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传的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的发现，是古代文学研究界一件可喜的事。许多人都期盼着手头能有一本《诗说》的标点、笺注本，笔者亦是如此。近日见到天津师范大学周延良先生的《〈文木山房诗说〉笺证》(齐鲁书社2002年4月，下文简称《笺证》)，非常欣喜。延良先生对吴敬梓《诗说》，从《诗经》学史的角度给予详细的笺证，钩稽吴敬梓论《诗》的源流演变，很有意义。然而通读全书后，发现一些文字、断句和笺注方面的讹误，我不揣固陋，从三个方面指出，就正于延良先生和读者。
一、《笺证》本《诗说》文字存在脱误
据延良先生《笺证》的“前言”，他得到的是此书的复印本，而不是原本。复印本难免模糊，因此，《笺证》本的《诗说》文字发生一些错误。笔者将《笺证》与上海图书馆藏本逐字对照，发现《笺证》脱42字，衍3字，误9字：凡50余字。其中，因一些文字的脱误，而连带造成了标点和笺证的错误。举两个例子：
(1)董子曰：“举显忠孝，表异慈爱，所以奉天本也。垦草植谷，开辟以足民衣食，所以奉地本也。(明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笺证》第143页，《豳》)
按，这句话，因为脱了括号中的13字，于是“笺证”者不知道这段话是谁说的，不知道“董子”为谁，只好说“‘董子’云者，未核”。其实，这句话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立元神》。
(2)朱子云：“独居于室，(不)主祭言”，(《笺证》第181页，《阳厌》)按，这里因脱一“不”字而连带标点错误，正确的标点应该是：朱子云：“独居于室。”不主祭言。因脱“不”字，以为后面三字“主祭言”也是朱熹所说，结果，《笺证》中只能说：“朱熹之说未核。”其实，“独居于室”，就是朱熹《诗集传》于《阳厌》诗后的释文。
这些文字上的讹误，连带着标点、笺注的错误，此外，如《群妃御见》一则里，把“十人”衍为“十八人”等，都直接影响到对文义的理解了，因此不能不指出来。
二、断句、标点时有错误
吴敬梓《诗说》多引前代文献资料，的确给正确标点造成困难。《笺证》也存在一些断句、标点的错误。如：
(1)窃意“不安其室”云者，或因饮食兴居稍不快意，年老妇人未免嚣凌诟谇七子，故痛自刻责不能善其孝养，以慰母耳。(第99页，《七子之母》)
按：这一句，应该断在“七子”之前，而不是“七子”之后；应是“年老妇人未免嚣凌诟谇，七子故痛自刻责”。
(2)鸿飞冥冥，弋人何篡?何必以仕为?即不得已而仕，抑抱关击柝可矣，孰迫之？而伶官既勉首于伶官，即当安于“B36E”“翟”之役。(第101页，《简兮》)按：这里第二个问句，应该是“孰迫之而伶官？”
(3)朱子读《女曰鸡鸣》之诗曰：“此诗意思甚好。读之有不知使人手舞足蹈者。诸儒所解亦甚多，究未得此诗之妙在何处。”(第109页，《鸡鸣》)
按：这句下引号，应该在“手舞足蹈者”后；“诸儒”云云，非朱子所说。
(4)此，士与女岂惟忘其贫，亦未尝有意于隐。遇凫雁则弋，有酒则饮，御琴瑟则乐，有朋友则相赠，士绝无他日显扬之语以骄，其妻女亦无(他日)富贵之想以责其夫。(第110页，《鸡鸣》)
按，“此”字后不能断开；后面一句应该是：“士绝无他日显扬之语以骄其妻，女亦无他日富贵之想以责其夫。”两句是对偶，而《笺证》因为脱了后面“他日”两字，就搞不清此句是对偶了，所以致误。
(5)又，礼义廉让之风所渐陶父兄，朋友之义所劝督故人，莫不强于进学。(第115页，《子衿》)
按：这里是引用程颐的话，应该断为：“礼义廉让之风所渐陶，父兄朋友之义所劝督，故人莫不强于进学。”
(6)晋献徒欲武与威以临诸侯，竟灭其地而赐毕万。魏以国小兵弱无如之何。斯时魏之君子，岂无如郑所南、谢翱羽，其人者伤心故国，形为咏歌。(第122页，《魏风》)
按：“其人者”应接前句，即应为“岂无如郑所南、谢翱羽其人者？”
(7)献公身没，国乃大乱，则亟亟于灭，魏何为也哉！(第122页，《魏风》)
按，“何为也哉”的不是魏国，而是晋国，因此，正确断句应该是：“亟亟于灭魏，何为也哉！”
(8)《考古图》又有“胥雍，则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为宫名，无疑也。(第173页，《辟雍泮宫》)
按，这句正确的断句应是：“《考古图》又有‘胥雍’，则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为宫名，无疑也。”
(9)后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则剪商之云大王，不但不出之于口，亦决不萌之于心。(195页，太王剪商)
按，“大王”应断在下句之首，而非上句之末，正确的断句应是：则“剪商”之云，大王不但不出之于口。
三、一些常见的文献出处未笺证出来
除了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对于“董仲舒”和“朱熹”的文字出处，弄不清楚以外，延良先生对于其他一些常见的文献，也没有细致核查，以至于笺证出错。
(1)《笺证》第148页，《〈东山〉之四章》全引杨慎语，笺证说：“《文木山房诗说》引杨慎之说，今考《四库全书》中收杨慎所著之书已无是文。”
笔者查了《四库全书》中杨慎的《升庵集》。《〈东山〉之四章》文字，全引于《升庵集》卷四二，一字不差。
(2)《笺证》第195页，《太王剪商》，笺证说：“杨升庵云者未核。”
其实，这段文字同样出自《升庵集》卷四二。第199页的《玄鸟》，也是出自《升庵集》卷四二。从《笺证》全书看，延良先生对于《四库全书》中收录的杨慎著作还是认真翻阅的。但主要集中在杨慎学术研究类著作，杨慎的《升庵集》恐怕没有详细检阅，所以对吴敬梓引述杨慎的三处文字，都没有笺注出来。
(3)《笺证》第150页，《〈四牡〉，〈采薇〉，〈出车〉，〈B64A杜〉》全引“徐元(玄)扈”论《诗》语，笺证者对“徐元(玄)扈”“其人其说未详”，所以不知道哪些是徐元扈的话，哪些是吴敬梓的话，断句错误较多。其实，徐元(玄)扈就是徐光启，这一则的论《诗》语，全引自徐光启纂辑的《毛诗六帖讲意》，该书收入齐鲁书社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64》。
(4)《笺证》第135页，《秦人不用周礼》一则里，引用徐笔峒的话，笺证者也是说“未详”。徐笔峒就是徐奋鹏，字自溟，临川人，学者称笔峒(洞)先生。曾评改过《西厢记》，蒋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有详细介绍，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一书后附《明代诗经学书目》中，列有徐笔洞《诗经》著作若干种。笔者曾翻阅过徐笔洞的《诗经删补》。不过，徐笔洞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喻秦家肃杀景象也”，这句话我到目前还没有找到出处，希望大雅之士不吝赐教。徐笔峒、徐光启，都是重要的《诗经》学家，还是应该知道的。
当然，瑕不掩瑜。周延良先生的《〈文木山房诗说〉笺证》，以十来万字的篇幅笺证吴敬梓万把字的《诗说》，花费了很大力气。对于读者阅读吴敬梓《诗说》，还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以上这些问题确实存在的话，希望以后再版时能够改正过来，使之渐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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