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的历史、现状和任务(上)
张志清
国家图书馆是我国古籍收藏最丰富的单位之一，古籍收藏上承宋、元以来历代皇家珍藏，旁B23A明、清以降南北藏书家毕生积聚，经由国家调拨，本馆几代专家，特别是徐森玉、赵万里等前辈的努力购求，益之以几代名士的无私捐赠，形成1500余部宋元名刊、27万册古籍善本、70万件特藏、160余万册普通古籍的海量珍贵馆藏。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本馆四大专藏，可谓国之重宝；古代戏曲小说、方志家谱完整而有特色；名刊名抄、名家校跋本颇为丰富。此外又有甲骨卜辞、金石拓片、古代舆图、民族文献、名人手稿、外文善本等无尽宝藏，其年代起自殷周，迄于当代，地域遍于禹域，兼及海外，充分显示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征。从历史发展来看，如此宏富的古代珍贵典籍只是我们祖先创造的全部文化财富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数典籍早已荡然无存。明代叶盛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历代研究“书厄史”的，把中国历史上文化典籍的浩劫归纳有五厄(隋牛弘)、续五厄(明胡应麟)、再续五厄(近人祝文白)之说，以为藏书之鉴。造成书厄的原因，以基于政治、经济因素的人为破坏最为酷烈，其次为水火、虫鼠、兵燹等不可抗力的损失。作为创造了光辉灿烂文化的民族，在历史上也有破坏文化财富的不肖子孙和污点，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像“文革”那样的对文化典籍的浩劫就会不断出现，像目前现代化进程中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和毁坏现象就会屡屡发生。所以，一个简单的古籍保护问题，关乎我们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的未来。
作为从事古籍工作的图书馆员，我们在古籍保护方面的工作定位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通过修复工作挽救濒于灭绝的古籍；(二)通过制度和技术手段保证古籍的传承和绝对安全；(三)通过服务和出版使古籍得以再生和传播；(四)通过宣传和教育使爱护、保护文化财富成为全民的共识。
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
国家图书馆从建馆起，就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努力。但清末和民国时期，我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古籍在兵燹中求生存，有的辗转万里，有的匿藏敌后，生存尚且不易，何谈保护修复?民国时期，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只有一两人，因为规模小，大多数古籍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新中国建立伊始，国家即拨款修复和保护珍贵典籍，以后更通过调拨和购买充实典藏，通过建设新馆、增添设施改善藏书环境。经过五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国家图书馆修复了6万多册珍贵典籍，建立了完善的古籍保护体系，协助出版单位编辑出版了大量古籍。近年来，又通过“全民参与，共护国宝”等活动使民众亲身参与古籍保护，为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古籍保护和修复的支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赵城金藏》的修复与修复人才的培养
1949年4月30日，北平刚解放不久，华北人民政府就将从日寇铁蹄下抢救出来、历经磨难的珍贵典籍《赵城金藏》4330卷又9大包由河南涉县运来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国立北平图书馆)庋藏，由于这部大藏经长期随军运动颠离，有时藏诸煤窑山洞，多数潮烂断缺，或丢失签题，能打开者仅十之三四。这部藏经运来国图之始，政府就要求尽全力抢救保护。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北平军管会和华北高教会即拨款支持，募集修复用纸，调来技工张炳文、萧顺华、萧子安和谢庆丰四人帮助修复工作。国图在1949年9月将装潢好的《赵城金藏》目录、传记以及著述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修复队伍进一步扩大，最终于1966年完成了全部《赵城金藏》的修复任务。《赵城金藏》修复完成是新中国古籍保护史上的里程碑，这项大工程不但使珍贵典籍得以再生，而且许多修复方法得以采用，比如，修复过程中要求采用“整旧如旧”的原则，不再把经卷镶上绫绢装裱成手卷，用齐缝托纸的办法很好地保持了古籍原貌，又简化了工序，提高了速度，降低了成本和操作难度。《赵城金藏》修复时还广泛采用了蒸、揭、托等方法，使因霉变严重粘连的经卷得以再生。当然，《赵城金藏》修复中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如部分经卷被换掉了褙纸，经卷上下两边被裁齐，部分天地杆被换下，修复期间没有留下文字资料等，反映了我国古籍修复业当时还停留在沿用旧经验阶段，缺乏科学的指导。
