反正的结果。
第二阶段，是从1986年到1995年。1986年10月，国务院把文化部所属的国家出版局恢复为国 务院直属机构。1987年1月成立了新闻出版署，这都表明了国家对新闻出版事业的高度重视 ，体现了新闻出版业在当时背景下的极端重要性。不久出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当前 出版改革的若干意见》，一个是《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在这两个文件 的推动下，出版业的改革出现了新的高潮。同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出版社方面，新社和老 社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特别是一部分新社和小社，较少有传统观念，经营又灵活，所以 跑得非常快，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出版管理的经验，法制观念不健全，选题下放，项目承包 ，编印发一条龙，表现出异常的竞争意识。编辑呢，在那种改革的形势下，突破框框，突破 传统观念，四面出击，反应快速，抢占兴奋点，热点频出，当时什么言情小说热、武侠热、 弗洛伊德热、萨特热、尼采热、侦探热、未来学热等等，要不了几个月就出一批热点的书。 在这时候，就出现了一批很热闹的书。最先是吉林延边出版社出版的《玫瑰梦》，是从美国 引进的一本档次很低的言情小说，夹杂了大量的色情淫秽内容，受到了处分。接下来是中国 工人出版社的《情场赌徒》和华夏出版社的《影都艳妇》，这也是两本从国外引进的夹杂色 情淫秽内容的图书。我记得那一两年间出版了200多种这类的书，尤其是在1989年，上海文 艺出版社出版了《性风俗》，惹了一个大乱子，导致十几个省的穆斯林示威游行。当时的情 况是，一方面改革向前推进，人们思想大大解放，另一方面，出了一些坏书。在这种背景下 ，中央提出要治散治乱。到了199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新闻出版署党组汇报，会上 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新闻出版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指示的核心是：“出版工作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业，出版物是特殊商品，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这是最关键的一 句。以上是第二阶段，出版业迅速发展，要求规范管理，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新闻出 版业开始治散治乱。
第三阶段从1996年开始，也可以概括到现在，也可以概括到105号文件的出台。——因为到1 05号文件出台以后，出版业的改革又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又有本质的不同了。1996年十四 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包括新闻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事业迫切需要一个大的发展。怎 样健康有序地发展，怎样深化改革同时又能加强管理，提到日程上来了。党的十五大提出这 样三句话：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所以我把这第三阶段概括为出版 工作转入理性发展的阶段。其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1997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出版管理条例》，其作用相当于出版法，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出版管理行政法规。1997年6月颁布了《图书质量保障体系》， 共五章五十条，总结了建国以来在图书质量方面的各个环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可以说 ，如果《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五十条都能做到的话，出版管理不会出任何问题，出版社一 定会管理得很好，书一定会出得很好，所以大家应该找出《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再重新看 一看。1998年12月，新闻出版署批准了广东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广东发行集团、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江苏发行集团作为全国的试点单位。2001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升格为正部级。2001年8月24日 ，中办、国办转发经中央同意的《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自上世 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的出版业一步步地深化改革，认识一步步地提高，到现在为止，共 建立了出版集团11家，发行集团9家，期刊集团1家，报业集团39家，印刷集团1家。我把我 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大体概括成这三个阶段。当然，这样分我只是为 了说明问题方便，并不一定只有这样一种分法。
