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健行同志参观“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
2003年9月17日下午，尉健行同志携夫人，冒雨到国家图书馆参观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中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长常友仁同志、国家图书馆副馆长杨炳延、张彦博同志和古籍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黄松同志陪同参观。顾青同志为尉健行同志作了讲解，善本部主任张志清同志介绍了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
尉健行同志首先参观了二展厅“辉煌的历程”，观看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发展历程的展示和实物展览；接着参观了三展厅“丰硕的成果”，观看了国图所藏的善本，翻阅了部分感兴趣的古籍整理图书；最后参观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在参观过程中，尉健行同志对展览内容十分感兴趣，不时提问，并就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作了指示。参观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参观二展厅“辉煌的历程”部分
在看到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的指示中提到要搞古籍今译时，尉健行同志问：“现在有很多文白对照的书，今译作了很多，质量怎么样？有没有专门的审查机构？谁都能够搞今译吗？”顾青同志答：“古籍今译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现在有许多出版社出了很多古籍今译的书，相当一部分质量不高，而且也出现了重复出版的问题，误导了读者，浪费了资源。所以，古籍小组准备组织专家，对现有古籍今译作清理，选择其中优秀者作推荐本，引导读者，淘汰劣质图书。”尉健行同志说：“应该的，这样好。”
在看到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名单时，尉健行同志问：“第一届的组长是齐燕铭，现在是谁？”顾青同志答：“现在的组长是石宗源同志，常务副组长是杨牧之同志。此前的第二届组长是李一氓同志，第三届组长是匡亚明同志。”
在介绍到1959年北京大学成立古典文献专业、系统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时，尉健行同志问：“这些人都在哪里？”顾青同志答：“古典文献专业培养的毕业生都分配到大学、出版社、图书馆等单位，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目前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骨干。古籍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出版集团的管委会主任杨牧之同志就是文革前这个专业毕业的。”尉健行同志问：“文革以后还招生吗？”顾青同志答：“文革后从恢复高考就开始招生，规模也扩大了，现在还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黄松同志说：“顾青同志就是文革后这个专业毕业的。”尉健行同志说：“好，好。”
在看到整理“二十四史”的介绍和实物展览时，尉健行同志问：“整理‘二十四史’就是标点吗？”顾青同志答：“标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还要对原书作校勘，改正了原书上的许多错误。正是由于校勘、标点的高质量，‘二十四史’才成为大家信从的定本，被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尉健行同志说：“现在还有‘二十五史’，把《清史稿》也算上了。但《清史稿》是个草稿，所以现在又提出要新编清史了。”
在看到1982年第二届古籍小组成员及顾问名单时，尉健行同志说：“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人，很多人都不在了吧？”顾青同志答：“1958年第一届古籍小组成员中，现在只有林庚、宿白、张政C521几位在世。第二届成员还有很多仍在从事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黄松同志说：“大概不到三分之一还在世。”尉健行同志还指着展板上的名字，一一询问。
在看到第三届古籍小组成员名单中，“陈鼓应”后注明“(台湾)”时，尉健行同志说：“还有台湾的？”顾青同志答：“他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尉健行同志问：“台湾的古籍整理情况怎样？他们和我们比是什么情况？”顾青同志答：“台湾也搞古籍整理，主要是学术界、出版界在组织，而且受市场因素影响较大，也缺乏官方的支持，所以远远比不上大陆。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党和政府的支持，有专门的领导机构进行组织协调，有规划、有政策和人力财力的支持，所以在规模上和成绩上，台湾是比不了的。举个例子，《全宋诗》，大陆和台湾几乎是同时上马的，我们的按计划完成了，而台湾的却中途夭折了。”
在听到介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的情况时，尉健行同志说：“每一届古籍小组新班子成立，都要制订新的规划，调整成员，这一届呢？”顾青同志答：“这一届小组成员是第三届成员改任的。”黄松同志说：“我们很快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的。”
在听到介绍《大中华文库》时，尉健行同志说：“我知道这套书，这套书不得了。”又问：“这100种书是怎么选的？”顾青同志答：“丛书邀请专家组成编委会，反复研究论证确定的。”尉健行同志问：“入选的标准是什么？”顾青同志答：“一个是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一个是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巨大影响的名著。”尉健行同志问：“经史子集都有？”顾青同志答：“都有。”尉健行同志问：“出齐了吗？”顾青同志答：“第一辑15种出齐了，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第二辑35种联合了全国的学术界、出版界共同合作，现在正在进行中。”尉健行同志说：“好，这套书不得了。”
参观三展厅“丰硕的成果”部分
在翻阅《中华大藏经》时，尉健行同志问：“大藏经以前刻过吗？”顾青同志答：“历代都刻有大藏经，但《中华大藏经》是集历代佛教藏经之大成，内容最完备，质量最高。”
在看到《续修四库全书》时，尉健行同志说：“四个颜色，就是经史子集吧!”在看到《英藏敦煌文献》时，顾青同志介绍说：“现在国内出版界把流失到英国、法国、俄罗斯的敦煌文献都复制回来出版了。”尉健行同志说：“把它们抢救回来，这很重要。”
在翻阅图书时，尉健行同志问：“出版社出这些书，大都要亏本的，资金问题怎么解决的？”顾青同志答：“古籍小组每年都从国家财政获得经费，对各出版社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选择其中优秀的项目进行资助，补贴亏损。出版社当然是希望资助的力度越大越好，可以做更多更大的项目。”尉健行同志说：“对，对。”
尉健行同志又说：“中国的古籍太多了，是不是应该编一套让老百姓读的书，选择一部分，比如‘二十四史’不能都读，‘前四史’总要读。组织专家好好选一选，要有我们的思想。清代编《四库全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也不是什么都选。要有注释，也可以今译。让老百姓读得懂。”
尉健行同志问：“你们在北大古典文献专业都上些什么课？”顾青同志答：“除了中文系的基础课之外，还有文字学、版本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专业课，也有《十三经》、《老子》、《孟子》、《诗经》、《史记》等专书课。”尉健行同志说：“就是要读古书。搞古籍整理要有专门的人才，培养起来不容易，要有很多年的积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顾青同志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说明：1.以上文字是顾青同志在介绍展览时的见闻，根据记忆记录的，可能有细节方面不甚准确之处。2.尉健行同志参观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和《四库全书》时，由张志清等同志介绍情况，顾青同志不在跟前，不了解当时尉健行同志的提问和指示，故无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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