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作为二十四史中的一部正史，是研究唐代历史及唐代 文化最基本的史学典籍。该书虽有中华书局整理的点校本，但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 中最主要的是编纂与传刻中文字讹误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一些单篇文章对其中某个问题或某 条材料进行过纠谬补正，但相关研究以及今人的校点整理都存在不少问题，学术界也始终未 曾出现一部对《旧唐书》作出全面考述、系统分析的著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出 版的武秀成的《〈旧唐书〉辨证》一书，及时弥补了学术界的这一缺憾。

　　该书从四个方面分九个专题，对《旧唐书》的编纂与流传，干支系时与《经籍志》中的文字 讹误，以及前人近人在考证中出现的疏误，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严密的考察辨证。九个 专题分别为：一、《旧唐书》编纂考略；二、《旧唐书》流传述考；三、至乐楼抄本与叶石 君校本研究；四、《旧唐书》系时体例与前贤校订平议；五、《旧唐书》系时讹误之类型及 原因；六、干支系时讹误考校(上)：《旧唐书》本纪部分；干支系时讹误考校(下)：(1) 《旧唐书》本纪部分，(2)《旧唐书》志书部分，(3)《旧唐书》列传部分；七、干支误疑误 校辨正；八、《旧唐书·经籍志》考：(1)《旧唐书·经籍志序》考误，(2)《旧唐书·经籍 志》校证举隅，(3)《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书名订误；九、《旧唐书》校读：(1)读《旧唐 书》杂志，(2)点校本《旧唐书》误校例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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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作者运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等知识手段，考校分析，剖析源流，辨章学 术，尤其是在《旧唐书》的干支系时方面，解决了前人和近人没有解决的大量问题，如年份 讹误、季名讹误、月份讹误、干支讹误等及其原因，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在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又跨进了一大步，创获颇多。以下从四个方面对此书分别进行一些述评：

　　一、从编纂、流传方面来看，本书分三个专题，对《旧唐书》的卷数、书名、版本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首先，作者廓清了学界含混不清的200卷、203卷、221卷、214卷、190卷之说， 认为200卷为正说，214卷是连子卷而言，其余则皆为误说，并探寻了几种误说的缘由，或据 《文献通考》误引《晁志》立说，或因旧史有讹脱而误，较有说服力。一些学者认为的《旧 唐书》因避后晋高祖名讳原不叫“《唐书》”，而称“《李氏书》”或“《前朝李氏纪志列 传》”，作者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从当时的诏令与奏文看，并非逢“唐”必改， 而奏文中更有直称“《唐书》”者，是《旧唐书》原名《唐书》并无疑问。其次，关于《旧 唐书》的流传与版本问题，作者主要考查了宋代的传刻情况，认为南宋前期《旧唐书》可能 有多达五种的刻本传世，过去认为《旧唐书》在宋代就已经流传不广的说法并无确切依据。 并对今存《旧唐书》最早的完刻本——闻人诠刻本的底本作了细致的辨析，澄清了一些误说 ，认为闻人氏所据底本，基本上出自南宋绍兴越州刻本，少部分可能出自抄本。对学界以为 失传的清初叶石君校本，作者也进行了详细的考述。经过勘查，终于发现叶校本尚完好地保 存在湖南图书馆，而中华书局点校本引用的所谓“叶校本”，实为叶校之过录本，点校者也 很少采用。叶校本是依据明朝嘉靖时陈察至乐楼抄宋本进行对校的。该抄宋本清初已多有残 缺，故叶校只有98卷，但因为今存宋本残卷仅有67卷，抄宋本与之相同者为33卷，而抄宋本 独有者达65卷，可补残宋本之严重不足。经过对勘，发现叶氏校勘极为细致，故其所校颇为 可信，其校勘价值几乎等同于明抄宋本。对于该本的文字优劣，作者认为其最有价值的是本 纪部分：有点校本已校改而此本可补确证者；有点校本已疑误而未校改者，此本适可证之； 有点校本漏校而据此本可补入者。这个校本是重新整理《旧唐书》时必须利用的一座宝库。 

　　二、从干支系时方面来看，本书分四个专题，对《旧唐书》的系时体例、讹误类型及原因进 行了概括论述，对前人的校订进行了功过分析，对本纪、志书及列传中的干支系时讹误进行 了详尽的考辨，同时对后人的误疑、误校也作了辨正。其系时讹误类型归纳有6大类，20余 小类，有的类例不见于前人的论述，如干支及纪事一并脱漏例等，并总结了干支讹误的常见 规律，颇有助于后人对此类文献的整理。该书作者梳理了清代以来校理《旧唐书》的情况， 对沈炳震、张宗泰、刘文淇等人的考校成果，分别作了细致、中肯的评述，指出沈氏的缺点 在于无证径改，正误参半；张宗泰则多凭历法推校，而引证仅限于《新唐书》等少数几种典 籍，此二人所校皆当重行考证，方可取信于人。刘文淇等于《旧唐书》校理功绩最大，其搜 罗资料，广集异文，皆远迈前人，但刘氏以异文校为主旨，故其校勘大多不作辨正，不问是 非，而仅列举诸书异文，即使误字，也一并录入，故今人于刘氏所校，也多有重加考辨之必 要。对于干支讹误的考订，则为该书之重点。其辨正主要采用核之历表、验于石刻、证诸群 书的方法；引证唐宋文献，除一般史书外，尚包括杂史、笔记、类书、别集、总集等，凡涉 及干支纪日者，几乎囊括无遗。如文中本纪部分干支考校的最后一条，征引文献即达13种， 包括了类书、地志、政书等多种性质的典籍。该书共订正《旧唐书》中的系时讹误400余条 ，多为前人所不及，而考证之方法也较前人更为缜密科学。据该书〖FJF〗E74E〖FJJ〗 抉的干支讹误现象看，其规律一般为干支字误，其次是脱书月份，再次是月份字误，而衍文 与误倒现象较少。对后人的误校辨析，则强调指出不能以陈垣等人的历表作为考校古文献纪 日的绝对依据，以及应持的阙疑态度。

