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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陶渊明集笺注》
曹道衡
在六朝诗人中，陶渊明之作虽号称“平易”，但其笺释的难度实远过于与之同时的颜延之、谢灵运诸人之作。这是因为六朝多数诗人的集子大抵均已散佚，今存作品大抵为后人从《文选》、《玉台新咏》及《艺文类聚》等类书中辑出，既出同一来源，其异文自然不多。至于陶集，情况就不同了，即以今存宋元刊本而言，至少就有四五种之多，至于明清以后的刊本，据郭绍虞先生统计，达149种之多。各种不同版本及注释的异文，往往涉及到对作品本身及作者生平的理解。如《归田园居》其一的“一去三十年”，有人以为当作“十三年”；《游斜川》的“开岁倏五十”又有人以为当作“五日”。其次，陶渊明作为一个隐士，一生中虽也曾做过几次小官，但时间很短，他所交往的友人，有许多也官职卑微，其事迹不见于史籍，因此像“庞参军”与“庞主簿”是否同一个人、“殷晋安”是不是宋文帝所倚重的大臣殷景仁等问题也存在着争论。更大的困难似乎在于某些诗的主旨。这主要是关于陶渊明生当晋宋易代之际，在他的某些诗中是否表现了对东晋的眷恋和对刘宋的愤恨?毫无疑问，生活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又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陶渊明，持有一定程度的“忠君”意识，显然不足怪，亦难以避免。但他是否像历来某些注家说的那样念念不忘东晋，甚至想学荆轲刺秦始皇那样行刺刘裕，就大可怀疑了。无可否认的是，过去不少注本，甚至是较有影响的注本往往存在着这一毛病。我们不想也不应该抹杀前人在陶诗研究方面的许多贡献，但也不必讳言那些著作存在着一个较明显的弱点，就是有些注本对陶集中一些名物、训诂及人物与史事作了许多有益的诠释和考订，但对作品的艺术特色及成就较少阐明；另一些论著则在赏析作品方面时有独到的见解，但对有关的字义、典故及史实很少注意。这种情况对读者阅读和研究陶渊明作品显然会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盼望着有一部较为完善的《陶渊明集》新注本问世。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集笺注》，很好地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期望。首先，袁先生这部新注，对陶渊明及其思想，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全盘否定陶渊明作为一个千载以上的古人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忠君”意识，又能恰如其分地估计这种思想在陶诗中所占的比重。例如陶渊明的《述酒》一诗，历来注家都认为是讲晋宋易代之事；鲁迅先生也曾肯定了它和当时政治的关系。现在我们读这首诗，尽管对某些字句颇感费解，但其基本用意还是比较清楚的。如果摒弃了历来注家之说，像前几年某些学者说的那样仅为“咏酒”，那么此诗就成了根本无法理解的文字。因此袁先生在诠释此诗时，并未舍弃前人的成果，而是择善而从，使我们读起来较之过去各家之注，更感顺畅。至于陶渊明的一些“拟古”、“咏史”之作的情况则与此不同。袁先生对历来那些一味“索隐”，强调所谓“寄托”之说，则表示了不同意见。如关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袁先生先从现存的“拟古”诗始于陆机，所拟为《古诗十九首》等作，其后像刘休玄(铄)的《拟古》亦然，因此指出陶渊明的《拟古》九首“虽未标出所拟者何，但参考上述情况，拟《古诗十九首》以及上述其他古诗或不以古诗为题之汉魏诗歌，可能性很大，细加对照不难明白”(第316页)。袁先生又对这九首诗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除其九或许寓有易代之感外，其他八首均系古诗之传统题材，无关易代也”(第319页)。袁先生正确地掌握了《拟古》之作“终以不离古诗之气格为佳”(同上)的特点，指出《辞家夙严驾》一首，乃模拟曹植《杂诗·仆夫早严驾》(第323页)；《东方有一士》一首，“全诗声吻格调绝似《古诗十九首》。‘惊别鹤’之‘惊’字，绝佳”(第330页)，仅用数字，一语破的。同样地，关于陶集中一些咏史之作，袁先生的解释也超越前人。如论到《咏三良》一诗时，前人往往比附宋初张F9CB奉刘裕命以毒酒杀晋恭帝，张不忍下手，自饮而死之事。袁先生指出：“三良之事自《黄鸟》以来，曹植、王粲、阮D047皆有吟咏。曹植题作《三良诗》，王粲、阮D047皆题为《咏史》。渊明此诗不过模拟旧题，未必影射现实。张F9CB之死，与三良殊不类，亦难比附也”(第387页)。关于《咏荆轲》一诗，历来谈论最多，人们大抵以此诗为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主要证据，有的人甚至把陶渊明说成想访求荆轲那样的人物去行刺刘裕，其实这未免出于臆测。正如袁先生指出的那样：“王粲有《咏史》咏轲，左思《咏史》八首之六，阮D047《咏史》二首之二，亦咏荆轲”(第390页)。袁先生在这里提到的几首前人之作，实极重要。如阮D047那首：
燕丹养勇士，荆轲为上宾。图擢尽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艺文类聚》卷五十五)
这首诗的艺术成就虽然不如陶渊明之作，但其立意构思以至遣词对陶诗的影响则十分明显，无可否认。因此像袁先生说的：“观渊明《述酒》等诗，其态度不至于如是之激烈也。此乃读《史记·刺客列传》及王粲等人咏荆轲诗，有感而作，可见渊明豪放一面”(第392页)。此说显然十分精当，足为定论。在这里也可以看出袁先生正确地掌握了辩证法，能恰如其分地对待前人的成果。
除了正确地解释陶诗的篇义外，精当细腻，艺术分析也是袁先生此书的一大优点。袁先生论诗往往能深入地指出其独到的艺术成就，而且能进而指明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如论及《停云》一首时说：
