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格调派诗人沈德潜有《戏为绝句》诗追怀明代诗人谢榛云：“眇目山人足性录，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吊荒坟者，只有吴江计改亭。”言下之意，于谢榛生前身后之遭际颇多感慨。诗末句所谓“吴江计改亭”，即明末清初的诗人计东(1624—1675)，字甫草，号改亭。其《改亭诗集》卷五有《邺城吊谢茂秦山人》七律一首云：“邺中怀古正秋风，辞赋深惭谢氏工。生欲移家辞白雪，殁随疑冢对清枫。诸王礼数何尝绝，七子交期竟不终。自是贵游多薄幸，布衣未必叹飘蓬。”诗颔联暗示了谢榛与李攀龙所谓绝交一事，并认为谢榛生前受到明代藩王的诸多礼遇，身后也未必默默无闻，心中不平之气借此诗得以发抒，大有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情愫。在明代“后七子”中，谢榛的名声并不比李攀龙与王世贞小，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作为明代后期著名的诗论家，其诗话著作《诗家直说》(又名《四溟诗话》)一直享誉海内；他的诗歌创作也别有特色，尤其是五言律诗，字稳句响，措意工巧，富于表现力。然而由于谢榛自幼右目失明，这一先天的不利条件限制了他的科举仕途，而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如果没有功名，只以布衣身份周旋于文士公卿之间，就不免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挤，难以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这无疑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悲剧。山东聊城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庆立先生的《谢榛全集校笺》120馀万字，积校笺者21年之功，日前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而言，本书的问世，无疑意义重大。

　　对于谢榛研究，李庆立先生可谓情有独钟，这不仅出于他对其“乡先贤”的景仰之情，更多的是他对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的深刻用心与执著追求。诚如已故著名学者程千帆致李庆立信中所云：“先生独能于举世鄙视前后七子之时，深究茂秦之生平及业绩，庶为转移风气之嚆矢。”这封信写于1994年，是为祝贺李庆立所著《谢榛研究》一书的出版而作，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古典文学研究趋向的关怀。从1980年起，李庆立就开始从事谢榛著作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孜孜以求，二十馀年如一日。其间他曾身染重疴，几于不起，却仍笔耕不辍，惨淡经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李庆立就先后出版了《诗家直说笺注》(齐鲁书社1987年5月出版)、《谢榛诗集校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谢榛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6月出版)等，尚有18万言的《谢榛年谱》迄未付梓。对于谢榛，李庆立可以说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了。2000年2月，国内一家出版社已有点校本《谢榛全集》问世，这一成果对于谢榛著作的保存、流传以及研究或有助益，然而由于整理者所掌握资料的限制，此“全集”也留下了几多遗憾。为此，李庆立写有《四溟山人全集再辑补》、《谢榛全集辨误》(包括“续一”、“续二”)等四篇文章，分别发表于《古籍研究》2001年第2期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第2期、第3期，指出《谢榛全集》有关评介、辑佚、校勘方面的讹误达400馀处，切磋探讨，有功学林，此不赘言。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要做好古籍整理的工作，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必须跟上，才能游刃有馀，左右逢源，《谢榛全集校笺》的问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校笺者昔日的老师、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先生在《谢榛全集校笺序》中评价校笺者的工作有云：“他立意研究谢榛，首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件一件地整理谢榛的作品，先是谢榛的诗话，再是谢榛诗集，并随之对谢榛的生平事迹、作品版本进行了考察、辨证，对谢榛的诗学思想和诗作进行了评说。这部《谢榛全集校笺》，虽然乃属于整理古籍的性质，像是又回到他研究的初始阶段，但却是一次上升式的回旋。”之后，袁先生又进一步评论道：“由于庆立前此已经对谢榛的生平事迹、诗话和诗集的主要版本，及其诗学和诗作做过一番研究，所以，校勘、笺注便更加充实、确切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校笺者二十馀年对谢榛研究的执著情怀，对谢榛全集的这一整理工作就难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谢榛，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又或呼之为脱屣老人。临清(今属山东)人，长期客居安阳(今属河南)，殁后即埋葬于此。《辞海》等较为权威的工具书多记其生卒年为1495—1575，其说当源于明代潘之恒《亘史》，嗣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以及清人所修《明史》等皆习焉不察，沿袭潘说，遂成定论。校笺者在多年的探索中发现了这一讹误，考订出谢榛的生卒年当为1499.4.18—1579，而这一问题的廓清，对于整理其全集是完全必要的。此外，谢榛在“后七子”中的地位究竟如何？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有关史传、方志皆谓谢榛为“后七子”前期的领袖，以后为李攀龙等人所排斥，才被摈于“后七子”之列。其实这一所谓定论也是错误的，据校笺者考证，谢榛虽因年长以及拯救友人卢BB73出狱，并且诗名早著，一度受到“七子”同人的尊敬，但在1570年秋李攀龙逝世前，“后七子”的领袖却一直是李攀龙而非谢榛。校笺者在《前言》中说：“李攀龙去世后，谢榛早已被除名于‘七子’、‘五子’之列，王世贞则独操文柄二十馀年。尽管如此，并无损于谢榛的地位和名望，因为就诗和诗论而言，他在‘后七子’中是成就最为卓著的佼佼者，结社之始，诸人心师其言，论诗之指要，实自谢榛发之。”这一评价无疑是中肯的。

