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皆取得杰出成就的鼎盛时期。近些年来，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的功过是非越来越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若仅以史书为依据而不详读其本人的文章政令，无异于视最原始可靠的资料于不见，结论没有说服力。而自唐以来的1400年间，却从未有过一部李渊文集可供研究者系统地解读。三奏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韩理渊教授编撰的《唐高祖文集辑校编年》一书，则填补了这个空白。

　　本书收录了到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全部唐高祖诗文。作为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文中的主要部分是诏令，其内容包括了统一战争中的策略、租庸调法的初定与完善、武德律的制定、纳谏、延揽人才、重视教育、发展生产等各个方面。辑校者希望本书有肋于阅读者对李渊其人及其“武德之治”(《剑桥中国隋唐史》)进行客观的了解和公允的评价。

　　本书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本书共收录唐高祖诗1首，文154篇，是目前惟一的，也是收录最完备的唐高祖文集。

　　唐高祖李渊向无文集单行本。直到清嘉庆年间编纂《全唐文》，编者方辑得李渊文3卷共100篇。光绪年间，陆心源父子编纂《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又辑得21篇。本书辑校者广泛查考传世文献及20世纪出土石刻，辑补《全唐文》、《唐文拾遗》及《唐文续拾》未录之文33篇，新增文数量约相当于原有文数量的四分之一。如据《大唐创业起居注》、《文馆词林》、《太平御览》、《大正藏》、《泾县志》等新补《与突厥启》、《正定文案令》、《封徐世▲曹国公赐姓李氏诏》等；据挟西富平县1973年出土《李凤墓志》，新补《册李凤为豳王文》。皆有重要的中料价值。

　　第二，尽可能查明参校本，为读者提供了校勘依据。

　　《全唐文》是以清代嘉庆年间尚存的《唐文》为基础，又广泛搜辑唐宋以来的有关文献编纂而成的。而今《唐文》已佚，清代编纂者又未注明各篇文章的来源，后来者要准确阅读其文、了解其完整面貌，困难重重。《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于文后虽注有出处，但二书不列其他参校本，且所录文之出处也并非皆为其文最早见于史料者，如《唐文拾遗》所录《赐秦王手敕》一文，文后标明其出处为《册府》卷一九。其实此前的《旧唐书·太宗本纪》已收录。又如《定天子服饰敕》，《拾遗》注此文出于《会要》卷三二，本书编者遍查诸文献，发现唐《通典》中已有此文，且又见于《旧唐书》卷四五。

　　第三，纠正了一些张冠李戴的错误，补足了残阙的文字。

　　《唐文拾遗》卷一收录《禁非礼祈祷诏》一文，注明录自《会要》卷四四。而《会要》以此文为“武德九年八月诏”。本书辑校者细查诸文献，发现：1.据两《唐书》，太宗即位于武德九年八月甲子(九日)，则八月甲子后之诏敕，当为太宗文；2.本文又见于《旧唐书·太宗本纪》、《册府无龟》卷一五九，皆作武德九年“九月壬子诏”；3.《新唐书·太宗本纪》、《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于武德九年九月有诏令与本文要旨合，二书皆以此令为太宗诏。据以上诸条，本书辑校者认为《会要》所记作时(八月)误；此文当属太宗文，《拾遗》误收。《全唐文》卷一录《命行人镇抚外藩诒》，原文166字。本书辑校者据《文馆词林》、《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等参校本增补70字，使全文达236字，恢复了此文的本来面目。

　　第四，考证文章创作时间，并纠正史书之讹误。

　　准确的系年，是阅读作品、展开研究的基础。本书辑校者大量披检有关文献，考得了全书97%以上文章的作时，所未编年者，仅5篇诗文。这些系年，力求证据确凿翔实，力戒主观臆断。凡有异说，皆作客观介绍；凡作取舍，则说明所据。如《全唐文》卷二有《令裴寂等升殿奏事侍立诏》一文。此文又见载《唐大诏令集》卷六一、《唐会要》卷四五。《诏令集》于篇末署作时为“武德二年二月”，《会要》则定为武德三年“二月十日诏”。孰是孰非?据原文，所列宠渥大臣有尚书左仆射魏国公裴寂、民部尚书荥阳郡公郑善果等10人。检《旧唐书·郑善果传》，李渊令善果“与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并令升殿”事，在善果被李神通俘获，解送长安，官太子左庶子、检校内史侍郎之后。《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三月，李神通送郑善果赴长安，“庚午，善果至，上优礼之，拜左庶子、检校内史侍郎”。可知，武德二年二月，郑善果尚未为唐臣，李渊无从优诏其升殿奏事侍立。据此方得出结论：《诏令集》系年误。该文当作于武德三年二月。

　　总之，本书是近年所出版的有关唐代史籍文献整理的一部力作。从中可现作者专注于隋唐时期作者作品的考辨研究的深厚功力。本书将154篇诗文逐篇注明出处、校勘讹误、辨析真伪、考证作年，以时序编为5卷，是至今最完善之李渊文集，为研究李渊其人及隋末唐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蓝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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