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玲女史新著《宋僧录》，煌煌两巨册，120万言，已由北京线装书局正式出版。
本刊1994年第12期中，曾揭载拙作书评《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推介李国玲女史 编著的另一本书。其中有一些话，可以引来作为读《宋僧录》的注脚：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以下简称《索引》)一书，系我国台湾 学者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等人所编，1974—1976年间由台北鼎文书局出版。19 77年起，王德毅陆续加以增订。1988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王氏增订本，凡六册。第一至 五册为索引正文，采用宋人文集347种，元人文集20种，总集12种，史传典籍90种，宋元方 志28种，金石文字8种，总计五百余种。此外，还参考了有关的单行本年谱、事状、言行录 、别录，以及期刊中属于传记性质的文字等多种。搜罗到的宋代人物达两万二千余人。比此 前出版的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编《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多出一倍以上。更有进者 ，《索引》采用了一种新的编纂方法，就是：凡人物中有事迹可述者，都根据所集材料写成 小传。这就使此书具有人物词典的功能，可说是“一身而二任焉”，在索引工作中是一种新 的创造，大大地提高了此书的学术性，扩展了它的使用范围。此举曾备受索引编纂学界称道 。第六册为《宋人别名字号封谥索引》，对于直接利用宋朝史料的人极为有用，不能把这一 部分仅仅看成是只供本索引使用的附录，它有独立存在的使用价值。
无独有偶，1994年8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李国玲女士编成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 编》(以下简称《补编》)。
古典文献学界尽人皆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在倾其全力编纂《全宋文》。主持该所 资料室工作的李国玲女士是有心人。她根据编纂《全宋文》普查的万种以上图书、碑刻拓片 等资料，又着重补查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宋大诏令集 》、《嘉泰普灯录》等重要典籍，编成此书。她以披沙拣金的方法，从万种以上资料中选用 千余种，其工作量十分巨大。所得材料，有些极为珍贵。特别是近几十年出土的墓志录文， 各大图书馆秘藏的拓片等，均为首次大量编入这类工具书。从这一点来说，也可说是一次创 举。《补编》体例大体遵循《索引》。对《索引》已收的人物，凡有新材料者，《补编》标 明原书页码，补录相关资料，计补充资料者六千余人；新增人物则列出资料出处，并撰写传 略，计新增一万四千余人，二者合计，增补两万余人，接近原书所收人数。书后也附有“别 名字号索引”，其作用与《索引》的那一部分相当。
此二书合用，大致能将概括搜寻宋朝人物的范围。
笔者认为，我们一定要看到李国玲女士从事此项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只有理解 这一工作重要性的人，只有心无旁鹜献身学术的人，才能数年如一日，耐得住一般人难于承 受的枯寂，才能保证完成这一精密细致的工作。其次，我们还应该学习李国玲女士，她一方 面能看出这一工作的重要；另一方面，能细心拣择，使竹头木屑均化为有用之材。如此大量 的披沙拣金的细密工作，非胸罗万卷者莫办，亦非心细如发者莫办。稍一疏忽，便会漏掉眼 前的宝贵资料。可惜能耐此寂寞踏实地从事索引编纂的学者太少。
我为什么引了这么多，因为新出版的《宋僧录》的性质与编纂方式，与上述这两部书的编排 方式完全相同，只是如书名所示，它是一部宋代僧人的传记与传记资料的“索引”兼“辞典 ”罢了。
我读了《宋僧录》，很为李国玲女史的新成绩而欣喜，因而产生许多感想和想法。分别汇报 如下：
工具书，简括地只就佛教的工具书来说罢，在有关僧人的词条中，先写简明小传，后列参考 书籍资料，似乎早就有这个传统了。例如，日文的《望月佛教大辞典》，在某位僧人的专项 词条的最后，一定尽可能地列举多条出处资料，供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时参考(别种词条只 要能做通常也这么做)。台湾省佛光山编纂的《佛光大辞典》，沿袭了日本人的这一做法。 当 然，这些辞书所收的都是著名的有过巨大贡献的僧人，至于全面的从古至今的尽可能搜罗进 来的僧人与居士等人的佛家人物传记辞典，日本人为他们本国七众编写的，大致也沿用此法 。我国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也采用此法，读者称便。这就 说明，此种在辞书体书籍的小传词条后附加参考资料的编写方式，乃是“古已有之”。不过 ，参考资料大体上是作为正文的最后一部分，并不像李国玲女史的著作中那样眉目分明的。 而使用李国玲女史擅长的编纂方式来编写的又大又全的断代僧人辞书，则以李女史此书为嚆 矢。我们必须揭示其首创性。
《宋僧录》只收僧尼，不及全部七众，这是一种聪明的界定方式。因为，居士，除著名的以 外，一般的很难界定。按汉化佛教的清规戒律，必须经过正式皈依受戒，才能称为居士。有 的人信佛了，就自认为居士，甚至自称某某居士，那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宋朝个 别人的这方面的史实，现在又很难查起。所以，宁缺勿滥，是一种好办法。就拿《中国佛教 人名大辞典》来说，搜罗出家二众是企求一网打尽，但对居士则是有选择地收纳的。如：收 苏轼、苏辙兄弟，可是没有收入自称“石湖居士”的范成大。这就会产生对收纳的人物的界 定问题，即收谁不收谁的讨论，因为对居士的生平及其受戒与否要费大力气去考察，还不一 定有结果，所以，最后可能还是流入任意性。所以，我们对《宋僧录》的专收式做法就不但 应该认为聪明，而且要大大肯定的了。
