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出版
承泽退士

马国翰编纂出一大套《玉函山房辑佚书》，在清季以来的学术界不啻为自己树立一座丰碑。我系先辈王有三(重民)先生于70年前为之作佳传，称之为“清代两个大辑佚家”之一。并继蒋式D04C之后，为马氏辩诬，考明马氏辑佚与章宗源毫无关联。可是，“翻因书法掩诗名”，马氏的大量的其它著作很少有人道及，更甭说取来查阅参考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除了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时检阅一些资料以外，就没有翻阅过马氏的其它著作。我还算是图书馆学系统的老教师呢，回想起来，颇觉汗颜。
为什么会这样？实在与马氏的其它著作少见有关。按说，我们系统的人，起码应该经常查阅马氏的《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及其《续编》才是。可这部书就是遍寻无着。杜泽逊先生判断，王有三先生虽为《簿录》、《续编》作提要，却是没见过原书的，这话很有道理。看不到某书，心理上先是好奇，想找来看看究竟怎么样。久而久之，疲塌了，也就不再想它了。即使翻各馆书目，偶然看见有纪录，也引不起多大兴趣，一带而过，以为是远在天边的事，不去根寻它了。
这回，可是近在眼前了。杜泽逊教授慧眼识真金，从山东大学图书馆内挖掘出这部书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诸公一心为学术，不顾赔累，比照原样，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给影印了出来。前面更加上杜教授的篇幅很长学术性极强的《序》，出版社诸公又在后面另编出一本索引来。我看，远胜马氏原刻，实乃马氏此书一大功臣。
初步涉猎马氏这部家藏书籍目录，强烈的印象是：
马氏不是钱谦益、黄丕烈那样的善本收藏家，《簿录》更不是善本书志。马氏收书，为了使用、实用。马氏一生编纂出许多书籍，王有三先生为他写的传记和杜教授的《簿录·序》，都列出简目，不赘述。我们从中大体上可以推见马氏是如何使用自己藏书的脉络。《簿录》可说是马氏为利用个人藏书而作出的一部提要性质的备忘录。
马氏是一位我们当代意义上所谓的“杂家”。这从他编纂的书籍和这部《簿录》上都可强烈地感受到。他编纂有《月令七十二候诗》、《农谚》、《泉品》等等书籍；他的《簿录》中“子部”书籍特别多。足见他兴趣广泛，注意那时的实用科学如算法、天文、医药之类，旁及金石书画、文房、饮馔、草木虫鱼、各种艺玩。当然，受到时代限制，他对卜宅卜葬、五行阴阳之类也很注意。我们以为，这与他出身州县级官僚家庭，少年时奔走四方，后来历任州县等经历极有关系，他颇注意与那时的民生日用有关的资料。他对“史部”，收书的方面广泛，注重的多是正史以外的职官、仪注、刑法、奏议、地理，这些对于他来说，也都是实用性极强的了。
笔者认为，现在影印马氏此书，除了我们图书目录行当增加一部可资参考的资料书以外，更有广泛的意义。通过阅读此书，知人论世，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地方干部和兴趣广泛的学者。我们起码能从他那里学到的是：
在不脱离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条件下，不断买书、读书、学习。60岁就激流勇退，料理著作以求得流传后世。他知己知彼，通晓当时学术界局势。他不走通行的阳关大道，而是走别人尚未十分涉足的小路。他主要的编纂事业放在“辑佚”方面，极难极琐碎，需要不计功利，平心静气，坐下来干大半辈子。他藏书也大半是为这项工作服务的。费力大而见效慢。他及身未能见到成效，逝世后甚至蒙诬。这种只能说是自得其乐的为学术不计功效的精神，窃以为很够我们学习一大阵子的。
我们料想，他为了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藏书，自行编纂《簿录》。这也是当代学者应该学习的。自改革开放后，学术勃兴，出版业发展极快。学者的生活条件大为改观。书斋里的业务书大批增加。但是，限于住房条件，常常难于安置，找寻起来困难。书多了，内容也记不住了，使用起来无所适从。马氏可能早就有此种体验，他历任州县，书籍还得运来运去。因此，他编写《簿录》的初衷可能在此。我们当代学人，不管是干哪一行的，我建议都可把马氏此书找来看看，参考马氏解决藏书、找书、用书的方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造一批分类的带提要的藏书卡片，那不也挺好的么。
直到解放前，典型的传统藏书家研究的多为宋元本，走偏锋的个别的思想先进者，如鄞县马氏收藏小说，长乐郑氏兼收小说戏曲、宝卷、版画、逊国之际文集等，少见。马氏、郑氏等位与带有传统性的大家如江安傅氏、秋浦周氏等取向不同，但料想他们对马氏《簿录》中的大多数版本都不会有太大兴趣。因为太平常了。这也是《簿录》在近代以来很难传流的一大原因吧!时移世易，特别在“文革”后，绝大部分宋元本早入藏大图书馆，清季不入藏书家法眼之普通供读书用的书，今日已成藏书者搜罗重点。从这一点来看，马氏《簿录》倒是很可供当代搞古籍销售特别是拍卖的同志，尤其是倒腾书的新生代藏书者参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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