　　作者既继承了乾嘉学风，又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广征博引，比较不同的版本，或质疑，或 补证，并力求寻找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从对这一条材料的考辨过程，可以充分体会到作者引 证文献的丰富和逻辑分析的精细严密，而且显示出作者不一味迷信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和积 极创新意识，因而能发现问题，纠正前人的失误。

　　三、考订了《旧唐书·经籍志》中的严重讹脱，可谓独辟蹊径，细如毫发。凡三篇，一是考 察了《经籍志序》中一处严重的错乱现象，指出“十曰经解，以纪六经谶候；十一曰诂训， 以纪六经谶候”皆为误衍；二是以《经籍志》集部为例，从梳理新、旧《志》与《古今书录 》的同源关系出发，主要采用本校法，并结合他校，对该志著录图书的脱漏，各类图书的统 计数目，著录的图书卷数及撰人姓名的讹脱与歧异，作了十分缜密的考辨，共订正讹脱50余 条，同时为今后全面校理《旧唐书·经籍志》作了有效的尝试；三是订正了今本《旧志》著 录的书名讹误20余条。

　　四、对《旧唐书》点校本的误校进行了严密审慎的分析。该书第十章对中华书局点校本误校 进行辨析，订正点校本之误虽仅举三例，却足以发人深省。如例二考出广德二年前东川节度 使驻节在绵州，兼绵州刺史，即为一大发明。不但疏解了有关文字，而且揭示出了一个为前 人所未注意的历史事实。前人皆只以为东川节度驻节梓州和遂州，未曾有人言及驻节绵州者 ，作者考明剑南初分东、西两川时其治所不在梓州而在绵州，并重申了古籍整理中不可轻改 古书的戒律。对第三例的分析更为有价值，作者从唐代文献的行文比较中归纳出一种古人的 叙事笔法：连叙法，即互为因果的两件事，或仅因二事相关，史官为求简洁，不问先后而记 载于同一时间下，其时间或就前事，或据后事，时间用语虽然相同，但实际并非说二事发生 于同时。此例不见于前人论述，是该书的独特发现，对于今后的古书校读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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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阅读该书，可以发现作者创新之处颇多，如对《旧唐书》的卷数、书名、版本等问题进 行了准确的考校；发现学界向来以为已经失传的叶石君校本，为校勘工作提供了可贵的版本依据；对《旧唐书》干支系时讹误分别进行精细的研究(本书仅系时讹误订正即多达400余条 )，并注意从中总结干支错误的规律；对《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错误进行了纠正；从中 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的误例中归纳出古人叙事的“连叙之法”等等。可以说，作者以翔 实细密的考订、审慎精严的结论，将《旧唐书》文字讹误的考校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作者善于运用文献学的各种方法，分析文字致误之原因与类型，订讹正误，善于广泛采集 相关史料，灵活运用，文献视野极为开阔；善于从具体的研究中总结古书行文之例以及古籍 校订条例、归纳方法、总结经验。通过深入考校分析，作者不仅解决了《旧唐书》的编纂与 流传问题，廓清了学术界诸多模糊影响之谈，更主要的是为将来《旧唐书》的重新整理提供 了诸多依据。

　　总之，该书资料丰富，考校精审周密，反映出作者学风严谨，具有深厚的文献学理论修养与丰富的文献整理实践经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旧唐书》的校勘、辨析和考证超越了 前人，在《旧唐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周勋初先生所评价的，“(《〈旧唐书 〉辨证》)对一些似乎已成定论的学说，如《旧唐书》本纪部分最为可信，陈垣《二十史朔 闰表》中的历日绝对可靠，梓州恒为东川节度使治所等说，也敢于大胆怀疑，并且通过细致 的辨证，得出可信的结论。因此，《〈旧唐书〉辨证》一书不但在史实的考订上提出了许多 科学的结论，而且在治史的观念和方法上也提供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新见”(《〈旧唐书〉辨 证·序》)。综观全书，作者在论点、论据及方法等方面，都达到了精微缜密的程度，堪称 古籍校考以及文献学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著作。

　　当然，该书也有一些不尽完善之处，比如，叶石君校本是作者所发现并作为校本的一个重要 版本，应该将其中一些版面和叶石君原《跋》制成书影置于书前，一者可以使人们一睹该版 本的面目，二者也可以使著作增添趣味。此外，作者在考校《旧唐书》时，引用了一些叶石 君校本的成果，可以看出，对于叶石君校本，作者下了很大工夫，如果在书中能将该校本的 全部校勘成果整理出来，加以公布，将会具有很大的价值，同时也能嘉惠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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