分成这三个阶段，我觉得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我们这二十多年是怎么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 们出版业走到今天，发展得很快，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到20世纪末，全系统的销售收入 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的行业排序中占第21位，利润总额在各行业的排序中占第5位，仅次 于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烟草加工业。 而我们利润率是第一位，百分之九点几。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出了许许多多的好书，这 些书是过去不可想像的，比如说敦煌文献，过去有人说敦煌虽然在中国，但敦煌研究、敦煌 学在国外，敦煌的书是外国人出的，现在，我们有一大批敦煌文献都得到了出版。还有很多 科技的书，都达到了国际水平，如《工程控制论》、《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还有很争气 的书，比如说，过去收汉字最多的字典是日本的《大汉和字典》，随后是我们的同胞台湾出 版的《中文大字典》，只有我们《汉语大字典》出来后，收汉字5万6千4百多，才是收汉字 最多的，我们这个用汉字的民族出了涵纳汉字最多的字典。我只举这几个例子，至于很多很 精彩的有代表性的图书，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这样比较，确实很能鼓舞士气，觉得我们前进得很快，发展得很快。但是，这还是纵向 的比较，是拿我们的今天和过去相比。现在已经是远远超越纵向比较的时代了，应当作横向 比较，同周边的国家、欧美国家相比，看看我们的水平是什么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 世界看到我们的位置，看到我们的差距，找到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激发我们的斗志。举 几个例子：我们的人均图书消费量，长期徘徊在五六册的水平上，但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 10册到30册了。报纸虽然我们有2000多种，但是人均消费量千人天/份数仅为78.45。发达国 家已经到了千人天/份数200，是我们的两三倍。虽说现在的报纸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篇幅 都是广告，但广告收入只有196亿元人民币，不到25亿美元，而美国的广告收入是221亿美元 。出版物的结构不合理，所以我常讲，我们不要天天讲我们多么富，多么有钱，真正分析一 下我们出版物的结构会发现，我们的钱百分之五六十产生于教材教辅。如果把教材教辅去掉 ，我们还有多少钱能够支持我们的出版事业，能有多少钱能够支持我们的学术著作和科技著 作的出版?那是很危险的局面。所以现在有些观点，我觉得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比如说 把教材全社会招标，发行全社会招标，理论上讲是对的，因为招标的面越大，成本就会降得 越低，对读者来讲就越有利。但如果把教材教辅能赚的这点钱让全社会来分摊，那出版业靠 什么来支撑学术著作和理论著作的出版，靠什么来支撑文化积累产品的出版?如果真这样做 的话，对出版业来说是灾难性的。——当然，如果国家拿出钱来补贴也可以。但现在百废俱 兴，能有那么多钱补给出版业吗?所以出版业严重依赖教材教辅的现实，不能不面对。简单 地一刀切下去，恐怕不符合实际。
从发行来看，我们现在以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发书，自办啊，书市啊，展销啊，直销啊，征 订啊，但并没有真正地把书送到读者手中。这也并不仅仅由于发行能力不够，还有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选题问题，但总之发行很滞后。大部分县级店也就千把种书，省会店一般就两三万 种书，个别大的书城，能达到五六万种、七八万种的，都是少数。我们现在一年出书19万种 ，说明大部分的图书并没有到市场中去就不了了之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从这点看 ，发展很快，差距很大，纵向比较很不错，横向比较吓一跳。所以结论就是一句话，要深化 改革。
二、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现在我们整天讲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认识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很久以来，文化与产 业被认为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文化产业这个词最早是欧洲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来的，当 时的表述叫文化工业，是对大众流行文化的一种带有贬义的称呼。一些人认为，文化是高尚 的、高雅的，产业就是工业，工业怎么能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呢?文化产业的发展从上个世纪 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巨大变化、波澜起伏的过程，一般来说，大家都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饱受了战争的灾难，百废待兴 ，这时候美国的大众文化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的文化当时持一 种批判的态度，认为那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不是文化创作。但美国不理会这一套， 它乘着欧洲顾不过来的时候，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而且不但得到理论界的支持，金融资本 和产业资本也介入，于是如虎添翼，发展得非常快。这是第一阶段。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所谓的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高新科技推动新经济快速增长，引发了国际文化产业新的竞争，出现了很多大的传媒集团， 接下来又出现了大的传媒集团的购并，比如前几年的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重组，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美国传媒集团大举向国际市场进军，法国和德国感到文化侵略的威胁，开始构 建自己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想和美国抗衡。