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以来，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简称：“非典”)作为是一种新涌现的急性传染性热病，在我国广东、北京和若干省市相继有临床报道与发病统计，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亦有不同程度的播散病例，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这是现代医学史上震撼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我国在党中央、国务院强有力的领导和亲切关怀、指导下，加强了针对“非典”的防治措施，严格疫区隔离，并从丰富的临床实践中，肯定了中西医结合能提高临床疗效，使医护人员对“非典”的有效控制和彻底战胜增强了信心。目前该病的发病率已明显下降，治愈率有大幅度的提高，通过全国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彻底战胜“非典”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非典”的冠状病毒，主要由呼吸道、消化道传入。患者感病后，主症为发热(或恶寒发热)、咳嗽(多为干咳、少痰)，或兼有头痛、身痛，上气、喘憋等症，如高烧，身灼热，又未能实施有效治疗，则可产生昏迷、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症，危害人体生命健康。
“非典”是现代医学病名，其发病特点和临床表现，联系到我国传统医学则属于温病(温热病)、瘟疫(亦名温疫，属于疫病中以发热为主证，具有较强、急性传染的特性)范畴。在我国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的疫情记述多不胜数。早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已有多次疫病流行。《礼记·月令》有“民殃于疫”的记载。《周礼·天官》指出“四时皆有疠疾”(此处“疠疾”指急性传染性热病)；《墨子·兼爱》亦有“疠疫”传播致死的载述；王充《论衡·市义》则有“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的生动描述。此处的“疫疠”，就是指温疫；“千户灭门”，反映了疫病的强烈传染性和很高的死亡率。“温疫”作为病名，始见于晋·葛洪《抱朴子·原旨》，而疫疠、温疫等病名，堪称是“名异而实同”。我国早期经典医著——《黄帝内经》(约成书于战国后期)就有伤寒、温病和疫病的载述。《素问·热论》指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此处所说的“伤寒”，当作广义的理解。即不论病因是伤于寒邪、温邪或疫邪，只要是以发热为主证，均属“伤寒”，而伤寒与温病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刺热》还详述了“肺热”病的症状，所谓：“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须予注意的是，“肺热”的主要症状与“非典”颇多吻合。又在《素问遗篇·刺法论》中明确指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将多种疫病的传染性及其症状的相似，作了明确的描述。
东汉·张仲景所撰的《伤寒杂病论》(后世分之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二书)是我国临床医学奠基性名著，《伤寒论》则是伤寒、温病、温疫学术临床的渊源所在。张仲景在序言中曾提到他的亲属有二百余人，在不到十年期间，死于伤寒(张仲景所论之伤寒也是广义的伤寒，即包括伤寒、温病、温疫在内)者“十居其七”。故汉晋以降，《伤寒论》中治疗伤寒多种病型的经方，为后世治疗伤寒、温病和疫病，提供了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治法与效方。这是本文在介绍温病、温疫名著之前，首先须予表述的。
至于温病和温疫的学术临床专著，主要以明末迄晚清不足三百年的历史时期最为丰富，它体现了在“热病”诊疗等方面的昌盛与发展。现选择其中十大名著，简介如下。
(一)《温疫论》：2卷，补遗1卷。明·吴有性(又可)撰于崇祯十五年(1642)。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第一部突出温疫、并以温疫作为书名的重要医著。吴氏指出：温疫并非感受风、寒、暑、湿等邪所致，其病源之本是由于感受戾气(一作“杂气”)、疫邪，“邪自口鼻而入”是温疫流行的主要原因。此书上卷载文50篇，阐发温疫病因、病机及证治，分析温疫与伤寒不同之理。下卷载文33篇，列述温疫多种兼证。“补遗”1卷，作者补入“正名”、“《伤寒例》正误”等篇，对读者颇多启悟。对于疫邪侵犯人体的部位，该书认为主要是在“膜原”(属于人体的“半表半里”部位)邪伏于里，不易透达，并可产生表里分传的九种情况，应针对传变证和兼夹证和不同病情以确立活法。吴氏自创的达原饮、举斑汤等方均有较强的临床实用价值。其中如达原饮(槟榔、厚朴、知母、黄芩、芍药、草果、甘草)主治瘟疫初起，先憎寒，后发热，其后但热不寒，昼夜发热，日晡(下午迄傍晚时分)益甚，兼有头痛、身疼等证。此方有开达膜原、辟秽化浊、退热等作用。吴氏治疫十分重视下法的应用，指出温疫有30余种可下之证，下法中尤重视用大黄“逐邪拔毒”。《温疫论》现存清初及康熙年间多种刻本、其他清刻本、日刻本及《中国医学大成》本等数十种刊本，建国后有数种点校排印本。
