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小组成员、顾问对“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意见和建议综述
[本刊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的举行,得到古籍小组成员和顾问的极大关注和支持。为了让不能亲临参观的古籍小组成员和顾问了解本次展览的情况,古籍小组办公室将汇集了展示内容的大型纪念图册《功在千秋的事业——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寄送给各位先生,同时并就这次展览向小组所有成员、顾问征求意见和建议,以便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不到20天时间,小组成员和顾问的意见纷纷反馈回古籍办,有热情鼓励,也有热心建议,其中不少是建设性意见和有关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全局性意见,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启发。现特将反馈意见略作整理,条列如下:
首先,大家对这一展览的举办深感欣喜,一致认为,古籍整理,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50多年来,特别是古籍小组恢复工作20多年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飞速发展,成绩辉煌。在这样的时刻,通过成就展这样的形式展示成绩,总结经验,鼓舞士气,增强信心,以期面向未来,再创辉煌,十分必要。这样的展览对普及和宣传我们的工作也起着极大作用,令人振奋。
有的先生回顾了建国以来,尤其是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发展历程,认为三届小组各有特色和贡献,第一届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按文学、历史、哲学等分类制订长远规划,这是历届规划的首创。这次的规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根据古籍整理研究的客观需要订出项目,供大家参考,然后订出版计划。二、选定一些大项目整理出版,如点校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及影印本《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基本史书。三、着重培养专门人才,与北京大学合作,创立古典文献专业。第二、三届的古籍小组工作也都有辉煌的业绩。这些都很值得回顾和探讨。
对于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不少先生提出应再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有的先生认为,这次展览仅在北京一地举办,影响有限,如能移至上海、广州等地展出,甚至扩大到江苏、湖北、四川、东北等地巡回展出,则效果更佳。并期待我们继续努力,扩大影响。
不少先生一方面肯定了半个世纪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辉煌成就,认为堪称经典、有重要文献价值、有益于研究之书不在少数;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重复出版、整理不善、标校有误的书也时有出现,需要加以规范。学术著作贵精不贵多。克服古籍整理出版中的不良倾向,我们要采取的措施,除了在规划方面做得更细致、精确之外,还应当对出版社进行资格审查,限制不具备古籍整理编辑出版能力的出版社随意出版古籍图书;加强图书评论力度,对真正的精品多做宣传,扩大在学术界的影响,以免使之淹没于一般图书之中;而对那些粗制滥造之作,则要加强批评,以正风气。有些先生还特别提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常登载纠正标校、注释讹误的文章,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古籍整理出版是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工作。现阶段,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重视,这是我们工作的有利方面。不过,我们的工作也仍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有的先生认为,学术界重理论轻文献的风气一直占上风,这在学术上带来不良影响。现在有这样的现象,有些文章重于理论,但所用的材料没有经过认真检核,在文献的处理上不符合学术规范,但这样的文章却常得到好评。相反,一些符合学术规范的谨严的学术著作却不受重视,于是造成浮夸风的泛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甘苦很少能被人理解,评奖时,有的高水平的著作得不到应有的荣誉,就是因为人们并不知道著作中蕴含的深厚功力。
鉴于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偏见,不少先生指出,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评职称时古籍整理著作不算成果这种现象,就是缘于社会上对这项工作缺乏合适的评价体系,缺乏适度的宣传。因此这次成就展称得上是在宣传方面迈出的可喜的一步。小组成员和顾问们建议,小组今后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以扭转各种片面认识,让社会了解古籍整理与国家文化建设的紧密联系,让我们的工作得到社会认可,让这一领域的广大工作者的努力切实落到实处。
[编者按]“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展览期间,为配合这次展览,主办单位特邀请著名专家任继愈、李学勤、程毅中、杨成凯4位先生,于9月16日在该馆举行了学术讲座。现将4位先生的讲稿发表,以飨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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