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古籍整理工作
任继愈

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极盛时期在17世纪，清朝康熙、乾隆、嘉庆时期，人才辈出，整理成果也很显著，特别是经、史学方面特别突出，以后渐渐衰落。此后2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古籍整理又掀起一个高潮。这个高潮的势头比乾嘉时期还要大，而且水平有所提高。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主要因为时代不同了，时代为古籍整理工作创造的条件更好了，乾嘉时期不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具备了，不具备的方法也产生了。我们有信心超过古人，原因就在于此。
1959年，北京大学创办了古典文献专业，全面继承和发扬清朝乾嘉考据学，同时又吸收到近代西方汉学研究方法，使古音韵、古文字等研究有了新工具。北京大学培养的新中国第一批古籍整理人才，近50年来，成为我国古籍整理战线上的主力军。他们读的古书不及清代乾嘉时代的学者那样精熟，可是他们具备乾嘉学者所缺乏的现代科学训练和外国语言知识及汉学研究的新方法，比如自觉地运用归纳法、统计学、比较语言学等新方法，乾嘉大儒没有看到的问题，他们看到了。我们不能说今人比古人聪明，而是现代学者比前人增加了观察问题的工具，视野开阔了。
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不出禹贡九州，只是今天的东部亚洲。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球，除亚洲外还有欧、非、南北美洲。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的进入文明社会，有的还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古代社会的“活化石”，给近代研究古代文化提供参考资料。“礼失而求诸野”，我们今天的“野”可以远到拉美、非洲内部。对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民俗又提供了参考资料。闻一多先生治《诗经》、《楚辞》，许维E22D治《管子》、《吕氏春秋》，他们的著作醒人耳目；罗常培、丁声树治古汉语在有些地方超过顾炎武、戴震。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迁到云南昆明，他们有机会接触云南汉族以外的多种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过他们的语言、语音，借助当时的社会提供的活生生的资料，反过来印证古代汉籍记载的文物故事，从中得到启发。他们对《天问》的理解与解释，对女娲、伏羲这些历史传说人物的理解，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这里只是随手举几个例子，说明时代在前进，古籍研究自然也随着前进。
甲骨文在20世纪被发现，当初被人当作“龙骨”，用来配制中药。后来被学者王懿荣发现，王国维又加以系统研究、识别，与历史文献对照，进一步明确了殷代的帝王传承历史，从而把上古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以后，20世纪30年代，经过现代考古的科学发掘，发现了殷代历法、祭典。郭沫若利用甲骨文为原始资料，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初步构出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面貌，从此中国古代历史学开了新生面。
前一二十年来，整理古籍先解决重要而急需的，如断代的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丛书，成果丰硕。留下来未能整理的，多属于难度大，不专属于传统经学、史学、文学方向的，待整理的有很多属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天文、数学、化学、生物、农林、古地理、中国古代宗教(如佛教、道教)等等。
我国现有的古籍整理人才，我们的骨干专家，多能通晓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对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知之甚少。如敦煌学起步已历百年，已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中外学者们的敦煌文献整理工作偏重于世俗文书，占敦煌遗书90%以上的大量的宗教文献还没有着手，原因是难度大，专家少。湖北荆门市发现的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是秦统一以前用楚国文字书写的，有许多字不能辨认。这些大而难的课题，都要21世纪古籍整理者来解决。
新中国经历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道路，曲折前进，已取得了空前的成绩，我们古籍整理也不能滞后，因为它是新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从1958年制定了国家规划，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其规模之大，调动人员之广泛普遍，称得上是自乾隆修纂《四库全书》之后又一次文化工程，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直到20世纪末，断代的文、史、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原始资料都有了整套的“汇编”、“全集”等。专家著作的注释，也有了划时代的整理成果，如李白集、杜甫集、《中华大藏经》、《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等等，现在又要重印《文津阁四库全书》。
为了迎接将要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我们已着手开展综合性整理古籍的新阶段。所谓综合性的整理，是说对同一课题，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角度，与同一个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整理工作与科研工作紧密结合，同步进行，已取得明显效果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发动了考古学、天文学、古地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协同攻关，经过这样综合研究之后，我们对古代传说与古籍记载，如夏商周的朝代断层、传承世家、三代建都地址、古代天文记载以及史书记载武王伐纣的确切年月有了明确的结论。经过这样大规模综合研究，协同攻关，也给今后整理古籍提供了重要借鉴。
整理、标点、今译，今后还要进行，但这一工作量不会太大。剩下的一些标点、注释都是一些学科专业比较冷僻、读者范围不太广泛的古籍，数量虽不大，难度却不小。因此，更需要发动多种学科的专家，协力解决。