通过《赵城金藏》的修复，国家图书馆还建立了一支20多人的修复队伍。1961年至1963年，为继承我国装修古旧线装书的优秀技术，培养装修人才，文化部在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市中国书店分别举办了两期装修古旧线装书人员培训班，采取以师带徒，边教、边学、边作的方法，结合讲授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学基本知识，培养了装修人员多名，如浙江图书馆的钱蟾影、南京图书馆毛俊义、上海图书馆赵嘉福、潘美娣，宁波天一阁洪可尧和国家图书馆郑静文等，后来都成为各馆的业务骨干。1989年，国家图书馆又举办了第三期修复培训班，为本馆和十余个图书馆培养了32名修复人员。与此同时，国家图书馆的修复队伍进一步扩大，70年代达到30多人，80-90年代都保持在10余人的水平上，修复工作的范围扩展到善本书籍、金石拓片托裱、字画装裱、书盒书套制作等各个方面。
2.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修复原则的总结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摸索出丰富的经验，开始对另一类珍贵典藏——敦煌遗书进行探索性修复。敦煌遗书修复与《赵城金藏》不同，不是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修复，而是经过反复实验和总结，确立了修复原则之后才进行的，这标志着古籍修复已摆脱了过去那种凭经验办事的方法，开始向科学修复迈进。
敦煌遗书的修复原则总起来说就是“整旧如旧”，这个原则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过表述。赵万里先生在50年代初主持《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时，针对过去对卷轴装古籍镶绫托裱的方式提出改进意见说：“过去本馆装修的观点是将每一书完全改为新装，此办法始而觉得很好，其后则发现它不对，一本书有它的时代背景，所以自(民国)廿三年后决定不再改装，以保持原样。”(赵万里在“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上的发言)《赵城金藏》修复时也采用了“整旧如旧”的方法，但未能全面贯彻。
敦煌遗书修复的“整旧如旧”原则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保护古籍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受损失。大家认为，《赵城金藏》修复时更换褙纸、
裁齐经卷上下两边、更换天地杆和整卷托纸等方式都值得改进：褙纸、天地杆、经卷上下毛边都是原书重要组成部分，不能随意割弃，伤筋动骨；整卷托纸掩盖了经卷背面的信息，应该坚决摒弃。要对原卷的保护现状与残破现状做具体分析，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突出重点，抢救那些影响卷子寿命的、必须修整的地方，对破损不严重的地方尽量不动，保持我们目前看到的卷子原状。在外观效果上，要求修复时附加的裱补纸与原卷必须有明显的区别，从而避免因修复干扰原卷固有的研究信息。
(2)可逆性修复。在保留处理上，要求修复工作本身是可逆的。将来如果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可以消除目前的修复状态恢复原状，改用更为先进的技术，以便更好地保护遗书。
按照上述原则，敦煌遗书的修复实验取得了成功。遗书修复后，破损的地方都用无酸的、与原卷质地类似的纸补好，毛边也通过粘宽纸边的方式很好地保存起来。原卷的装帧形式、正反面的文字信息，卷轴乃至一段线绳都得到妥善保存。原卷修复完毕，用无酸、柔韧性好的高丽纸把原卷虚卷起来进行保护，民国的原包装与原卷放在一起，以存留收藏、注记信息。敦煌遗书的修复原则和方法得到了敦煌学界和中、英、法、俄、日等各国修复专家的赞赏。在2002年和2003年召开的敦煌遗书修复研讨会上我们了解到，英法等国也基本放弃了过去的加网修复、化学修复等“善意破坏”的修复方法，各方的修复原则越来越趋向一致。目前国家国书馆已修复完成5000米敦煌遗书，其余的部分可望在5年内修复完成。
3.《永乐大典》和西夏文献的修复
在敦煌遗书修复的同时，国家图书馆于2003年先后完成了馆藏《永乐大典》161册和西夏文献127种5000多叶的修复工作。《永乐大典》在修复前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在“《永乐大典》编纂600年国际研讨会”上也专题研讨，很好地解决了如何不拆旧装修复、如何修复古绢面、如何处理民国改装本等问题。为了寻找与原书相近的绢、纸，修复人员反复比较了全国各地的新绢质地，还采用清乾隆间的高丽皮纸进行修复，取得了成功，受到行业内外的一致好评。西夏文献是一批破损十分严重的文献，但因其年代远在宋元时期，又有活字印刷品，从而受到了西夏学、印刷史界的高度重视。西夏文献最难处理的是其褙纸上保存的大量文字，其中有的被印刷史专家们认为可能是最早期的泥活字和木活字印刷品，特别是从数层相粘的书皮纸上发现了多种文字的文书资料，对西夏学研究有重要价值。那么，如何做到既修复了古籍，揭示了文献，又能保持古籍原有的面貌，就成为修复西夏文献的难点。为此，修复人员进行反复讨论，对褙纸揭离而不整体剥离，对书皮有字粘纸采用逐层揭离而以“风琴”形式相连，以保存书皮原貌，起到了很好的修复效果。
在《永乐大典》和西夏文献的修复中，国家图书馆的修复人员严格遵守了不做技术超前的修复，不在修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冒险进行修复，不做破坏纸张的修复，重视在修复前集体制订修复方案的原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西夏文献修复中，修复人员还主动设计了修复档案管理软件，保存了西夏文献修复前后的大量数据和修复方法，善本部又派人外出学习古纸纤维检测方法，利用原书脱落的小纸毛及时进行纤维检测，保存古纸信息，并计划编制《馆藏西夏文献调查研究报告》，使修复工作沿着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前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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