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秦时代的兵书是传统文化瑰宝中的精品之一,并在世界军事史、科技史、思想文化史 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那脍炙人口的精言妙语、深邃精湛的哲理以及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久已成为历代精英和普通民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因此,自古及今研究和注释 考辨兵书者高手辈出,名篇佳作不绝于缕,形成了以兵书研究为核心的兵家文化研究,在学 术思想界大放异彩。更为可喜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又涌现出了一批颇有作为 的中青年学者。他们锲而不舍地研究兵书,发表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各种著述,其中既有新意 迭出的专著和论文,也有雅俗共赏的今译和注释,可谓领域开阔,成就卓著,把兵家文化和 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新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领导小组资助项目《先秦兵书佚文辑解》(2003年1月版),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部。
《先秦兵书佚文辑解》的主编徐勇是一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年轻学者,但他研究先秦兵书已有 近20年的历史了。若干年来,徐勇君独撰、主撰或主编了《简明中国军制史》、《齐国军事 史》、《六韬校注》、《兵家文化面面观》、《历代兵书精言妙语》等书。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徐勇和其他几位同行共同完成的《先秦兵书通解》(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是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项目和天津市“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对现存所有 的先秦兵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研究。
这部《先秦兵书佚文辑解》是《先秦兵书通解》的姊妹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 上编的“先秦诸子兵学论著通解”和下编的“先秦兵书佚文汇辑”。
上编的价值似乎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是将散见于《墨子》、《商君书》、《FAD2冠子》、《管子》、《荀子》、《吕氏 春秋》、《韩非子》等先秦诸子中的兵书遗篇和兵家论文精选出来,汇辑于一处,突破了原 著框架和原署名述作者所属学派的局限,以其实际内容和作成时代为界定坐标,从而使先秦 兵家作品的研究领域和资料内涵都得到了合理的增容。
二是将这些从先秦诸子书中精选、汇辑出来的兵家遗作进行了认真的核勘、标点、简注和编 排,这是首次从兵书佚文的角度对它们所做的古籍整理工作,扎实的功力和新颖的视角使其 成果独具特色,不仅能够给业内人士提供参考,而且可以使广大读者对目前存世的先秦兵家 作品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认识。
三是通过每部诸子书前面的“总论”和每篇所选作品后面的“通解”,对这些原存在于先秦 诸子书中的兵家作品一一进行了考证和探讨,其中不乏新鲜的见解,如对某些作品的大致作 成时代、述作者所属学派、流传演变情况以及史料价值和军事思想等,均有涉及,为今后这 一领域的继续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
下编的贡献则似乎可以归纳为四点:
一是在完成了对已知存世的六部比较完整的先秦兵书整理研究之后,继续深入挖掘它们散见 于各种传世文献或出土材料中的佚文。现除了《吴子》一书的佚文尚未找到线索外,对《孙 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这五部兵书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辑佚工作,我们从本书中看到的先秦兵书佚文,已接近其原著正文的份量。换言之,通过作 者们的努力,已使弥足珍贵的先秦兵书可供研读的内容,比原本流传的正文增加了将近一倍 的文字。
二是由于作者们对先秦兵书有了总体上的把握,因此本书的辑佚工作起点较高,前人尤其是 清代学者对某些先秦兵书已不同程度地做过辑佚,既取得过一些成果,也存在着不少疏漏、 重复、抵牾之处。本书充分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对前人疏漏的问题尽力予以补正,对前人作 品中重复的内容择善而从,对前人辑佚中出现的抵牾之处则详加辨析,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 。总之,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先秦兵书的佚文进行了再度筛选、整合、注释和疏理, 细微之处,间有妙得,在质量上达到了同类课题的前沿水平。
三是本书的考证颇具功力,把史学研究的成果巧妙地应用于古籍整理之中。例如:《孙膑兵 法》自东汉末年失传,直到一千多年后的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著名的先秦兵书 才重光于世,它只有竹简本而并无传本可以对照,这种情况一般是没有佚文可辑的,但本书 作者不囿于成说,经缜密考辨后取得了突破,从八个来源辑出了两大类、八条佚文。再如: 过去人们对衍入《商君书》中的《徕民》篇多有疑问,不知其原述作者是谁,作成于何时, 本 书作者以《徕民》篇中的内证结合其他史料进行考证,得出了其述作者可能是由魏入秦的尉 缭,应将它视为一篇《尉缭子》佚文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四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考古发现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例如:过去人们对银雀山汉 墓中出土的木牍《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归属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作者从出土简 式、抄写字体、思想内容、时代特征等方面进行考证后,基本明确了这些兵家遗篇的述作及 流变情况,将其论定为战国晚期秦国兵书。再根据《兵令》篇体现的内在联系,用“断限思 维”方法进行科学的推论,提出了其应为《尉缭子》佚文的新见解。而这种把考古成果与传 世文献对比研究的方法,不仅推动了先秦兵书的辑佚,也为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新的 思路。
因此从总体上看,本书的价值较之《先秦兵书通解》更为突出,其中某些观点和研究成果是 具有开创性的。《先秦兵书佚文辑解》的出版,无疑为研究者和读者铺路架桥、提供了方便 ,对历代兵书的继续深入研究也是极为有益的。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因病不幸于2004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