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文化产业的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 、传播集团的跨国化，美国文化产业的国际扩张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有很多具体的数字，可以说明美国的文化产品发展得多么快：比如美国的视听产品，它的出 口由仅次于波音飞机而变成第一位。美国的电影的生产总量占全世界5%，但放映时间却占了 全世界50%以上。美国人非常自豪，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如果说罗马奉献给世界的是法 律，不大列颠奉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民主政体，法兰西奉献给世界的是共和制，那么美利坚奉 献给世界的是高新科技和大众文化。”现在不但欧洲一些国家，也有亚洲一些国家，包括韩 国、日本，都想在竞争过程中不断扩大他们的市场份额。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法国 和美国在文化产业发展上的激烈的交锋。美国因为文化产业发展非常快，就希望向全世界进 军，要求各国家放开文化市场。法国要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就提出文化例外，不能放开文 化市场，不能任其自由流通。这就出现了乌拉圭回合。最后美法虽然不分胜负，但可以看出 斗争之激烈。这是法国和美国针对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的第一次交锋。随后法国又提出一个 新口号，叫文化多样性，其理论根据在于，“911”事件之后，世界都在反思，法国认为发 生“911”事件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文化方面的理解和沟通，这是造成西方和其他地区冲突 的一个原因。不管法国是否找到了“911”事件的本质，但提出这样的理论同美国要求开放 文化市场进行斗争，还是积极的。法国提出来的文化多样性的观点，中国也是赞成的。中国 有关方面的领导在参加法国的中国文化年开幕式的时候，明确地赞成这一观点。
在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与文化市场方面，斗争非常激烈，法国与美国长期以来进行尖锐的斗 争。法国实行严格的配额制，规定国产电影放映多长时间，国产电视放映多长时间等等，尽 管如此，美国的电影还是占据了法国电影市场的60%。它还占据了英国电影市场的90%，占据 了意大利电影市场的95%。这就是当前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状况和趋势。这样激烈的斗争， 这么激烈地争夺市场，无论从理论上、口号上还是实际运作上，都是要扩大和分割文化市场 。刚才我也讲了亚洲的韩国和日本也在文化产业上加快发展。大家总说“韩流”，韩国的电 影、电视，尽管在电视上放映时都是很晚的时间，但看的人还是很多。若干年前在上海电影 节的时候，韩国的电影出口仅仅20多万美元，但现在已经到了2000多万美元，可见发展之快 。韩国用许多手段来保护它本民族本国的文化。日本则各个方面联合一气，产业部门、官府 和学术研究部门联合在一起，发展文化产业。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化产业进入了老的传统的 一些大公司、大企业，产生了新的效益。比如SONY公司，本来它的电器产品已经不行了，但 它利用和文化产业的结合，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带动了老企业的改革。这些状况值得我们深 入思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版业的改革紧锣密鼓地开展和深入地进行。世界文化产 业发展的态势带给我们极大的冲击。
三、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给我们
带来的思考，中国出版业的一些重大问题
信息、传媒和文化，因为拥有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沟通和人文的三大要素，成 为 21世纪战略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关注的焦点。综合这三大热点形成的文化产业，今天已经成 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注文化产业改革的 发展。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 设和管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2001年3月，文化产业发展正式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 ，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2003年7月，“两办”文件 提出：“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是新世纪新阶段宣传文化战线的一项战略性任务。”2004年3月，国务院22号文件批 转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公司，转制为企业。回顾近几年来，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 面，几个月就有一个重大决策出台，可以说是紧锣密鼓。
