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成批刊行“走向世界”丛书以后，一度沉寂的近代域外游记类整理出版最近又呈复苏之势。其中，上海书店出版社刚刚推出的《西游笔略》，是比较值得重视的一种。作者郭连城是晚清时代湖北潜江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咸丰九年(1859)春天随意大利传教士徐伯达(Luclovicus—Cel.Spelta)等人赴罗马述职并游历意大利各地，翌年初夏返回故乡。书分3卷，以日记形式陈述这一年多西游之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还配有可能是出于他自己手笔的插图。

　　以历史与文化的涵量考较，本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在郭连城之前去往欧美的中国人虽有人在，但未见他们将出国的经历记载下来，所以这部始刊于同治二年(1863)的《西游笔略》，应该算是迄今所知近代中国第一部详瞻丰富的西方游记。书中对当时欧美诸国政情民俗、地理风光的描写，虽然也不乏耳食之言，但大多是一个旅行者近距离观察及直接进入生活的结果。借助这些陈述，我们不难体会到中国人首次触接电报、火车、汽灯、摄影等众多西洋文明时所受到的震撼，或是面对埃及金字塔、罗马斗兽场等古迹名胜的怀想。孙中山曾以“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等语追述自己第一次放洋开眼时的惊奇，而最早将这些现场感受详细转达给国人的，正是本书，宜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

　　其次，我们特别注意到作者在表述他前所未知的事物时所使用的新词语，如有线电报叫“电FDA5线”，咖啡馆名“茄啡馆”，慈善募捐会称“游味增爵会”，纺织厂叫“水轮机院”，煤气灯称“自燃灯”，照相馆叫“绘像馆”，等等。有意译，也有音译，还有套用，如在参观意大利天文院时用中国制度相比拟，将观察天象的科学家称为“钦天监臣”。甚至不乏生造，如把“广场”叫做“走场”，医院叫做“病人院”——因为在此之前，作者还没有在国内见过这种机构。今天看起来颇觉生硬，其实恰是所有外来新事物之名都要经历长时间的发展嬗变，才逐渐趋于规范而定型的正常现象，同时也为我们对西学东渐、西物东传的历史过程的准确认识与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本书的印本目前已知有1863年首刊本和1921年增注本两种，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郭连城”条目中称“《增注西游笔略》，一册，郭连城著，民国十年武昌天主堂印书馆印行。书有同治元年陆霞山序、咸丰己未自序，增注本殆第二版也”。看来方豪也没看到该书的初刊本，略知这个署为“鄂省崇正书院藏板”的刻本已十分罕见。问题在于，那个由原著者的弟弟郭栋臣在时隔60年后出版的增注本，不只是增加了一些注释以便读者理解而已，而是擅自作了不少改动，不但使原著的面貌变形很大，而且不少地方根本改得不通。此外，增注本把首刊本的近20幅插图全部删去，另换上了一些时代较晚的照片，似乎好看了，却失去了原著的味道。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包括火车、轮船、指南针、五线谱(称“弦歌谱式”)、金字塔(称“加以罗石DAA3”)及阿拉伯人、黑人、南洋土著风俗等各种形像的插图，即使从真实反映对象原貌的意义上讲，也弥足珍贵，因为当时的摄影术还发明未久。为此，上海书店出版社对此书的重刊，特据从巴黎法国亚洲学会沙畹藏书中复印而得的同治二年初刊本标点整理，所有插图亦照原样保留。此外又利用横排版式，在原文一侧适当增加留白，根据内容酌拟提要，并对原文中使用的一些旧译名或生造词以现代语汇作提示，方便理解，从而体现出古籍整理规范与现代阅读时尚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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