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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经〉校证与研究》述评


杨世文

2004年

第七期(总401期)

第八期(总402期)

第九期
第十期
第十期
第十一期
第十二期

 

  《长短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书,千余年来问津者少。近年来开始受到重视,出版了几种校点、今译本,瑕瑜互见。而巴蜀书社2003年5月出版的、周斌同志撰写的《〈长短 经〉校证与研究》一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 整理、研究赵蕤《长短经》的著作。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对《长短经》的校证,下编是 对《长短经》的研究。该书的显著特点是集整理、考订与研究于一体,粗读一过,觉得作者 用力颇勤,学风严谨,很有创获。作者下了许多功夫,对赵蕤的生平事迹及其《长短经》的 基本情况第一次作出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见解新颖而又证据充实、论断 合理的结论,纠正了不少前人的错误看法,将《长短经》的整理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对学术研究极为有功。综合言之,该书主要有以下特点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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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首次提出《长短经》是编述文献的观点。

  《长短经》成书已有1000多年,历代研究此书的学者均未发现它是一本汇抄前人著作而成的书。《校证与研究》通过考源与统计,认为:《长短经》原文约19万字(含标点符号),而赵 蕤自己写作的成段文字不过数段而已,其余均是抄自先秦至唐代的各种书籍,涉及经、史、 子、集四部书百余种,其中有许多书今已散佚,也有相当数量的书连《四库全书》都未收录 ;赵蕤引用前人著作的形式有两种,三分之一是明抄(写出书名或作者名),三分之二是暗引 (不写出书名或作者名);赵蕤在引用前人著作时,常以简明的几个字或设问、或总结、或 说明、或承上启下,这类文字的数量要比赵蕤自己写作的成段文字的数量多得多,但这两类 属于赵蕤写作的文字加在一起,也不足一万字。《校证与研究》从而得出如下结论:《长短 经》全书19万字中的18万字,是明抄和暗引自前人著作,因而它是编述文献。这是一个非常 有价值的发现,对于我们确定《长短经》的性质非常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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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首次对《长短经》中明抄暗引自前人著作的文字进行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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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证与研究》作者不仅眼光犀利地指出《长短经》全书大多明抄或暗引其他书籍,而且尽 可能考出其来源;对赵蕤自己写作的段落或句子,也尽可能给予说明。通过如此详细的考源 ,使得作者所提出的《长短经》是编述文献的观点更加牢不可破。通过考源,《校证与研究 》还发现了《长短经》所引文献的书名、作者名被弄错达十余处之多,而其他各种《长短经 》点校本与注译本对这类错误却未加改正。此外,还订正了一些《长短经》整理本在注译方 面的错误。作者的这些发现,对于纠正过去的成见,以及利用《长短经》进行校勘、辑佚,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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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以他校法为主、对校法为辅对《长短经》进行文字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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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明抄或暗引自前人著作而又已考出其来源者,《校证与研究》一律用他校法校之;凡赵 蕤写作的句子或段落以及抄自前人著作而未能考出其来源者,采用对校法,以台湾影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读画斋丛书本为校本进行校勘。而此前大陆和台湾所出五十余种《 长短经》标点本大多不校勘,个别的本子(如《中华杂经集成》本和《传世藏书》本)虽然作 了校勘,但都是以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读画斋丛书本进行对校,凡用对校法不能校 出的衍夺讹倒则仍沿其旧。如《长短经》卷二《理乱第十二》有一段谈“九风”的文字,而 其下只有八风,读画斋丛书本和四库全书本《长短经》均缺一风,大陆和台湾所出各种《长 短经》整理本也均未将所缺的一风补足;岳麓书社1999年所出上下册《长短经》整理本注“ 九风”曰:“下文所列共八风,与九之数不合,疑有误。”而《校证与研究》通过考源,知 此段话是暗引自荀悦《申鉴·政体》,经比勘,乃是“此衰国之风也”下脱一风:“君好让 ,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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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长短经》内容大都出自抄纂,利用其源文献进行校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校证 与研究》作者深谙此道,在这一方面用力甚勤,并由此解决了《长短经》中的许多问题,从 而将该书的整理校勘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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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校证与研究》的标点比较严谨。

