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考古与古文献的整理
李学勤
一、考古学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我首先讲一下什么是现代考古学。我们要讲的是现代的考古学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而不是其他。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恐怕在很多人思想里还有这种传统的认识，觉得考古学在中国是一种历史非常长的学问。因为中国从很古的时候就有对于古物、古代遗存的研究和记载，这些研究和记载很多人认为就是考古学了，有些人写的考古学史就是这样。这个看法在今天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乃是历史不是很悠久的一门科学，现代的考古学有它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一整套的学科的体系，不是古代的古物的研究。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的对于古物的研究大家叫它金石学，金石学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在欧洲也有一种类似的研究，称为古物学，古物学也可以说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可是它们都还不是现代考古学。现代考古学必须有它自己的一套理论、方法和系统的学科体系。现代的考古学自产生以来，到今天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学史上，一般认为，在19世纪初期，北欧一些博物馆专家提出三时代法，即把历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三时代法概念的认识，就是现代考古学的开始。至于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更是很晚的事情，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换句话说，就是在1900年前后。那时候一些先进的学者前辈开始把现代考古学的一些观念介绍到中国来，可是这还不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什么叫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呢？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标志是中国人自己运用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大家知道，在19世纪晚期以来，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出于不同的动机，做了一些考古性质的工作，做了些发掘和调查，地域范围很广泛，从新疆到香港都有。但这些都不算是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因为这些是外国人做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做的。中国人自己从事现代考古学的工作、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这一年，是1926年。当时李济先生在山西省的夏县做考古发掘。李济先生是湖北钟祥人，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了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知识，回国后于1925年在当时的清华学校的研究院担任讲师。他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第一个进行了发掘，这应当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正式标志。因此，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到现在还不到80年，中国考古学还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常常有人说，中国考古学已经做得不错了，已经成就很大，以后没有多少可研究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到现在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领土来说，那是差得太远了。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以来，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国考古学是20世纪中国所有各种学科中发展最迅速、最能得到国际承认的学科之一。中国考古学在各方面经常有重大发现，有些发现还震惊世界。现代中国考古学从一建立就有一个特色，这特色使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有一定的差别，就是始终和历史学密切结合，这一点和外国不同。外国考古学，特别是欧美的考古学，经常是与美术史相结合、与人类学相结合。它的研究方法、它的路数和我们有相当大的差别。夏鼐先生就提出一个看法，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配合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有些外国学者不太同意，他们总想按照外国的方式改造中国的考古学。可是这是不适合中国的情况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绵远的文化，有丰富的文献积累，这一点和外国的情况不尽相同。
为什么我要在谈古籍整理的时候谈这个问题呢？因为中国考古学的这个特色规定了它和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从开始建立起就是这样做的。李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他为什么要到山西夏县西阴村去进行考古发掘呢？选择夏县，就是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从地名可以看出，夏县是和中国文献记载里的夏代活动地区密切相关的。在这儿发掘就是要看看中国古代历史如何体现于考古遗存。