渊明虽然性情高逸，但对友人自有一片热肠。以舒缓平和之四言写来，又有一种深情厚意见诸言内，溢于言表。王夫之以“深远广大”四字评之(《古诗评选》卷二)，实为有见。“停云”二字，一经渊明写出，遂成为一种意象，隐喻思念亲友，仅今存辛弃疾词中就出现九次之多。(第8页)
这是精辟的艺术鉴赏。同样地在论到《杂诗十二首》其二《白日沦西河》时云：
此诗句句精彩绝伦。首四句，两两相对，绘出月光中一片皎洁世界，且极具动感。“不眠知夕永”，非失眠时不能体会“夕永”二字。
“挥杯劝孤影”，写尽寂寞孤独之状，李白《月下独酌》盖出于此。“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言时光流逝。屈原《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曹植《箜篌引》：“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此二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劝”字，“掷”字，极精当极工妙，却无一点斧凿痕。(第343—344页)
读这样的艺术分析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艺术享受，而这段议论更说明了袁先生对文学史的理解及史识。
袁先生这部《笺注》，凡引用古注时，并不是照搬，而总要覆核其原始出处，如第197页多次引用李善的《文选注》，但李善注书，往往仅提书名而不及篇名。袁先生引用时，显然均经核校，所以当李注引《淮南子》以注“商歌”二字时，袁先生用括号说明见《主术训》；引《庄子》注“非吾事”时，也注明出《让王》；引《后汉书》注“善自名”时，又说明见《马援传》等，这些都体现了袁先生治学的谨严和笃实。对于《陶渊明集》中提到的某些人物和史事，前人常有争论，袁先生在这方面都充分掌握了各种史料，重加考订，如考定“殷晋安”非殷景仁(第157至158页)；“羊长史”之为檀韶的长史而非朱龄石的长史(第163页)。尤其是关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的“镇军将军”究竟是谁的问题，袁先生博稽史籍，考出东晋一代六位“镇军将军”事迹，最后考定当为刘裕而非刘牢之，证据确实，信而有征。更应该提出的是，袁先生在整理陶集时，还发现了许多前人没有注意或发现的问题。如关于《咏荆轲》一诗，袁先生采用了俞绍初先生的见解把王粲的佚句“荆轲为燕使”等语判定为《咏史》的佚文。俞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前此的逯钦立先生和后来韩格平先生的《建安七子诗文集校注译析》均仅以“诗”或“失题”来称呼这些佚句。这说明袁先生能广泛吸收诸家之长，对许多作品都作了深入的研究。王粲这些佚句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而这些佚句对解释陶渊明的《咏荆轲》，显然有很大的作用。又如在论到《咏贫士》其七的“黄子廉”其人时，袁先生不但注意到了历来注家所常引的《三国志·吴书·黄盖传》及《太平御览》引《风俗通》的记载，又注意到《风俗通·愆礼》的文字作“郝子廉”的事实，还征引《太平御览》卷一八九所引《风俗通》作“郄子路行饮马投钱井中”的文字，“郝”、“郄”形近，这材料很值得我们思考。在《笺注》中，袁先生不但博采诸家之长，而且常能纠正前人之失。如关于《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中的“钱溪”，清陶澍注引据一些史料以为即今之梅根港。这话其实并不精确，袁先生据《新唐书·地理志》，指出“钱溪与梅根相近，但不是一地”。又陶澍引《宋书》曰：“钱溪江岸最狭”，其实此语见《资治通鉴》卷一三一，而非《宋书·邓琬传》(见第211和212页)。
袁先生在注释陶诗时，不但博稽载籍，且对一些事物进行了实地考察，如论到《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时，各本均作“早稻”，但早稻无九月收获之理。袁先生在征引许多典籍之后说：“据霈实地考察，江西一带收早稻在六月，气候正炎热，即使山中亦不寒，尤不应有‘霜’，作‘七月’与诗中所写气候不合，作‘旱稻’为是”(第228页)。这种判断完全是从事实出发，令人信服，更为前此诸家所不及。
《陶渊明集笺注》又一突出优点是附有历来诸家和陶之作。这些和诗虽非渊明之作，但很可以看出陶渊明作品对历代文人的影响。同时，阅读这些和诗，对理解和校刊陶集亦有很大的作用。但这些和诗中除了苏轼所作常为人们提到外，其他许多家的和诗，往往很少流传，有些人的名字甚至罕为人知。这些作品都是袁先生和夫人杨贺松先生多年辛勤搜辑的结果，使广大的读者得以开拓眼界，嘉惠学术，功非浅鲜。
当然，像《陶渊明集笺注》这样一部大著作，个别的疏误之处，亦在所难免。如第123页引《文选》所载《塘上行》，本陆机之作，而误为潘岳；第113页引东晋简文帝赐桓温手诏云云，谓是为“桓温杀东海王(即海西公司马奕)三子”，其实据《世说新语·黜免》、《晋文·简文帝纪》和《通鉴》卷一FCA1三均谓系因桓温想杀武陵王司马B12D而发。又同页“是年十一月桓温废晋惠帝为东海王”，“惠”疑当作“废”，乃排印之误。这些小小的疏忽，自不影响全局。至于袁先生考证陶渊明享年76岁，有些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其实陶渊明的年寿，历来就有多种说法。由于陶集中不少作品存有许多异文，且可作不同的理解，因此难于论定。《宋书·隐逸传》和萧统《陶渊明传》所说的63岁说，虽属最早的记载，但后来许多不同说法的
出现本身，就说明此说亦难视为定论。袁先生的新说，亦有较多的根据，足为一家之言，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恐怕当待新材料的发现，目前尚难判定某说为必是，某说为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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