(二)《广温疫论》(又名《广温热论》、《温疫明辨》)：4卷，附文1卷。清·戴天章(麟郊)撰，约成书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卷一论伤寒、温疫辨证不同之点，又以气、色、舌、神、脉五个方面作为二者辨别之大纲，次述温疫兼风、寒、暑、疟、痢五证及其他多种兼证、夹证的证话；卷二、卷三，辨析温疫表证，戴氏以汗、下、清、和、补五法为主。该书论温疫病病机及兼夹诸证较《温疫论》详备，治法内容亦较充实可取。现存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及其他近30种刊本。
(三)《温热论》：1卷，清·叶桂(天士)口述，由门人记录整理成书。叶氏(1667～1746)是康、乾盛世临床医学大家，出身于世医家庭，长于内科杂病，尤精于温病诊治。《温热论》成书于乾隆十一年(1746)。存世有两种传本，其一见于门人华岫云所编《续选临证指南医案》，名《叶天士温热论》(后世简称为《温热论》)，后王孟英将之编入《温热经纬》，名之为《外感温热篇》。其二见于唐笠三《吴医汇讲》(系医学期刊的合订本)卷一，名为《温证论治》；其后，章楠编撰《医门棒喝》时，将之收编于内，并加注释。两种传本，编次不一，但内容大致相同。
《温热论》作为温热病的第一部专著，有以下学术特色：1、指出温病的感染途径及传变规律。叶氏所说的温邪感受途径，与明·吴又可《温疫论》“邪自口鼻而入”的见解是一致的，并有所发挥。他认为伤寒与温病虽同属外感于邪，但伤寒之邪自皮毛而入，由外而内，由阴而阳；温病之邪由口鼻而入，首先犯肺。故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叶天士所述温热病感染途径与传变规律，成为外感温热病病因、病机的总纲，为后世医家所广泛遵循。2、创立了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的纲领(即将温病的病变过程次序分之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所谓：“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温病到了后期，血分的温邪就十分炽盛，体现了疾病的危重性。《温热论》并对各个阶段的主证、兼证和变证予以细辨。3、重视诊法中的察舌、验齿以及在肌肤透发出的疹、FDA3等情况的辨析。在温病治疗方面，叶氏重视清法，兼风者透风，兼湿者祛湿，不使风、湿之邪与热相搏。如温邪留连气分，在清温的基础上，重视助益胃津，促其战汗而解。他还提出：“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这是温病施治中的宝贵经验，并指出：温邪初入营分，犹可透热转气，温邪侵入血分，则直须凉血、散血……凡此，对后世医家诊治温病有重要的学术临床指导价值。《温热论》刊本很多，以道光九年(1829)刻本堪称善本。
(四)《温热条辨》：清·薛雪(生白)撰。薛氏(1681～1770)与叶天士为同时代的温病大家，尤致意于湿热温病的深入研究。此书专论湿热病证的病机与辨证提纲，他分析湿热病症“乃太阴、阳明同病”。提出“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而致病。明确了湿热的病变中心在脾胃，治疗须辨析湿与热的孰轻孰重，并细察人体正气的盛衰以决定立法遣方。后人治疗湿热温病多宗其法。薛氏并对湿热病证出现痞厥、湿热夹食、伤营动风、病后余邪证等的处治，以及提示医者须对湿热病证舌诊加以辨析，并与辨证相结合以决定治法等学术临床要点，阐发了薛氏独到的见解。《湿热条辨》刊于道光十一年(1831)，现存初刻本、其他清刻本(王孟英《温热经纬》亦将薛氏此编选辑于内)及近现代多种刊本。
(五)《伤寒温疫条辨》(简称《寒温条辨》)：6卷，清·杨B323(栗山)撰，刊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杨氏鉴于伤寒、温疫易于混淆，遂采撷诸家学说予以详辨。卷一列述伤寒和温疫的脉证、病因和治法等多方面内容；卷二、卷三，详辨伤寒、温疫与温病多种症候的特点；卷四、卷五为“医方辨”，计列正方180首，附方34首；卷六“本草辨”，介绍伤寒、温疫常用药物188种。此书的基本内容系摘取吴又可《温疫论》、陈尧道《伤寒辨证》等书内容予以补阐发挥，并创用治疗温疫名方升降散等方。升降散由僵蚕(酒炒)、蝉衣、姜黄(去皮)、生大黄组成，以蜜及黄酒送服。主治温疫及温病表里、三焦大热，其证不可名状。所谓“升降”是针对温邪、疫邪的“升清降浊”，使之辟邪解毒。此方为后世医家所广泛应用。现存初刻本及其他多种刻本、排印本。
(六)《松峰说疫》：6卷，清·刘奎(松峰)约撰于乾隆五十年(1758)。刘氏精于温疫诸多病证的辨析和治法。卷一“述古”，作者博取前贤有关温疫论述，明其学术之渊源；卷二“论治”，先列总论12条，次举温疫统治八法等；卷三“杂疫”，集诸疫70余证，其治法列举放痧、刮痧、治疫痧方治诸法及用药宜忌；卷四“辨疑”，举述14条有关温疫之疑点加以剖析；卷五“诸方”，载方120余首；卷六“运气”，阐述气候变化与温疫发病的关系。此书上承《内经》运气学说，下宗吴又可《温疫论》等疫病名著，并将疫病统分为温疫、寒疫、杂疫。刘氏提出治疗疫病最宜通变，他首创了“温疫统治八法”，曾一度广为流传。现存初刻本及其他多种刻本。