中国现代的考古学是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因此也就和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是密切结合的。大家知道，古代文献就是古代遗留给我们的信息。古代的信息如何传流下来？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信息的传流，都是要依靠人类的重大发明——文字。不管是中国人也罢，外国人也罢，文字是最伟大的发明了。没有文字，所有的科学文化都不能存在。在古代文字的发明创造上，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们创造了在世界上非常独特的文字系统，即今天仍在使用的汉字系统。自古以来，古代信息的传流都是靠文字的传流，换句话说，就是古代的文献。我们怎样去了解古代，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那时候的世界、那时候的人类社会，都已经不存在了，和我们距离遥远了，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即古代文献，古书。只有看古书，才能了解古代。若是口口相传，很快就会消失，就会变形，只有古书能够提供我们古代的信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代考古学的出现。因为现代考古学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在古代的文献即古书之外的另一种获得古代信息的途径。考古学的特点是研究古代的物质遗存。通过考古学家用铲子和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古代遗存从地下按照地层的关系逐渐重新发掘出来，这就使我们在古书之外有了另外一种途径，直接接触到古代的信息。这条路径是独立在文献的传流之外的，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从理论上，特别是在中国，就提出了一种研究古代的新的方法，这种新方法就是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先生是浙江海宁人，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且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过他很重要的贡献，也是他一生中的不朽的方面之一，就是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前驱。他本人不能称为考古学家，因为他没有做过考古发掘和整理研究。他没有赶上，他1927年就过世了。但在思想理论方法上，他应当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也是中国现代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前驱。他在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时，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李济发掘的成果王国维也进行了讨论研究。什么叫“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下的文物和考古的遗存同地上的古代文献互相对照研究。正是由于“二重证据法”的思想指导，我国的考古学才有刚才所讲的与历史学密切结合的特色。因此，在1926年以后，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提供了我们研究古代的另一条途径，从这时起，地下的考古学发现的各种研究，就会影响到我们对古文献的认识和整理。这种发现和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因此就更深入地影响到我们对于古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了。
具体说起来，考古学的发现，在哪些方面对于古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或我们读古文献，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呢？
其实对于中国的考古学来说，我想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因为考古学的发现不同于对古书的发现和研究，古书的研究是对文字的研究，我们研究古书，就是研究古代传流下来的文字文献。考古则是对于遗址、墓葬等物质遗存进行研究的。这二者本是不一样的，不过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考古发现中，发现有大量有文字的遗物，我们可以称之为古文字遗物。这种遗物很多，中国过去有很多重大的古文字遗物的发现，首先大家熟悉的是殷墟的甲骨文，它的发现，就和古代埃及文字的考释研究一样，震惊了全世界。甲骨文的发现、商周青铜器的研究等等，这些古文字遗物的发现，都和我们古文献的研究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考古发现里除了有像甲骨文、金文或其他古文字材料等等之外，我们还发现了古代的书籍。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有些人认为甲骨文就是书籍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书籍的目的是记录和传流人类的知识、思想，甲骨文不是作这种用途的，本是占卜的记录，当时是为占卜而用的，占卜之后就不用了，不是为了记录历史，所以甲骨文虽然可以说同书籍有一定的关系，可它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籍。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是一样，石刻也是一样，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籍，只能说是广义的古文字的材料。