李国玲女史此书沿袭《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等两部书的编制方式，当然一方面是追求大而全 ，另一方面，无形中也会受到那两部书采纳资料方式与范围的影响。李国玲女史又是在资料 室内工作的，是在主要以编纂《全宋文》为主要致力方向的资料室工作的，所以，延此馀绪 ，既方便了《宋僧录》的编纂，又在无形中限制了自己。当然，做到现在这种程度，已经是 非 常不错了。我们必须大力肯定。李国玲女史在她能做到的范围内，是百分之百地尽了努力了 。我们更必须明确：这篇拙稿，写作目的是在表扬《宋僧录》，是在欢呼此书的出版，是在 为能有李国玲女史这样的埋头苦干的脊梁人物而赞叹，并希望这样的人物及其业绩能进一步 得到全社会特别是古籍整理学术界与佛教界的认识与赞誉。
在有了以上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就希望能够进一步讨论如何对此书进行补充了。从此 书体例上说，本身已经够全、够完善了。可是，若进一步求全责备，窃以为还有发展余地。 初步想到的，可从以下几方面致力：
一方面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僧人的记录。姑且举一部书为例：日本入宋僧人成寻，在其《参 天台五台山记》(共八卷)①中，记录了许多当时中国各寺院的头面僧 人，多为《宋僧录》所未采录。即以该书卷一所记来说，不完备的统计，《宋僧录》中未载 者就有以下诸人：允初(天台国清寺僧人)，净慈寺妙惠大师，灵隐寺僧德赞，国清寺主赐紫 仲方、副寺主赐紫利宣、监寺赐紫仲文，明心院住持僧咸宁，石桥道场庵主印成，景德寺“ 管内僧判官赐紫觉希、赐紫久良”，“教主F8D5梨若明”，赐紫永明 ，等等。如统揽全书，当不下百十人。其中各寺院的住持、方丈级别僧人颇多，就中得“赐 紫”的僧人不少。为什么当时的许多僧伽头面人物在中国的记录中后世无传?这倒是一个可 以探讨的小问题。是不是中国的僧史家，也像宗儒的史学家范晔写《后汉书》，“宰相多无 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呢?或者“爱僧不爱 紫衣僧”(唐代郑谷诗)呢?此种深藏不露的爱憎值得深思。
另一方面，是从宋代刊印的大藏经和小部藏经以及单行本佛教经典的经末“发愿题记”等材 料中拣寻。试举一例，《思溪藏》题记中有：“掌经沙门法己”，“对经沙门行坚”，“干 雕经沙门法祖”，“对经慈觉大师静仁”，“赐紫修敏”；还有“宁国府泾县明月庵广宣首 座”，“新兴寺知库嗣然”等等②。估计细心搜寻比对，收获不会太 少。只是影印本大藏经与单行本佛经中常常略去题记，实为不智，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影印 的《碛砂藏》，就犯此病。所以，仅靠影印本不成，要深入大图书馆，逐卷核对。这是个苦 差事，如果不是内部人物，看不到善本，极可能还办不了此事。说来容易做来难!
深入深山古寺，特别是有塔林的寺院，如山东长清灵岩寺，河南登封少林寺，实地记录塔铭 或研究拓片，从中探究僧人生平(不限于本人)，也是一种进一步寻觅的新方向。我记得《台 州佛教》杂志曾发表过一些僧人塔铭的“引见”，很值得提倡。我国石刻史料丰富，必须好 好利用，这已经是常识了，但是，还是说来容易做来难，需要沉下心来，一篇一篇地阅读， 别无他法。国外的资料也不少，特别是日本与古代朝鲜半岛的资料，咱们利用甚少。如1919 年公布的《朝鲜金石总览》，铅印本，间有误植，可是咱们极少利用，遑论校勘
③!就连不是石刻而属单纯文字传记性质的，如《大日本佛教全书》中 的“游方传丛书”，还有咱们本国的《中国佛寺志丛刊》，也很少利用呐。
说了这么一些，决不是说李国玲女史的工作遗漏多。我想说的是，挑毛病、举遗漏的例子， 具有极大的自由性，说的尽是自己知道的或自认为知道的，花力气不大，显得挺高明的样子 ，实则比起李国玲女史伏案多年，如我就自觉早应愧死!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宋僧录》 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我以上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我们只是希望，在现在已经做 出了挺好的成绩的《宋僧录》的基础上，何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如果这样想，前面提出 的一些建议或可派些用场。我更觉得，李国玲女史过分地局限在她的资料室内，影响了她的 思路与进一步发展。她要是就此飞跃一大步，成绩必然更大。我希望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 所的领导，能更加支持她，给予时间，拨给专款，放她出川在国内外遨游，遍参各大图书馆 及相关的寺院等等，期以数年，必有更大成就。
注
①在此预告：笔者正在做《〈参天台五台山记〉校注》，预计2004年底粗成，即交出版社出 版。如有先知先觉已有成稿，务乞告知，我就立即停工，以免撞车。
②这些资料，是从李际宁同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佛经版本》一书的80页上抄录的。一则 可见我耍小聪明因人成事，二则也可从侧面反映出看原卷之困难。
③我曾利用北大藏拓片与《朝鲜金石总览》中的排印本校对，作出三四篇塔铭录文加校释来 。可是，排印本没有让我校对，几乎每篇都错得一塌糊涂。如果有哪位看见了，万勿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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