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在写《日本史书中关于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的记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 报》1997年第5期)一文时，了解到日本关于《贞观政要》版本的一些情况，同时得见原田种 成《贞观政要定本》、《贞观政要》(上、下)二书。前者为32开本，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 发行，以日本现存《贞观政要》最早抄本——建治本为底本，校以日本现存其他抄本、刊本 ，共21种，以校字为主，原文在上，校勘在页脚；后者为16开本，明治书院1979年发行，在 前者基础上增补修订，以译注为主，上栏为原文，下栏为日文译文，每段之后通栏为“校异 ”、“通释”、“语释”。此二书在国内很难见到，即使能够见到，引用起来总要多费些笔 墨加以说明，非常希望有专家对《贞观政要》各种版本作一集校，出版一部集大成的本子供 海内外读者使用、研究。
早在上个世纪初，杨守敬、罗振玉等人就非常关注此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日本访书记》 著录有三种以上的《贞观政要》版本，罗振玉甚至将其所得《贞观政要》古写本卷五卷六与 戈直本对勘刻印。直至60年代，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仍多处提及《贞观政要》戈直 本与日本现存版本的问题。
最近，读到中华书局出版的谢保成所撰《贞观政要集校》一书，颇感多年的希望终于盼到了 。不仅我个人，大约杨守敬、罗振玉、陈寅恪这些大师们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贞观政要集校》是一部集研究与校勘于一书的著作。
集校前的《叙录》虽然写得很长，却是了解《贞观政要》撰著者吴兢、《贞观政要》成书与 进呈、流传与版本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文字，也是一篇颇具心得的研究论文，反映集校者融研 究与校勘于一体的学术特点。
《叙录》第一部分，澄清了《贞观政要》撰著者吴兢生平中一些模糊不清、甚至弄错的问题 。吴兢在唐中宗时“依贞观故事”，不“附合”武(三思)、韦(皇后)的政治态度以及唐玄宗 开元七、八年与监修国史张说的关系，包括其身后事，此前均无人注意或提起过。特别是吴 兢在中宗时的政治态度，开元初与张说的关系，都与《贞观政要》成书有着密切的关系。将 吴兢撰著《贞观政要》置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中，论证更具真实性。
《叙录》第二部分，考察了《贞观政要》成书与进呈时间，这是历来争论最大的问题，共形 成四种说法：中宗时进书说、开元八、九年进书说、开元、天宝之际进书说、开元十七年进 书说 。其中，以“中宗时进书说”由来最早，又有日本抄本“为证”，所以是驳论的重点。“中 宗时进书说”最早是南宋时《直斋书录解题》提出的，但又注明“《馆阁书目》云‘神龙中 所进’，当考”，而且认为“《馆阁书目》‘其间考究疏谬’”，采取了似信非信的态度。 宋元之际王应麟《玉海》著录《贞观政要》，引北宋李淑《邯郸书目》，根本没有“中宗时 进书”的说法。对于抄本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所署“景龙三年正月日卫尉少卿兼 修 国史崇文馆学士吴兢等上表”26字，《叙录》指出吴兢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崇文馆学士”， 而且中宗时尚未任职“卫尉少卿”，怎么会自己将自己的官衔署错?显然是传抄者误加，根 本不能成为中宗时进书的“证据”。如果硬要说是“证据”，那也只能是伪证!以唐代职官 制度对于“开元天宝之际进书说”进行的批驳，更加证明开元十七年身为太子左庶子的吴兢 ，比天宝初身为恒王傅的吴兢上《贞观政要》“耻”唐玄宗“不修祖业”更具真实性。经过 反复论证，确认开元十七年八月以后数月进书，最具说服力。在无新的证据之前，唐玄宗开 元十七年(729)八月源乾曜封“安阳郡公”之后、吴兢“出为荆州司马”之前进呈，可以 成为定论。