那么中国古代的书籍是什么呢？中国古代的书籍和外国古代的书籍并不相同。各个古代文明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系统，而且也有自己书写文字的不同的载体。在古代的埃及，主要书写材料是纸草，是在尼罗河生长非常普遍的植物，英文paper这个字，就是从纸草这个字演变而来的。这种纸草把它一片片排列在一起，压起来，晾干，就成了一个平面的东面，像纸一样，所以叫纸草，可以用来书写，古埃及人就在这上面书写。而在古代的两河流域，现在伊拉克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条河新月形地带，所谓美索不达米亚，从古代苏美尔、阿卡德，后来的巴比伦、亚述，这些国家的古代人民，他们用泥板和木棒书写，造成了“楔形文字”。后来在欧洲流行的是写在羊皮上，所以称作羊皮书，也是一种方法。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发明是一开始就在竹木上书写。我们发明了毛笔，在彩陶上就使用过类似毛笔的东西，所以毛笔的发明非常早。在有了毛笔及颜料墨以后，我们就可以在竹木上书写，可以把竹木编成简。其所以用竹子，是因为竹子很容易劈开，也很容易削薄，很方便，所以“简”字是“竹”字头的。我们中国发明蚕丝比较早，把蚕丝编成丝线丝绳，把竹简编连起来，所以有“编”字。编起来成一篇，即“篇”字，还是“竹”字头。把一根根的竹简编连起来，这就是“册”字，它和“策”字是通用的，“策”字仍是“竹”字头。竹简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我们于是有了一种很容易得到、很容易书写、很容易携带和保存的书籍。还有另外一种载体，中国很早就有丝绸，这也是重大的发明，影响了全世界。白色的丝绸上很方便写字画画，可以做彩画，写各种各样的字，这就是帛书，但比竹简要贵。我们有竹简，有帛书，这就是简帛，简帛就是中国古代的书籍。
简帛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我们知道从文字结构上来说，甲骨文的“册”字写得已经和竹简一样，可以肯定，公元前1300年的商代后期就有简了。这是没问题的，而且应当还要早，我们可以设想，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时就有简了。帛可能晚一些，用帛来写字，以我们现在所得到的知识来说，大约始于春秋时期。简帛的使用在东汉以后逐渐缩小，大家知道东汉蔡伦造纸之后我们的纸张就大大发展。当然，造纸不是从蔡伦开始的，但蔡伦在造纸方面一定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到了东汉之后，纸就扩展起来，到南北朝，就明令以后不用竹木简了，所有的文书或书籍都用纸。以后，简帛就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简帛佚籍与古文献的整理
简帛的书籍我们在考古中有所发现，而且发现得越来越多，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发现是大量的。这些简帛书籍对古文献的整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作用呢？
第一，我们中国的古书作为文献一代一代传流下来的确实十分丰富。我国古代十五六世纪以前能够保存下来的书，比世界其他国家流传下来的十五六世纪以前的所有的书可能都要多，可是损失掉的也很多。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编辑而成的，其中的书可说是百不存一，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很少，而且即使保存下来，还有好多不免有所变形。可是考古发现的古书，是我们直接接触了当时的书了，这就是说现在我们发现的简帛书籍一般说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古的严格意义的古书了。如果我们不把甲骨文、金文算作真正书籍，我们能看到的真正的古书最早就是简帛书籍。
现在发现的简帛属于什么时期？现在我们发现的简，最早的当为战国楚简，最早的一批，现在能确认年代的，是在湖北的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公元前433年左右。其实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籍，而是遣策，就是随葬的器物单。这个墓的年代比较准确，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发现的最早的简。帛书最早的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300年或更早一些。最早的严格意
义的竹简书籍，年代也差不多。
战国的简与帛书已经发现不少，还有秦、汉代的，一直到西晋，再往后就是个别的了。我们发现的简帛书籍和与书籍有关的文书一类的材料，数量非常丰富，时代上至战国，下至汉晋。这是直接看到的古代的书，它每每是佚书，该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传流。这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不存在了，甚至有的战国时代的书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连汉代都没有了，司马迁、班固都没见过，这样的书我们也发现了不少。还有一部分，虽然该书现在还存在，比如《周易》、《诗经》、《老子》，可是本子不一样，发现的本子很多字的写法、很多文句都与现在的传本不一样，因此就更重要了。
我们发现古书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其实远在古代就有发现了，而且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起着重大作用。很多人都知道所谓孔壁藏书，记载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是汉景帝末年，曲阜当地的诸侯王鲁恭王拆孔家旧房，发现了为了避秦始皇焚书浩劫而藏的书籍，都是竹简，这是古文经的重大发现，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关于学术史的研究讨论。第二次是在西晋时，在河南汲县战国时期魏国墓也发现了大量书籍，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也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在考古发现的古书数量已经很大，通过这些发现我们有什么认识呢？第一个重要认识是，有很多很重要的古书确实在历史上失传了，比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竹简里，有一篇叫做《诗论》，这是战国晚期的写本，其内容是孔子关于《诗经》的讨论，可能是孔子教授《诗经》的言论，由弟子记录下来的，这太重要了。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史、文学史，《诗经》最重要，孔子对《诗经》的讨论，虽然在过去从《论语》开始有关的记述也有，可都是对于一诗中的几句话的讨论，从来没有系统的。这篇是整篇的讨论，我们相信在秦始皇焚书以后没有人看到，因为在汉代的材料中几乎没有人引用过，只见有一两句话，估计也是转引来的。这样的发现当然非常重要。