　　关于谢榛与李攀龙之争，后人也颇多猜测，历来为论者所津津乐道，仿佛二人一经决裂便成仇家，势不两立。其实情况远非如后世人想像的那么严重，李攀龙《沧溟先生集》卷二五有《戏为绝谢茂秦书》一文，从行文语气看，并非“鸣鼓而攻之”的堂堂之阵，倒像是随意为之的游戏笔墨，况且这从题目也可以领悟到。《谢榛全集校笺》附录有关谢、李之争的大量资料，对于了解这一段“公案”大有助益，有兴趣的读者自可参看，恕不赘言。

　　以上诸多琐碎问题，于整理谢榛全集看似无关宏旨，其实大多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力，想绕过去就会陷入于捉襟见肘的境地，这已为大多数古籍整理者的经验所证明。任何古籍的整理工作必须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作保障，否则就会因时陷困窘而功亏一篑。整理古人典籍，尤不可或缺的是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的版本目录学基础，谢榛虽于当时社会地位不高，但其别集的版本众多，且情况复杂，疏清其别集与别集以及与有关总集的渊源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据校笺者考证，谢榛虽是布衣终生，却交游极广，因“论交天地间”(李攀龙《初春元美席上赠茂秦得关字》)而四处周游。在与明王朝诸藩王的交往中，谢榛特别受到居于安阳有崇文尚雅传统的赵王府的青睐，一度成为赵府的座上客。是书《前言》就此评述道：“从此，谢榛开始了以安阳为中心的漫游生涯。近五十年，他曾四赴京师，一临大梁，两至嵩山和洛阳，一经平阴、长清游济南、登泰山。三客山西。虽风尘仆仆，踪迹并未出山东、河南、河北、京津和山西，所交诸王府主要是赵藩、沈藩、晋藩，其次是周藩、郑藩等。”谢榛虽有诗咏江南景色，却多是想像之辞，江南一带并没有留下他的游踪。为此，校笺者论道：“至于有人提出谢榛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为支撑这一假说，谎称谢榛是南兰陵人，晚年回到了太湖洞庭山，更是无稽之谈。”正是由于谢榛交游广泛，所以他的诗集于生前就已有付梓者，这对于一位布衣诗人来说，的确属于异数。其中“漫山曹均”刊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的谢榛五言诗集(书名不详)早佚，赵康王朱厚煜刊于嘉靖二十六年冬的《四溟旅人集》4卷亦早佚，大约刊于嘉靖三十二年前后的《游燕集》6卷，前人虽多有记述，也已失传。今存谢集刊刻最早者为王世贞编选、嘉靖丙辰(1556)秋付梓的《谢茂秦集》2卷，其他存世较重要者为存诗504首的《适晋稿》6卷，系谢榛生前所刊，浙江省图书馆仅存孤本。

