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和东邻日本的古代文化交流到了盛唐时代便进入了高潮,除官方的“遣唐使”次数和人数不断上升外,民间的交住也日益活跃。其中监真的东渡( 753 — 763 ),圆仁的西航( 839 — 847 )和圆珍的西航( 853 — 858 ),应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三件大事,历来传为美谈。有关他们的文字记录《唐大和上东征传》、《入唐求法巡礼记》和《行历抄》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珍贵的文献。近百处来日本学者对它们的研究已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学者在近二十多年间也整理出版了《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校注本和点校本。但《行历抄》的整理却久未见人问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直到最近,我才读到了由白化文、李 霞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行历抄校注》。三部珍贵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籍从此有了完整的中国整理本。我曾从事中外交通史籍整理工作多处,对中外交通史籍一向情有独钟,此书捧读之余,颇有所感。现在不揣浅陋将它写出来,一来可以对此书起点推介作用,二来也算是对《行历抄》的中国版问世的祝贺!
《行历抄》原是圆珍入华求法时写的日记,原名《入唐记》,或称《行历记》。圆珍后来被尊为日本天台宗寺门派的开山祖师,可是他对日本佛教影响之大。《行历记》全文已失传,今仅遗残篇。 1915 年高楠顺次郎将它整理校勘,辑成《行历抄》一卷问世,共 49 条,约 2500 字。中国版的《行历抄校注》除了将 49 条日记作出详细的校释外,还收入了圆珍的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如《在唐日录》、《入唐求法总目录》、《上智慧输三藏书》、圆珍入华的文书和证件,以及《圆珍传》、《智证大师年谱》、《风藻饯言集》的校注,还有圆珍遗物图片、求法行历的地图和《前言》、《后记》、《音序索引》等(这些资料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三)。真是一卷在手,有关圆珍的文献、文物尽在其中。这种一网打尽式的全面整理方式在目前的古籍出版物中并不见,却是非常需要。因为它既可免除读者查阅有关资料之劳苦,也可引导读者全面认识和评价原书的价值。现在已出版的许多古籍整理本,不是整理没有到位(或只断句而不标点,或只标点而无校勘,或有校勘而无注释,或有注释而无索引),便是没有附入必要的参考资料和索引,这样的整理其作用和功能便大打折扣。《行历抄校注》麻雀虽小,然而五脏俱全,称之为有全套功能的古籍整理本,是并不为过的。
再看该书的校注文字。虽然它很多地方吸收了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小野胜年、佐伯有清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前言》中已做了交代),但校注者并非人云亦云,而是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取其所长,判其所失,化繁就简,再加上自已的研究所得写成的。由于校勘方面比较琐碎,这里暂不举例,仅举注释为例。校注者在《前言》指出:“(古代词语)不能以词解词的办法来处理,宁可多费口舌,把词语的涵义、使用范围、感情色彩与意味等尽可能地通过注释来表达出来。我们是是样作了。”现在就姑举两例,看看校注者是如何实践他整理出的“不能用以词解词”的做法和注文要表达“词语的涵义、使用范围、感情色彩与意味”的原则。
一是原书 10 页“勾当”的注释说:
唐代口语词,有处理、办理、管理之义。作名词用时则指所办理的事情。这个词在口语化的小说戏曲中一直沿用到清代。按,“一切勾当”意为“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办了”,带有汉语掌握不熟练的日式汉语意味。
“勾当”一词本是口头俗语,现在已演变成带有贬意的名词,但不是于一般的汉语词典。此处仅用寥寥数语,便把它的“涵义、使用范围、感情色彩与意味”都表达出来了,而且也把它的源头、流传以及日语与汉语使用的细微差别表达出来了。释文准确而生动,不落俗套,充分说明了作者语词研究的功力。
二是 46 页“自恣”的注释:
梵文 pravarana 的意译,亦译“随意”,音译“钵刺婆刺拿”,佛教仪式。佛教徒每年安居期满之日举行检举忏悔集会,请别人尽情(恣)揭发自已的过失,自已进行忏悔;同时也随加别人的意愿,尽情检举其过。《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梵云钵刺婆刺 ,亦译为随意,亦是饱足意,是随他人意举其所犯。”此日称“僧自恣日”,也称“僧受岁日”、“佛欢喜日”。汉化佛教的自恣日一般定在阴历七月十五日。
这里也没有“以词解词”,但却使人具体地了解到这是古代佛教徒的一种忏悔仪式,也可以使人联想到现代定期的批评自我批评会。注文不但把“涵义、使用范围、感情色彩与意味”表达出来了,而且把它的源流(从印度到中国到日本)也说明了。校注引用佛教典籍,也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古代佛教戒律和佛教思想的认识。
以上只是稍举两个注释的例子,它既通俗准确,又简明扼要,像这样的释文全书比比皆是。读者不妨慢慢咀嚼领会,相信定能获益匪浅。
当然,《行历抄校注》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技术方面。如注释没有注码,便使人不易找到它在正文中的位置。又书末的《音序索引》仍不够完备,一些注释的条目(如本文的“勾当”“自恣”二词)也未收入索引。这些都希望能在重印时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