为什么中央如此重视这项工作?因为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也是世界潮流的 冲击激荡，是世界文化产业潮流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在改革过程中，蓬勃发展的中国 出版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刚才我讲了一些数字，比如说美国的视听产品，上世纪80年代 在美国的国民经济中占第11位，到90年代占第6位，在20世纪末上升到第4位，是仅次于飞机 出口的第二大出口商品，现在又超过了飞机出口。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制 作，第三世界国家电视中60%到80%的节目来自美国，而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的节目占有 率仅1-2%。美国影片的产量占全球的5%，却占有全球放映时间的50%以上。这就是巨大的威 胁，是对全世界的威胁，也是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威胁。而这种优势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优势 ，而且是文化传播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如果美国的视听产品、放映点、售书点，也像它的 麦当劳、肯德基那样，在中国的城市遍建连锁店，那后果不可想像。它不是简单的赚几个钱 的问题，这种文化的进入，意识形态的进入，会对中国青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产生巨 大的影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将使我们的下一代成为西方文化的忠 实消费者，会严重削弱甚至不再具有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另外，我们现在正处在转型期， 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形势也是非常复杂的。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粗放经 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这两个转变必然引起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市场经济和集约经营给 人们带来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活动 存在的弱点也会给人们带来消极影响。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 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就会诱发分散主义、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是客观事实。最根本的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期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努力地完成转型期任务。但是毕竟要看到这转型期存 在许多不好的东西。这在我们的出版物中间就会有所反映，有的人为了赚钱就去打擦边球。 黄的不能搞，就搞淡黄的；黑的不能搞，就搞点浅灰的；因为书号控制，就有人卖书号，这 就带来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的竞争，面对国内的转型期的这样一个形势 ，如果我们像一些国家的出版业那样，放弃出版事业的引导、教育的基本功能，忽视文化积 累、建设新文化的使命，毫无保留地与市场拥抱，中国出版性质的扭曲就为期不远了。所以 ，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发展快的经验，一方面要规避文化低俗的后果，十分严肃地对待文化出 版的导向问题。
另外在出版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非常明确地看到文化产业和经济产业、文化企业和经济企 业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从企业这点来讲，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追求利润最 大化，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文化企业和经济企业的不同。文化企业就是要社会 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与经济企业攀比，必然要失去正确的方向。经济企业，比如一个茶 杯，卖的越多生产越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实现了。文化企业不一样。一本书很多读者 要求你印，你可能不能印，或者只能印很少一点供确实需要的人参考。这种情况大家都经历 了不少。比如《金瓶梅》，可以印，但只能少量地印全本给科研和教学使用。印一些节本， 帮助大家认识明清的社会。大量地印全本肯定是不行的。文化企业、出版社要坚持社会主义 方向，坚持正确的导向，要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所以做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很不容易 。对这些同志的要求，要比经济企业高得多、严得多。这就要求我们很好地提高理论水平和 整体素质。
四、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历史使命
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谈过当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些情况、要做的工作。那是我听取大 家的意见，认真思考后的一些想法。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是一个上要对 得起祖宗，下要对得起子孙后代的事业。过去我在大学读书时，学古典文献专业，觉得太枯 燥，离社会那么远。但学了很多功课，读了很多书，觉得自己没白念大学。工作以后，越来 越体会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如果不把浩如烟海的古籍整理好、保存好，这些文献就会糟蹋 在我们手里。如果不把它整理好、研究好、使用好，也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所以毛主席 多次讲这个道理：“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 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 必要条件。”