除了古籍因历史的原因佚失，经过考古重新发现这种情况之外，再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版本上提供了一书的最早本子。比如《周易》，是很古的书，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本子都是比较晚的。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汉朝初年的)，其中就有《周易》，包括经文和传，内容有很多地方和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易》经传就不一样。后来在上海博物馆藏简中又发现了战国时代的《周易》，时代更早了，又有它的特点。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周易》及其经传的演变，起了重大作用。《老子》也是如此。马王堆帛书中有两个本子，同今天的《老子》很不一样。今天的本子前为道经，后为德经，马王堆帛书本却正好相反，前为德经，后为道经，相当特别。在湖北荆门郭店发现的竹简，时代为公元前300多年，大致公元前310年到300年之间，也出土了《老子》，这个《老子》的差别就更大了。它有甲、乙、丙三组，每一种都摘抄了《老子》的一部分，对《老子》研究更有意义。最近关于《老子》竹书、帛书的研究专著已有好几本，论文不计其数。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简帛书籍的出现，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纠正了我们的一些思想、观点。从清代晚期以来就出现了一股疑古思潮，对于古书、古史的记载每每都持怀疑态度。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可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它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很多不假的书都说成假的，很多时代很早的书都说成是晚的，这种思想方法造成一种认识，似乎我们古代没什么历史文化，对我们的古代历史文化研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现在我们在考古发现中看到这些书，可以证明一些书并不是假的。比如《尉缭子》，明清以来很少有人讨论这部书，其实《尉缭》这部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了，宋代还成为《武经七书》的一部分。但从唐宋以来就有人怀疑它，认为它并非先秦古书。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竹简里发现了这部书。这个墓也是汉朝中期偏早的，这样我们知道，《尉缭子》确实是部古书。为什么当时人们都怀疑它呢？就是因为人们读起来感觉该书不古，古书的韵味不足。临沂出土的却古意盎然，原来该书同《史记》的做法相同，把古书中不易理解的字用比较容易理解的字代替了。现在想来也很简单，因为古人传流古书不是为了保存版本，而是为了要用，特别是该书是一部兵书，是给武人学的，若是太古奥就学不了，所以把其中的字白话化，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通过发现的简帛佚籍可以知道古书是怎么发展、演变来的，不能轻易地把一部书否定。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发现。
三、其他考古文物与古文献的整理
我们发现了简帛佚籍和其他的一些书籍，这当然对古文献的整理研究有极大的好处，可是不限于此。还有很多考古遗存，甚至于墓葬本身、古代的遗址本身，都会对古文献的整理有很大帮助。比如有些古城址的发现，或者证明了一个地名在什么位置，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古书的很多认识、理解、注释就是根据这些来的。很多人都读过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书中就吸收了那时的不少考古成果，来注释这类的问题。当然，杨先生书面世比较早，现在还有些新的内容可以补充。
在简帛古书以外的古文字资料也特别重要。举个最近的例子：2002年，发现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青铜器FDA3公FDA1，现在被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铭文一开始就讲到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是中国带有神话性质的一种古史传说。古史传说总带有神话性质，中外皆然。夏禹是夏代的第一个王，可是关于夏代是否存在，夏禹的古史传说能够早到什么时候，一直是个有很大的争论的问题，特别是在疑古思潮影响下，有人认为夏代根本不存在，夏禹的传说完全是很晚时才出现的。可是FDA3公FDA1一开始就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这几个字的考释是完全可以确定的，这就与古文献有关了。“禹敷土”三字见于《尚书·禹贡》，《禹贡》的序又有“随山浚川”一语，这些都是不见于其他文献的。有人认为《禹贡》和《尚书序》很晚，是战国时期的，甚至认为《尚书序》是汉朝人作的，这些怀疑今天看来也值得商榷了。因为这个青铜器是西周中期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850至900年之间，所以《禹贡》和《尚书序》这些久被怀疑的材料也是重要和有价值的，可见考古材料与古文献的整理研究有很重要的关系。甚至于古书中很多大家认为很晚出现的词，也在考古材料中有所发现。比如，在《仪礼》中有《丧服》篇，很多人怀疑这篇写作年代不会很古，怀疑其中的制度当时会不会有，等等。可是《丧服》篇中最根本的思想是宗法思想，宗法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子与别子(支子)之间的差别，一个贵族，一代代传下来，其嫡长子就是宗子，是可以入宗庙的，宗子的弟弟，就称作别子或支子。这些制度当时到底存在与否，现在已经无从得知。最近我们在青铜器铭文考释与研究中发现了别子和支子，只是写法不同，可以作为《丧服》篇写作时代的一个佐证。这只是随便举例，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的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考古学的影响和推动。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３８号 邮编 １０００７３
|
|
guoxue@guoxue.com
010-6890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