(七)《疫疹一得》：2卷，清·余霖(师愚)撰于乾隆晚期(撰年不详)。余氏因其父患时疫被他医误治而死，遂究心疫病、疫疹的证治，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该书上卷论疫疹病源、诊治要点和常见症候之辨析；下卷列疫疹28方，并阐析方义，后附若干医案。余氏论疫及疫疹，参阅《瘟疫论》中有关辨证内容，治法上立清热、解毒、凉血、泻火等大法，擅用石膏治疗温疫、疫疹，所创用之清瘟败毒饮，石膏用量很大。他提出“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之论，其学术临床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此书现存乾隆五十九年(1794)抄本，道光八年(1828)刻本、其他清刻本，建国后有影印本、排印本等。
(八)《温病条辨》：6卷，卷首1卷。清·吴瑭(鞠通)撰于嘉庆三年(1798)，刊于嘉庆十七年(1812)。吴氏曾参与抄缮、检校《四库全书》，得览明·吴又可《温疫论》，深受启发。其后致意于温病学术临床研究，尤为倾心的是叶天士《温热论》，遂阐发叶氏学说并参阅前贤有关温病论述，结合个人诊疗心得编成此书。该书仿《伤寒论》分条论述体例，先列病名，次述病证及治疗方剂。卷首“原病篇”，引述《内经》中有关温热病条文以阐述温热病理论之渊源。卷一至卷三，吴氏按上、中、下焦为纲，分论多种温病(包括风温、湿热、温疫、湿毒、秋燥、冬温、暑温等)证治，其论治与方剂的内容十分丰富。卷四“杂说”，论救逆及病后调治；卷五《解产难》、卷六《解儿难》分述妇产及儿科若干病证的治疗。
对于温病辨证，吴氏按三焦分部，论述温病发展过程，总结归纳其病机变化，提出三焦辨证纲领。《温病条辨》中的三焦辨证与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使温病辨证获得进一步充实、完善，成为后世医家温病辨证的主要依据。其于治法，吴氏提出“清络、清营、育阴”治温三法，经治的方剂颇多化裁于叶天士经验方，并创用银翘散、桑菊饮等方，为后世所广泛应用。此书版本多达70余种，最早为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九)《温热经纬》：五卷，清·王士雄(孟英)撰刊于咸丰二年(1852)。王氏出身于世医家庭，道光十年(1830)开始行医，对温病学术临床致意良深。此书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天士)、薛(生白)诸家之说为纬”，遂以“经纬”作为书名。卷一摘录《内经》有关温热病病源、症候、诊断、治疗等；卷二集注仲景著作中有关温热病之论述，立辨证施治之法则；卷三载叶天士《外感温热篇》、《三时伏气外感篇》之条文，卷四收录陈平伯、薛生白、余师愚诸家有关温病、湿热病和疫病的论述，博引华岫云、吴鞠通、章虚谷等名家论著原文予以阐释；卷五“方论”，选方113首。全书堪称是清代温病学说的总汇。但王氏又对前人“阳邪为热，阴邪为暑”、“暑必兼湿”等持不同学术见解，所写按语能结合个人临床心得，富有启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温病学的发展。现存初刻本、多种清刻本，有近现代刊本共40余种。
(十)《时病论》：8卷，清·雷丰(少逸)撰于光绪八年(1882)，并于次年刊行问世。雷氏尝谓：“为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知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且防何时而变，决何时而解，随进斟酌。”雷氏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阂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为纲，集四时六气所犯病证为目。首论病，次病论法，另附施治成方及临证医案，书末附论13篇。卷一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作者阐发伏气温病的学术心得；卷二论“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分述伤风、胃风、中风、风寒、风热、风湿、寒疫等病，强调“此七者，皆春令所伤之新邪”；卷三至卷八，阐论伏气温病、新感温病。全书论病共72种，拟订治疗诸法60余则，列述106方，选摘医案87例，所论四季病证，温病占较大比例。雷氏所拟治疗诊法，理法毕备，方治具有实效，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其后，陈莲舫有《加批时病论》，何筱廉有《增批时病论》，在雷氏学术基础上有所发挥。现存初刻本及多种刊本，建国后出版影印本、排版印本等。
以上所述，主要是介绍自明末迄晚清近三百年我国医学专家撰写的温病、温疫名著。在这段历史时期，先后编撰、刊行的温病、温疫专著约有200余种，本文所选的10种名著，在学术、临床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今简介如上，供读者进一步学习、借鉴，并可作为医者防治“非典”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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