这个论述今天我们越来越感到它的重大意义。后来中央文件讲：“古书如果不 加标点整理，很难读，如果老一代不在了，后代人根本看不懂，损失很大。”——这是陈云 同志讲的，“搞这个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 间，这件事一定要搞到底”。中央文件讲：“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些论述我们要认真领会。从事这项工作的 人，现在看来，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物以稀为贵，越少越重要，越应该搞好。特 别是现在古籍整理图书经济效益不好，整理工作有很多困难。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仍然 坚持做好这项工作，精神境界是高尚的。在现阶段进一步明确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地位和作 用，把古籍整理工作搞好，有特殊的意义。这意义在于我们要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何能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要把中国文化认识清楚。要把中国文化认识清楚，首先要把 中国文化整理好，展示给中国，展示给全世界。这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在世界上是惟一没有 断绝的文化。我去埃及，看那些神庙，四五千年前的，很了不起。但石头上刻的象形字毕竟 有限，坟墓里的壁画也是很有限的，埃及发明的纸草，又能记载多少字，又能保存多少年? 再如印度文化，有一次我请教季羡林先生《大唐西域记》的价值，他说，其价值在于玄奘把 当年取经所了解到的印度和中亚一带的历史地理都记录清楚了。而到现在，印度要写那一段 的国史，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就不可能写完整。玛雅文化，也就是千把年前的事，现 在已经完全弄不清楚了。但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黑格尔讲，“中国有最完备的国史”，我 们有这么宝贵的遗产，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的有利条件。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延续性 和交融性，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实际上处在同一体中。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 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不可能割断历史；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都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 传承的历史，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所以要发展新文化，必须研究老文化，研究它的传承 问题，看到它的继承性。
我看到一本书中有一篇文章讲到古籍的电子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电子数据的处理 对古籍整理必将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把古籍原文输到软件里去，很快就给出总字数、使用 频率，比如《红楼梦》前、中、后四十回各多少字，有哪些字使用的频率最高，共使用了多 少汉字。通过它这样的测算和分析，判断出前四十回、中四十回和后四十回语言风格的变化 和不同。如果我们去逐字统计，我看一个人一辈子也统计不出来，用计算机处理就很方便了 。电脑软件必将大大推进古籍整理工作，为这项工作开辟出一个新的阶段。当然现在还在试 验阶段，但我认为它是有无限的生命力的。
在当前，要做好古籍整理工作，我把它概括成以下几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清理总数，分清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这个工作非常重要。总数到底有 多少，是10万种，12万种，15万种，还是20万种?知道了总数，摸清了家底，才能把工作做 好。现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正在做的两项工作，一项是《中国古籍总目》，一项是 《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都是为了摸清家底。第一项工作正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 社与十几家图书馆共同在做，估计再有一年左右就可以完成了。在清理总数的基础上 ，把古籍分清档次。分清档次是为了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应该说，大多数古籍是不需要整 理的，只要保存好就可以。现在保存的手段很多，电脑、光盘、复制等等。一部分是给高校 和科研使用的，这部分只要做好校点就可以。还有第三部分是给普通读者看的，是普及的东 西，这一部分应当是古籍中的精华。越是通俗的越应该是精华。这是少数的。该保存的保存 好，该集中力量重点整理的重点整理好，该普及的普及好。这是第一步。
第二项，评议已出古籍整理图书。推荐古籍整理新的“善本”，减少重复出版和资源浪费。 现在重复出版的太多，你出一本《孙子兵法今译》，他出一本《孙子兵法今译》，你出一本 《论语译注》，他出一本《论语译注》，你来一本《唐诗三百首》，他出一本《唐诗三百首 》，而且不止一本，不止5本，不止10本，《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有几 十个版本。没有必要这样重复出版，没有必要这样浪费资金。我们能不能拿出一些资金，请 一批专家，请他们来对已经出版的古籍做一个评议，比如《孙子兵法》出了15个版本，这1 5个版本哪个比较好，《论语译注》哪个比较好，《李太白诗校注》哪个比较好。由专家小 组评议出来以后，作为推荐书目推荐给读者。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推出这本推荐书目 ，可以推荐给读者，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版杨伯峻先生译注，质量较好。《李太白诗校 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较好，让读者比较省力去找。那么多《孙子兵法》，告诉读者说军科 院郭化若那本较好，不就可以了吗?有这样一个指导目录，读者会信任的。甚至可以建议， 如果没有发现更重要的材料，大家就不必再搞新的版本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指导读者去 购买，一方面避免了重复，我们可以省下资金和精力来整理那些没有整理而应当整理的古籍 。
