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集举正》亟待整理(下)
刘真伦
二、《举正》校勘符号及校语体例的释读
除了传世诸本自身的错讹之外，后人对《举正》校勘符号及校语体例的释读也容易产生错误。朱熹对这批校勘符号颇不以为然，《考异》卷首《书前》批评说：“至于《举正》，则例多而词寡，览者或颇不能晓。”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云然。
考察现代诸校本可以发现，《举正》校勘符号以及校语体例的释读，在实际使用中确实存在不少歧异。在将《举正》的符号系统转换为校语的过程中，符号的误读，必然导致校语的讹误，传世韩集校本大多难免此病。如：
1.卷一《元和圣德诗》“风雨晦明”，方崧卿出南宋监本“明晦”，据阁本乙作“晦明”。《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注：“〔举正〕阁本作‘晦明’。”此条校语忽略了符号“乙”的存在，从而忽略了南宋监本原文作“明晦”，方崧卿根据阁本乙转为“晦明”这样一个校改事实。
2.卷六《病鸱》“肯顾鹄雁卑”，《举正》“鹄雁”套红，注：“阁文粹同李谢校”。这表明：“鹄雁”二字为方氏所校改，校改的依据，是阁本，同时参用了《唐文粹》和李邴、谢克家本。校语中的空格颇有讲究，紧接正文的“阁”字表示据校版本，空格以下录存参校版本及异文。《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注此条云：“〔举正〕阁本、文粹、李谢校同作‘鸿雁’。”不但误读了正文，也含混了校语应该显示的校改事实。《韩愈全集校注》注此条云：“‘鸿鹄’，方崧卿作‘鹄雁’，云：‘阁、《文粹》、李、谢校。’”此条正文出校无误，但校语应该显示的校改事实未能明确宣示：其一，方本作某，只宣示了方本不同于朱本的事实，但方本是否改动了原底本即南宋监本的文字，校语未作交待；其二，阁本为据校版本，其余诸本为参校版本的事实未得到表述。此条校语应作：“鸿鹄，方崧卿据阁本订作‘鹄雁’，《举正》：‘《文粹》同，李、谢校。’”
3.同上“丐汝将死命”，《举正》出此句，其中“丐”字套红。《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注：“〔举正〕‘丐兄弟死命’，《汉·寇恂传》语。《文录》、《文苑》作‘丐’，谢校同。阁本、杭本作‘与’，蜀本作‘救’。”《韩愈全集校注》注文同。按：“丐”字为方崧卿校订，南宋监本原文应同潮、祝、文、魏本作“救”。两家校语均忽略了“丐”字套红这一校勘符号，从而忽略了南宋监本原文作“救”，方崧卿根据《文录》、《文苑》订作“丐”这样一个校改事实。
4.同上“泥坑乃良规”，《韩愈全集校注》注：“‘良规’，方崧卿据唐本、《文苑》订，云：蜀本作‘汝规’。”按：此句《举正》出“良规”二字，未套红。这表明：南宋监本原文作“良规”，校语中交代诸本异同云：“唐本、《文苑》同上，蜀本作‘汝规’。”《韩愈全集校注》谓“良规”二字为方崧卿改订，不确。
5.卷六《泷吏》“巧B051败群伦”，《举正》出此五字，其中“B051”字套红，“群伦”二字乙转。《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注：“〔举正〕阁本作‘败伦群’，谓败其伦，败其群也。‘群伦’为无义。杭、蜀本皆作‘巧B051’。”《韩愈全集校注》注：“方崧卿校作‘巧B051败伦群’”云云。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校语未能反映方崧卿校改监本的事实，《韩愈全集校注》的校语宣示了方崧卿校改的结果，但具体作了哪些校改，则无法确定。实际上，南宋监本的原文为“巧躬败伦F53C”，这一点可以由潮本、文谠本得到确认。方崧卿改“躬”作“B051”，乙“伦群”作“群伦”。上述两本忽略了校勘符号的存在，未能反映方崧卿校改监本的事实。
6.卷十二《本政》“既有弊也”，《举正》出此四字，其中“有”字外套方框。《韩愈全集校注》注：“方崧卿作‘既有弊也’，云：杭作‘有弊’。蜀本与《文苑》作‘其弊’。”按：此条“有”字为方崧卿增入，南宋监本原文无此字，与潮本、祝本、南宋闽本、南宋蜀本、魏本相同。《韩愈全集校注》的校语忽略了增字符的存在，未能反映方崧卿校改监本的事实。
《韩愈全集校注》着手之初，曾通过撰写试编稿十篇拟定了一份《编写条例》。此后注释与校语的撰写分别进行，注释稿承担人多达十多位，体例必然不可能整齐划一。至于校语的撰写，原定由主编屈守元先生承担。屈先生将祝、文、魏三本的重要异文C231录到作为底本的东雅堂本之后，这项工作转由编委们承担。四位编委之外，部分参与校语撰写的还有罗焕章、郑宏华、赵晓兰、陈红。校语撰写人的工作依据是《编写条例》，该条例所确定的校语的标准体式，即前引“‘鸿鹄’，方崧卿作‘鹄雁’，云：‘阁、《文粹》、李、谢校。’”很明显，这一体例不能准确反映《举正》的原意。有鉴于此，笔者曾建议对校语体例稍作修改，所改体例，即前引“鸿鹄，方崧卿据阁本订作‘鹄雁’，《举正》：‘《文粹》同，李、谢校。’”最后成稿的《韩愈全集校注》大多采纳了这一体例，但文成众手，最终未能完全统一。至于文字校改之后与原注释稿之间的协调以及注文本身的修改，也分别由四位编委承担：王泽君、刘益国负责韩诗，刘真伦、沈时蓉负责韩文，历时五年，前后两易其稿。但直至最后统稿，仍然没能完全规范。可见《举正》校勘符号的释读，确实存在有可能导致歧解的不确定性，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三、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通行本四库珍本《韩集举正》问题不少，现代校本对《举正》校勘符号及校语体例的释读也还存在若干歧异。《韩愈全集校注》的出版不应该成为韩集文本研究的终点，而应该是新的起点。本着这一想法，笔者在撰著《昌黎文录辑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版)时有意识地对《举正》进行了重校，效果是显著的。上文所引校语大多出自此书，读者持之与《韩愈全集校注》对勘，就一目了然了。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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