古人治学范围比今人窄狭，十三经及史学占了主要部分。按古人传统分类为四部“经、史、子、集”，近现代科学分类日趋详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已不能满足需要。研究古典文化的大型类书《中华大典》是按现代科学分类的中华五千年文献总汇编，共分为23个学科(典)，每一学科(典)又分为若干子学科。这样的工作一经开始就遇到了单一学科专业的知识不能满足需要的问题。比如整理魏源的《海国图志》，如果能参照同时期的外国地图，注释的水平将超过不同版本的对勘。整理二十四史的边疆民族部分，如能附上有关相邻国家的地图，就更具科学性。今后整理古籍，如果再印二十四史，每一个专史附上这个朝代的地图(邻国地形，行政区，边界)，就更能体现出现代科学整理的新方法新成果。《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集体研究的成果，如果有了现成的新成果不用，就跳不出前人窠臼。又比如今天我们写清史，涉及中外交涉事件，如能在叙述中把对方的文书附上，就更能深入、全面地说明问题。古书中的民族语言、文字，过去只用汉字音译，有时不太准确，如能附上原书的原文，就增加了整理古籍的科学性。
又如，古书中的计算公式、专用名称，如能用近代通用数学形式予以注解，今人读起会更容易理解。古人不用百分比表达数量比例，古人不可能用现代图表，今人整理古籍都可以考虑采用新手段。天文志如配以天象图，礼乐志配以音像光盘、五线乐谱，既省篇幅，又便于读者理解。
整理古籍，目的是为了今人的阅读，我们既要全部吸收前人优秀成果，又要表现出现代人的时代特色。前人已有的本领我们都学到手，又要有所增益、创新、发展。一概唯古是遵，不敢触动成规，学术就不能前进；前人的成果置之不理，一切从头开始，自以为是新见，其实不但不是创见，反而暴露其孤陋寡闻，实际上前人早说过了。两种办法都不可取。
过去古典文献的专业人才以乾嘉学派治学方式来培养，教学内容重点放在版本、目录、校勘、训诂等学科上，自然科学训练较少。中国古书，如道教的著作《道藏》中，有不少关于医学卫生及化学、生理学以及解剖学方面的内容。这些本来可以用现代科学语言或化学元素符号表达的，若我们不会运用，读者遇到这样的古籍难免被其中恍惚迷离的词句误导。整理古籍目的在于为阅读者提供方便。读不懂的经过整理读懂了，读不通的，经过整理，可以读通了。如果整理过的古籍，不能准确运用现代语言来表达，仍然使人看不懂，不解决任何问题，等于不整理。
还应看到，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国，汉文典籍最丰富，整理的任务也最重。其余55个民族，多数没有文字，也有几个兄弟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其古籍多为手抄本，他们也有悠久的历史。由于他们的社会发展基本处在奴隶制阶段，今天看到的少数民族的古籍主要是宗教典籍。这类古籍内容为原始宗教，他们的历史、文学、宗教及宗教祭祀活动混在一起，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这些文献也是中华古典文献共同宝库的组成部分，缺了这一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就不全面，这一部分不研究，也难以看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长期共存、互相交融的特色。整理少数民族的古籍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任务的应有之义。
这一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情况不同，发展也不平衡，藏文古籍整理做的多一些，其余如满、蒙、彝、东巴文也做了一些，还有那些已不使用死去的古文字，如回鹘文、苴末、吐货罗、西夏、契丹等文字的古籍，还有大量文献有待我们去开发，整理。这要有通盘规划，逐步开展。当务之急，莫过于积累资料(有的已经流散到国外)和培养人才(人才不贵多而贵精)。现有专家人数少而且年事已高，亟待补充新人。培养这类专家，目前采用的培养方式，有些急功近利，在短期内不能要求青年学者写文章，发表文章。应当放眼未来，使青年人打下坚实基础，要求他们通晓两种以上的语言，一种是所研究的语言，一种是汉语，二者缺一不可。更进一步，则要求研究者通晓一种外语，以便及时了解和吸收这些领域国外专家的研究成果。
1981年，中央37号文件上说过：“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这是实事求是的估计。持续不断地做下去要百来年，现在才进行了几十年。早期培养成才的专家现多已在60岁以上。当年的中年骨干都已年过古稀，相继退休，少数未退休的人员精力日衰，总要后继有人，才能维持下去。
古籍整理又难学又枯燥，要甘于寂寞，十年寒窗的磨炼是必不可少的起码的要求。回顾一下，我们建国以来整理古籍，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几部大书，如《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合集》、《全宋文》、《全宋诗》、《尔雅释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不论哪一部，都要十年以上，而且都是集体协作的产物。
古籍整理有似地质队的野外勘探，这支队伍要不畏荒寒，不怕险阻，甘于寂莫，不慕纷华。从领导方面，为了建立这门学科，建立一支强大的文化整理大军，希望为他们开一条绿色通道使他们安心工作，生活上足以养家糊口，他们的劳动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他们就会从所从事的专业中得到一种精神安慰。因材施教，在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只要有十来年，定会有成就的。他们通晓文字、训诂、校勘、版本、目录之学，再由此深入，接触到各有关专业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化学、医学、农学，会成为新一代的专家。这样，我们的百年事业后继有人，前景无限。
记得当年清华学堂初办国学研究所时，聘请陈寅恪为导师。陈在日本、欧美留学多年，没有学历(硕士、博士头衔)，没有一本著作，但清华认为他有真才实学。后来陈寅恪在清华任教多年，人们称他为“教授的教授”。北大“五四”时期蔡元培请青年教师胡适，他当时尚未通过博士答辩，还不算博士，梁漱溟连大学毕业的资格也没有，蔡元培校长看到他一篇文章《究玄决疑论》，决定请他来北大教课。熊十力当兵出身，自学成才，熊继梁漱溟之后，接替梁漱溟来北大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梁、熊几位先生都是学术顶尖大师。
现在通行的衡量工科、理科的尺度，“量化”尺度不适用于选拔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人才。至于用什么标准为宜，尚有待多方面共同研究。但是目前规定的选拔标准，对文科不适用，则是无可争议的。
古籍整理本身不是目的。古籍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只能在吸收优秀文化基础上，不断积累。我们古籍整理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新文化铺平道路，提供原始资料，为迎接21世纪文化建设高潮添砖加瓦。能为未来新文化尽一份力是我们的夙愿，也是我们最大的光荣。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３８号 邮编 １０００７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