　　谢榛的全集则刊于其身后，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赵府冰玉堂本，全书24卷，前20卷为诗，后4卷即其诗话《诗家直说》。若合并同诗而异文者，全集共收诗2350首，收诗话416则，其实此全集收谢诗与诗话皆不全，校勘亦不精审。万历三十六年，又有修订本《四溟山人全集》问世，为赵穆王朱常清所倡刻，亦属赵府本。此本校正前冰玉堂本鲁鱼豕亥，用力颇多，堪称善本。万历四十年又有盛以进序刊本《四溟集》10卷，卷首附《诗家直说》2卷。此集收诗1160首，其中6首与赵府本有异文，4首不见于赵府本；收诗话319则，其中2则不见于赵府本。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者即此十卷本。至于明清一些诗歌总集，如《盛明百家诗》、《诗慰初集》、《梁园风雅》、《列朝诗集》、《山左明诗抄》等等，也都收有不同数量的谢榛诗或诗话，情况复杂，不一而足，总共多达四五十种。

　　《谢榛全集校笺》即以赵府万历三十六年修订本为底本，分别校以上述别集、总集以及有关方志、丛书等，钩沉辑佚，力求完备，以副“全集”之名。谢榛诗歌部分在保持赵府本20分卷的基础上，又另辟一卷以辑补不见于赵府本的佚诗，是为卷二一，共计诗203首、佚句7则、曲1阕及尺牍2通。《诗家直说》在保持赵府本4卷原貌的基础上，又另辟一卷以辑补不见于赵府本的诗话，是为卷二六，共计诗话34则、《诗家直说自序》一篇。另有赵府本未收之谢榛评明诗80则，亦作为补遗编为一卷，是为卷二七。正文二七卷之外，校笺者另辑有附录六大部分，即：一，序、跋、提要；二，传略；三，散评；四，关于李攀龙、谢榛之争34则；五，赠诗文选录；六，整理研究著述索引。从上述可知，这部《谢榛全集校笺》所下功夫很大，各种资料齐全。如辑佚一项，是书比校笺者此前所出版之《谢榛诗集校注》多辑谢榛佚诗59首，为研究明代文学者提供了有关谢榛的最为详尽的资讯。

　　古籍整理当以校点为基础，辑佚与附录有关资料也不可或缺，至于对全文加以注释，则是对古籍整理较高的要求了。《谢榛全集校笺》有注释与笺评两项，笺评主要从明嘉靖以来的有关典籍(如《明诗归》、《诗慰初集》等)与诗文中辑集对谢榛诗歌的诠释、评论等，虽或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注释则重“今典”而疏于“古典”，何以如此？盖“今典”如“党中丞”、“毛明府”一类当时人，一般工具书中多难查阅到，非于有关方志与众多文人别集中大海捞针，才有一半的把握找到其踪影，因而注重于“今典”甚有便于研究者。至于“古典”，一般工具书中不难查到，若一一详加注解，势必加大全书篇幅，增加出书成本，因而有疏于此亦属迫不得已。当然，对于所谓较为偏僻“古典”的处理方法，是书也不无可议之处，究属瑕不掩瑜，恕不详论。

　　谢榛是明代一位较有特色的诗人与诗论家，他的诗学观，如对南宋严羽“妙悟”说的继承，对于诗歌想像与灵感问题的关注，对于诗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的近似于意境概念的概括，都不乏真知灼见，有承上启下之功。清初王士DB3C对于谢榛颇有微词，然而其“神韵说”中也不难见到谢榛诗学观的影响。李庆立先生对谢榛集的系统整理，极有功于明清文学研究，特别是他二十馀年如一日甘坐冷板凳执一以求的刻苦精神，对于当下较为浮躁的学界，当也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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