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占代文化的主要载体，通过古籍我们得以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得以了解以至发现我国曾经有过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古籍不但“存史”，而且还具有“资治”利“教化”的功能。对于科技古籍来说，其中的“资治”功能，尤在当代科技发展的事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最显现的例子是中国的古农书和古医书。中国古代的农学和医学堪称发达，许多著名的农学家和医学家一直为后世所传颂。农学和医学的发达，是中国历代人口大国的要素。据研究，我国在战国时期有人口两千万，两汉时期有五、六千万，宋代达七千万，到了清季道光年间政府记录在案的人口已近四亿（见罗桂环等：《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 P.20-31 ），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数不清的战争、饥荒和疫病流行的情况下，试想如果没有先进的农学和医学，中国哪能维持一个如此泱泱大国！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中国的古农书和古医书仍在当代的农学和医学领域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农、医古籍外，科学技术其它方面的古籍，也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作用。特别是在那些不能在实验室里或不能以较短时间来进行科学实验的科学问题，借助古籍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天象问题、气象问题、海象问题、地质问题、地震问题、水文问题等等，其演化或演变需要非常大的空间或非常长的时间，若想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实验，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或失真性；而通过对长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古籍记载所提供的历史素材及有关信息进行科学研究，然后构建出这一事物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模型，就有可能使所得的科学结论向真理更加逼近一步。例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席泽宗院士在上世纪 50 年代通过对中国古代天象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编出了《古新星新表》，把中国历代有关新星的记录资料公之于世，引起国际天文学界的极大关注；这是因为这个星表为研究超新星爆发与射电天文学这一新的研究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些资料是当代天文观测所无法替代的。中国古代天象资料的类似功用还有不少，如日月食记录、太阳黑子记录、流星雨记录、彗星记录等等。中国古代灾害资料，又从另一方向为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人类必须善于与自然环境协调相处，既要察看现实的情势，又要参考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才能避灾趋利，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如编成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地展资料年表》，是我国基本建设选址所必须查考的重要资料；其在经济、社会、环境、甚至政治方面的参考价值更是不可估量。又如近几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所编的种种历代自然灾害史料，包括气候灾害史料、旱涝灾害史料及海潮灾害史料等等，同样是有关领域或部门进行防灾减灾的现实科技工作以及社会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最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 2001 － 2005 年）重点规划项目的中国水利史大型资料书《中华治水典籍备要》中的《再续行水金鉴》的出版，又为中国几大主要河流的水利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再续行水金鉴》与其前编《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是我国古代官方治水档案的汇编。三部《行水金鉴》按水系分编，内容汇集了上起先秦《禹贡》卜这清代末年有关黄河、长江、淮河、运河和永定河的源流和变迁以及治河方案、施工经过等官方治河档案和论著，是我国最系统、最权威的治水历史文献的汇编。这些内容涵盖面广，尽管其中传统技术部分或许过时，但是有关河流变迁与水患泛滥的历史档案、有关化水患为水利的治水思想以及水患水利与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相互影响的认识等等，对于我国现代的水利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科技占籍是具有巨大潜能的，然而我们对其挖掘的力度却很不够，还不能很好地做到“古为今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损失。纵观我国古籍的整理，文史类的古籍，整理得较好一些，而对科技类的古籍，尚缺较有规模的整理、研究和出版。我国古籍浩如烟海，撇开已经失传的古籍不计，单就现存的古籍来说，其总量大概不下 15 万种（其中的丛书如《丛书集成》、《四部从刊》等只作一种计）。建国以来我国经研究、整理之后出版的古籍图书已达 1 万多种。虽然说，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但其中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则很少。除了古医书、古农书有稍好的整理外，其它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却是凤毛麟角。

　　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科技类古籍的内容很分散，整理难度大。科技古籍所含的内容是多学科的，既含有自然科学的数、理、化、天、地、生以及农、医等几大学科，又有技术科学的或技术范畴的（如采矿、冶金、机械、建筑、陶瓷、纺织、食品、水利、造船、交通、兵器等）各个学科，还有关于科学思想、科学与社会等诸多内容。这里面除了农、医、数、天古籍相对比较集中外，其它几个学科的内容大部散见于各种各样的古籍中，可以说，经史子集四部全有（即便是农、医、数、天古籍亦有不少散见于各类古籍中）。要按学科从这些众多的古籍中进行分类 集与整理，难度非常之大，不仅费力费工费时，而且还须要有较深的科技古籍整理的学问。

　　第二，整理科技古籍的队伍弱小。整理科技古籍的专业人才属于交叉学科型的，这些人既要懂文史，又要懂科技。因此，从培养开始直到炼就有较高素养的专业人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而整理科技古籍的专业人才相对说来要比一般的古籍整理人才少得很多。非但如此，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些稍为年轻一些的这方面人才，由于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宁可牺牲自己多年的古籍素养上的积累，而去参与某些企业的生产或技术部门，做些技术设计或顾问之类的工作，这样一来，就更加剧了科技古籍整理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

　　第三，就科技古籍的分类资料的 集来说，所需的经费支出要比一般古籍多。这是因为科技古籍内容分散，需要筛选的古籍很多，而所得的产品很少，有时只能得到几句话甚至一些片言只语，可这些内容往往还很重要。例如，关于我国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资料仅仅出现在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布衣毕 …”寥寥数语。显然，这一段资料，文字虽短，却很重要。稍不留意，就很容易漏掉。当然，这段活字印刷术的资料，前人早已查出了，我这里只是举例说明罢了，但类似的重要资料，在古籍里肯定还有很多。如果没有花大力气对古籍进行细查，难保许多重要的科技史料不被丢失。虽说对古籍史料的挖掘不可能“竭泽而渔”，但进行普遍的调查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最基础性的工作。而要进行较广泛的调查 集，自然就要有较多的经费投入。特别是这种费工费力费时的工作，单由年青人还做不了，他们往往会因缺乏识别能力而把有用史料忽略掉，结果只是“深入宝山而空回”。较好的办法当然是由老的带年青的，既能有效地 集到科技史料，又能逐步培养人才。但这样一来经费支出就得多，尤以需要出差到外省市查阅图书资料的情况为甚。

　　第四，科技古籍出版难度要比一般古籍大。因为科技古籍的读者相对于其它方面古籍的读者要少，因而其印数大概也要少得多。因此即便把科技古籍整理出来了，出版社方面可能仍会因经济核算原因而产生较大的障碍。这又反过来打击了科技古籍整理者的积极性。

　　纵观上述四点原因，第一点是历史事实，无法改变；而第二、第三、第四点所产生的问题，则是需要有关部门加以解决的。古籍整理看似是单个或几个学者的个人之事，实际上只要是较有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则都应是政府行为。应该说，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关心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1981 年 9 月 17 日，党中央书记处又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要由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中央的这一重要指示，对于我国古籍的整理与出版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建立起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整理出版古籍的队伍和相应的机构，而且也有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古籍图书出版。中国现在经济日益发达，国力日益强盛，已经有一定的力量来加强古籍整理工作，包括其中薄弱环节的科技古籍整理工作。因此，只要各方面共同加大努力，我们是有信心把科技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做好的。

　　历史悠久，古籍丰富，这是我国的优势。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尤其要在科技古籍整理出版方面下大功夫，让它在当代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总而言之，我国科技古籍是个富矿。挖掘科技古籍、整理科技古籍，将可大大造福于当世，造福于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