《叙录》第三部分介绍了《贞观政要》的流传以及目前海内外所存各种抄本、刻本的情况。 关于《贞观政要》的流传，提出吴兢外孙蒋FDA5(武)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以往研究者 从未注 意过的重要问题。《叙录》认为，《贞观政要》在唐代被皇家视为定本，是安史之乱过后经 蒋FDA5整理的本子，现今所见“读《贞观政要》”最早的记载在唐宪宗时，恰好证明是 蒋FDA5使 其外祖父的遗著得以重见天日的。关于《贞观政要》版本，国内现存刊本，见于著录和通行 者仅两种：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刊本即“明本”，一为成化元年戈直集论 本即“戈本”。《四库全书》所收内府本、嘉庆戊午扫叶山房重镌本，均为戈直集论本的翻 刻本。国外刊本，现存4种，即元刻、明初重刻、成化再刻即“戈本”和韩版注解本即“韩 版”。《叙录》着重介绍了日本现存三大抄本系统——南家本、菅家本以及写字台本的详细 情况，并比较了三大系统的抄本与元、明刊本的重大差异：
一是篇目的有无不同。1.卷第二《直谏》附，南家本、菅家本无。元刻、明本15章，见于写 字台本卷第四者12章，多抄本3章。戈本仅有10章。2.卷第四，南家本、菅家本与刊本篇章 同。写字台本卷第四，篇章与各本完全不同，为《辅弼》第九(4章)，《直言谏争》第十(13 章)，《兴废》第十一(3章)，《求媚》第十二(1章)，计4篇21章。元刻、明本15章中，有2 章与《辅弼》同，有10章与《直言谏争》同。而《直言谏争》第二章、第三章，《兴废》全 3章，共5章为各本所无。3.卷第八《禁末作》附，元刻、明本有，凡3章。抄本、戈本无。4 .卷第 八《辩兴亡》第三十四，抄本无。《玉海》引《邯郸书目》有。明本2章，戈本5章。由此， 引出卷九、卷十出现编序不同的问题：菅家本卷第九《议安边》为第三十六，卷第十《论行 幸》亦为第三十六，出现重复编序“第三十六”的问题。
二是章的有无不同。1.刊本有、抄本无者12章，为卷二《纳谏》3章，《直谏》附3章，卷三 《君臣鉴戒》1章，卷五《论公平》1章，卷六《论贪鄙》4章。2.抄本有、刊本无者16章， 为卷一《政体》6章，卷六《慎所好》1章，《杜谗佞》3章，《论悔过》1章，《论奢纵》1 章，《论贪鄙》1章，卷七《论文史》1章，卷八《务农》1章，《论刑法》1章。3.《上贞观 政要表》，抄本、明本有，而元刻、戈本无。
三是重要的文字差异。1.不论抄本，还是刊本，都有以“太宗”二字作“上”字者，如卷一 《政体》第二、四、五、七、十九章，卷二《求谏》第五章，卷三《论择官》第三、六章， 卷四《教戒太子》第一章，卷五《论忠义》第十章、《论孝友》第四章，卷六《论俭约》第 二、三章、《论仁恻》第三章、《慎言语》第二章、《论贪鄙》第二章，卷八《论赦令》第 二、四章，卷九《议征伐》第十三章。卷二《任贤》第三章，卷五《论诚信》第一章，又以 “太宗”作“帝”。2.抄本脱漏者，卷二《任贤》，魏征一章，刊本、《旧唐书》有而抄本 大段脱漏者4处132字；李FDA6一章，抄本4处脱漏119字；卷五《论诚信 》贞观十一年魏 征上疏一章，中间仅一处就少1470字；卷六《论奢纵》马周上疏一章中，抄本有24字为刊本 所无，而刊本却另有591字为抄本所无。3.刊本脱讹者，卷五《论诚信》贞观十一年魏征进 言一章，章末较抄本、戈本少《理狱听谏疏》近3000字。特别是卷十《论慎终》贞观九年一 章关于唐太宗“武胜古”、“文过古”、“怀远胜古”的论述，抄本、刊本文字几乎相同， 抄 本是出自房玄龄之口，而刊本却变成唐太宗自我赞美。4.互为错乱者，卷九《议安边》，抄 本3章，戈本2章。以高昌为州县一事，抄本、戈本各为一章，文字相同。安置突厥，抄本分 作两章，刊本则作一章。但不论抄本、戈本，温彦博所言“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 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 ，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60字，则不见《通典》、《旧唐书》、《 唐会要》、《册府元龟》。
综合上述三个部分的内容，完全可以肯定：《贞观政要集校叙录》是目前海内外研究吴兢与 《贞观政要》最具综合性也最有份量的一长篇论文。