评议古籍整理图书，推荐古籍整理新“善本”，这个“善本”是打引号的，不是指宋元善本 。善本是不能再造的，再造的叫工艺品，不能叫善本。我一向坚持这样的观点。善本什么样 的用纸，什么样的线装，什么样的函套，后面落什么款，署什么字，那都是有讲究的。“善 本”是有特定含义的。
第三项，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这个我就 不多讲了。
第四项，优化古籍整理图书结构，实施精品战略，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我们古籍出版 社，虽然现在有一二十家，有中华、上古、齐鲁、岳麓、巴蜀等等，但是人家都把我们看成 是一家，就是古籍整理出版专业社。在这些读者的眼中，甚至在其他出版社眼中，都认为古 籍出版社穷，但是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水平高，文字能力强。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要 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第一得读懂古籍，像读当代小说那样一溜下来是不行的。
古籍整理的质量是生命，是古籍出版社的生命。有的出版社因为质量好，已经形成自己的品 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保护好。有的时候人家买这个出版社的书，不买那个出版社的书 ，是为什么呢?就是人家相信这个出版社。比如说买本字典、辞书，要买商务印书馆的。买 古籍，一定要买古籍出版社的。而古籍出版社，历史最悠久的就是中华书局。这是读者对我 们品牌的信任。如果我们不好好地把这品牌坚持住，把好关，一旦倒了牌子，那就完了失去 了读者的信任。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材料，是关于品牌的，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讲关于品牌的问题，论述的出发点是他的妻子燕妮购物的行为和购物的准则。 《资本论》里讲，燕妮只到某一家商店里去买衣服，尽管那家店的衣服价格贵。马克思通过 对服装的剪裁、料子和颜色的分析和比较，得出结论，他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价格在其他商店 买到相同的商品，但燕妮还是到那个固定商店去买，其他顾客也是到那里去买。马克思因此 谈到产品的影响作用，称之为“超感觉和感性的东西”。就是凭这种超感觉和感性的东西， 表现出了品牌强大的力量，如果你到这家去买，就说明你识货；如果你穿了这个品牌的衣物 ，就说明你懂行，这就是品牌的认同。所以我们一旦树立起品牌以后，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 ，坚持保护好我们的品牌，一定要精益求精。
另外，我们要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现代化和数字化进程。不仅仅是因为光盘占地方 很小，重要的是大大推进古籍整理的速度和质量，并且方便读者使用。
最后一点，要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古籍出版社能形成一个集团 ，我们共同制订一个行业公约，比如古籍整理出版的准入、古籍整理出版的条件，以适应现 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果我们形成一个集约的集体，我们还可以向出版管理部门要政策，我 们还可以要求条件准入，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不具备这个素质，就不要搞古籍出版。如 果一个行业形成一个相对的垄断，那么这个行业就有力量，就会有社会效益，也会有经济效 益。因为古籍整理出版与其他出版确实有不同之处。其他出版有很多不可估计的情况，如可 以策划一个选题，或者碰到一个选题，比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下子就两个效 益都有了。有些选题需要自己策划、研究。其策划之功在于联系作者、调查市场，然后搞出 选题计划。但古籍整理呢，古籍是已有的那些东西，我们要把它拿过来，分轻重缓急地把它 出好，我们的策划之功在于分出轻重缓急。这是不同的。我们具有很大的计划性。它的特殊 性体现在它选题的策划、出版的过程中，比如我们很多古籍的出版跟整理实际上是一回事， 很多编辑也参与整理，就拿鼎鼎有名的《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校点本来说，中华书局的很多 编辑都参与了整理工作。所以古籍的整理者和出版者常常是同一个人或同一批人。这些特殊 性决定了我们应当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形成我们的行业、产业，有我们的准入制 度，有我们的一个工作条件和要求，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这些宝贵遗产更快、 更高质量地整理出来，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古籍整理事业是关系到继承和弘扬中 华民族文化的事业。我们应该更好地团结起来把这项工作做好，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建 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出我们的贡献。
(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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