  比如卷一《论士第七》“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一句,《校证与研究》通过考源 ,知是暗引《逸周书·官人》,且“能”字下脱“施”字,据补后,在“威”“施”二字间 断句并加逗号。而《长短经》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及近年出版的各种点校本与注译本,“能” 字下均不补“施”字,并在“威”“严”二字间断句或加逗号,从而导致对文本理解的偏差 。又如《长短经》卷一《品目第三》有如下一段文字,1999年岳麓书社所出上下册《长短经 》整理本(长春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的一个《长短经》选注本亦同)就这样标点:“故孔子 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校证与研究》通过考源,知末句“则治道毕矣”以下,还有“所谓庸人者”、“所谓士人者 ”、“所谓君子者”、“所谓贤者”及“所谓圣者”五段,均是暗引《孔子家语·五仪》, 均为孔子语,从而将后引号后移五段。如此之类例子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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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在著述体例上,《校证与研究》也有独到之处。

  《校证与研究》采用两种办法,使《长短经》全书的段落与层次非常清晰。一是正文与注文 分列。赵蕤《长短经》自为经传,大字正文与双行小字夹注间杂,极不便阅读。为清眉目, 《 校证与研究》援中华书局前四史校点本之例,将正文与注文分隔,于有注文的句末加注码, 如【注一】、【注二】等,而于各段大字正文下【原注】部分下分列各条小字注文,正文与 注文仍用不同字号以资区分。二是对赵蕤《自序》及正文六十四篇均予分段,各段前用阿拉 伯数字标识段序,如“1·01·02”表示第一卷第一篇之第二段,“6·19·01”表示第 六卷 第十九篇第一段,“9·00·01”表示第九卷卷序第一段,“0·00·02”表示赵蕤《自序》 第一段。且分段尽可能照顾各篇文意的层次和引文的不同来源,其办法是对某些文字过长、 明抄暗引自不同书或同一书的不同篇卷的正文与注文,则将以段序标识的一个大段再分成若 干自然段。这样的处理使全书眉目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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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书末根据考源结果编制的“《长短经》引书索引”极便使用。

  《校证与研究》书末,依据考源结果将《长短经》明抄暗引的一百余种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 分类,且于各被引用书的书名后用段序标识出引用情况。据此索引,可以迅速地查检出某书 在《长短经》中是否被引用或被引用的次数与位置(篇卷段落),极大地便利了读者利用《长 短经》之大量引文(含暗引)校勘传世古籍或辑佚散亡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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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校证与研究》也有一些不足:虽然作者考出了《长短经》中明抄暗引文字的绝大部分来源,但仍有几处引文来源可以考出而未考出或考源错误。比如该书第89页【注四】“昔 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考8】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 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则又反之 于忠。’【考9】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宜,救弊之术。【考10】”《校证与研 究》之考源说“【8】【10】未详。【9】《春秋元命包》(见《礼记·表记》疏引)。《说苑 ·修文》、《白虎通·三教》、《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及荀悦《汉纪》卷四《高祖纪· 赞》略同。”实际上【8】【9】【10】均出自《晋书》卷六八《纪瞻传》。又如正文第27 页有以下一句话:“汉光武,听聪之主也,谬于庞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弊于张邈。” 其下的考源曰:“未详。《孔丛子·居卫》作‘得士则昌,失士则亡’。”很显然,此处的 考源与正文风马牛不相及。笔者以为此语应是赵蕤暗抄《三国志·魏书》卷八陈寿“评曰” 的“昔汉光武谬于庞萌,近魏太祖亦蔽于张邈”句而略加增删。及至读到该书第68页正文“ 故曰:得人则兴,失士则崩”句,以及其下的考源——“未详。《孔丛子·居卫》作‘得 士则昌,失士则亡’”——笔者方知:以上两条考源文字完全相同,必是微机录入时出现 粘贴错误或重复粘贴而又未能校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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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上述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总体说来,《校证与研究》是一本优秀的、非常有特色 的古籍整理与研究著作。尤其作者对《长短经》的考源以及运用他校法进行校勘,极具价值 ,理清了其中的不少问题,为抄纂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笔者相信,该 书的出版,必能嘉惠学林,推动赵蕤及《长短经》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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