《集校所据贞观政要抄本、刊本》告诉读者集校所据版本情况，主校本4种：抄本2种(建治 本、内藤本)、刊本2种(明初刊本、戈直集论本)；参校本18种：抄本12种(南家本3种、菅家 本2种、江家本、异本3种、罗振玉本、传金泽本、日莲亲写本)、刊本6种(元刻、韩版注解 本、扫叶山房重镌本、王先恭藏本、日本庆长本、日本小田原本)。目前所能见到的抄本、 刊本，基本搜罗无遗。考虑到读者通常所见为戈本，因而对戈本有改动处则出校说明。戈直 注，凡注人物、时间、事件、制度、引书者，照录原文。原文有误，加按纠正；其注音、注 地名者，一律不录。
抄本、刊本卷、篇有重要差异，《集校》根据现今所见最早完整著录《贞观政要》篇目的书 目——《玉海》所引《邯郸书目》，编次《贞观政要》10卷40篇。同时，保留卷二直谏附、 卷八禁末作附两个附篇。写字台本卷第四，建治本、内藤本，各刊本均无，《集校》作为附 录，只标点，不校勘，并于每章章末注明刊本有无，刊本有则注其所在卷篇，供读者研究参 考。
抄本、刊本每篇下各章，编次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者，40篇中只有13篇。其余27篇大致分4 种情况：1.刊本无，抄本有；2.刊本有，抄本无；3.抄本、刊本均有，但分合不同；4.抄本 、刊本均有，而不在同一篇。《集校》对于刊本所无者，据抄本补入，编次基本依抄本；刊 本有而抄本无者，编次基本依刊本；分合不同，或依抄本或依刊本；不在同一篇者，编次基 本依据抄本。每篇编次，均在篇目后说明，如卷八《辩兴亡》，注明“抄本无此篇目。明本 凡二章，为抄本卷五《论仁义》第二章、第五章。戈本五章，有卷二《纳谏》直谏附移入一 章，重出卷六《论奢纵》二章。《玉海》引《邯郸书目》，卷八有此篇，今依明本编次于本 卷卷末，同时保留戈本卷六《奢纵》重出二章原文”。每章之后亦加说明，一则说明本章之 事又见于其他何种史籍或文献，二则说明本章在各本中的移易情况，如卷五《论忠义》贞观 十九年条(128)末注明，“本章事又见《通典》卷一八六、《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假名本无。抄本、元刻、明本、韩版均属前章，从戈本别为一章”。
集校除了以各种版本校勘之外，还以唐宋相关史籍、文献进行对勘，以确保其科学性。《集 校所据唐宋史籍、文献》所列10种为：《魏郑公谏录》、《通典》、《旧唐书》、《唐会要 》、《文苑英华》、《唐文粹》、《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新唐书》、《资治通 鉴》。发现王先恭校注《魏郑公谏录》所引《贞观政要》有与抄本全同而与刊本互异者，这 是集校者的一个发现，或许国内私家藏书尚有早于明初刻本者。注意引用《通典》进行校勘 ，也是本书值得一提的地方。通常校唐代史书，所见鲜有引用《通典》者。《通典》在上述 史籍中成书最早，文献价值也是公认的。以其“边防”一门来校勘唐与周边关系颇有价值， 卷九《议安边》即与《通典》卷一九七所记对勘，才弄明白为什么抄本为三章，戈本为二章 ，以及文字的移易情况。
为了方便区分和阅读，每章第一句前编以序号。写字台本卷四、刊本卷二直谏附、卷八禁末 作附中重出各章，均不编序号，只在章后注明在本书某卷某篇某章(某号)。除去重出，全书 共得286章，是为《贞观政要》最完备的一个本子。
《附录》部分关于海内外《贞观政要》的著录与题跋以及《吴兢学行及著述》，使读者能够 完全了解《贞观政要》的流传与版本，能够逐年把握吴兢生平事迹及其现存著述，为作进一 步考察提供了一个最完备的基础材料。
版本搜罗最完备、考察吴兢的基础材料最完整，书前又有最具份量的综合性研究，三者合一 ，使《贞观政要集校》一书成为一部集大成之作。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最希望补入一个人名索引，以利于因人查事。人名索引可以 作当时人的人名索引，也可以作所有人的人名索引。此外，尚有些许校对的疏漏，如第236 页(106)第4行“太宗并并嘉纳之”，衍一“并”字。第575页倒数4行，下5字“谓臣相曰” 应作“谓宰臣曰”。
瑕不掩瑜，重印或再版时，弥补上述瑕疵，《贞观政要集校》将是一本能够传世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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