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笔记的整理出版，20世纪50年代起，就受到出版界的关心和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就出版过好几种唐宋笔记，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唐国史补》、《唐摭言》、《云麓漫钞》、《南部新书》等，同时还印有《明清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则于同一时期编印有《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二十年来，笔记的出版则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已有基础上，更计划编印“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上起汉魏，下迄清末，按汉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分批出版。中华书局则除已有的元明、清代、近代外，又增设《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已出有四十余种。其他出版社也陆续有单本笔记问世，如文学性强、颇有阅读兴味的晚明小品文性质的笔记《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已有好几家出版社出版。

　　以上情况，应当说促使人们对这方面的文献整理有进一步通盘的考虑，即扩大范围，加强计划性，注意对某一朝代、某一历史时期的笔记著作进行系统、完整的辑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创议编纂《全宋笔记》，并将这一设想与专家们磋商、交流，得到文史学界的认同与支持。历经数年寒暑，现在《全宋笔记》的第一编书稿，即从宋初的《北梦琐言》起，至北宋中期的《月河所闻集》，约近五十种，已编定付印，即将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按预定计划，每年分编出版，争取在今后五、六年内将现已大致确定的约五百种宋人笔记全部整理完成，齐全出书。此外，学术界又有提出编《全唐五代笔记》，以与《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词》、《全唐五代小说》配合(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2年第3期《唐人笔记亟待整理》)。现在《全唐五代笔记》已由原湘潭师范学院(现合并于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承担，正在起动中。可以期望，辽金元、明、清各朝笔记总集的编纂，当也能引起相应的关注。

　　这应当说是古籍整理研究一个好信息。以宋代文献来说，总集方面已出版的，先后有《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全宋笔记》整理完成，则宋代文学的文献资料，基本上就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概貌(当然还有辑集宋元话本小说)。由《全宋笔记》起动，引起其他历史时期笔记总集的整理、出版，其意义当不仅限于文献整理，应当说，这将会引起对笔记这一传统门类作现代科学含义的总体探索。过去很长时期，与诗、文、词、小说、戏曲等相比，笔记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现在确应当把笔记的系统研究提到日程上来。当前的笔记研究，可以考虑的，一是将笔记的分类如何从传统框架走向现代规范化的梳理，二是如何建立科学体系，加强学科意识，把笔记作为相对独立的门类文体进行学科性的探究。

　　“笔记”一词，倒是很早就出现的，南朝萧梁时刘勰《文心雕龙》在《才略》篇中，论建安时期作家时，说陈琳、阮瑀“以符檄擅声”，徐干“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应玚学优，然后说：“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此处的笔记、论述，是与诗赋等韵文对称的散文文体，虽然与后来唐宋时期的笔记，概念不同，但刘勰未将笔记与小说相连，是颇有识见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目录分类中，从来就不将笔记作为一个独立门类来处理的，而在具体论述中，又往往将笔记归属于小说，有时则统称为笔记小说。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丙部，将小说分为六类，前两类是志怪、传奇，后四类为杂录(《世说新语》、《唐语林》等)、丛谈(《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辨订(《鼠E8B1》、《鸡肋编》等)、箴规(《家训》、《世范》等)。这后四类所举的书名，实际上即是现在意义的笔记。又如明顾元庆所辑《顾氏文房小说》，就收有唐刘<饣束>《隋唐嘉话》、宋龚颐正《芥隐笔记》等；同是明人的商濬，其小说类丛书《稗海》，即收有宋人笔记48种，及宋人诗话2种。民国时期进步书局辑印的《笔记小说大观》，更收有不少唐宋笔记。

　　宋洪迈《容斋随笔》，其卷首自序谓：“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这就是，笔记乃读书所得，见闻所及，随笔杂录，不分先后，文笔自由，不拘形式。至于笔记的内容，唐李肇《国史补》在其短序中则有较确切的概述：“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首次以“笔记”命名的北宋宋祁《宋景文笔记》，其书分3卷，上卷称释俗，中卷称考订，下卷称杂说，全书大多为考订名物音训，评论古人言行，杂采文章史事。这些都应当说是符合我们现代意义的笔记内涵的。但笔记的分类归属，在古代书目著录中，却极为纷杂。

　　中国古代目录著作，自《隋书·经籍志》确定以经史子集为四大部类，至清《四库全书总目》，历1400年，经过不断调整，已正式固定，成为典范。当然，现在编制古籍书目，从传统习惯来说，是可以继续使用这四部分类法的，但我们现在对古代文化与典籍文献的研究，则应从现代科学分类的概念出发，而不能受四部分类的限制。如四部之首的经部，其《诗经》类，应属于文学研究；《易经》类，应属于哲学研究；《书经》类，应属于历史学研究；《小学》类，应属于语言文字学研究。因此我们现在把笔记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就应摆脱传统的框架。

　　前面说过，古代目录书中从未将笔记列为专类，但仍录有不少笔记书，不过对笔记的分类，并未有固定、明确的准则，有时甚至将同一书分列于两个部类。如唐刘FDA1《大唐新语》，《新唐书·艺文志》将其一属于史部杂传记类(《新唐书》卷五八)，一属于子部小说家类(《新唐书》卷五九)。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则更为繁杂，如宋初《洛阳CE7C绅旧闻记》与《五国故事》，都系杂记五代旧事，不过一是记洛阳，一是记四川及江南，体裁相同，而《四库全书总目》却将前者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后者列入史部载记类。怪不得南宋文献目录学家郑樵早就说过：“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通志·校雠略》)

　　这里还可举一些例子，以供今后对笔记分类作历史的考察。以唐宋笔记来说，《四库全书总目》将裴廷裕《东观奏记》、余知古《渚宫旧事》、王FDA2《燕翼诒谋录》等列为史部杂史类，范成大《吴船录》、陆游《入蜀记》列为史部传记类，龙衮《江南野史》、郑文宝《江表志》、周羽C142《三楚新录》列为史部载记类，龚明之《中吴记闻》、周去非《岭外代答》、周密《武林旧事》列为史部地理类。子部则更不易辨别，如《东观余论》、《靖康缃素杂记》、《能改斋漫录》、《容斋随笔》、《野客丛书》等，列为子部杂家类杂考，《封氏闻见记》、《石林燕语》等，列为子部杂家类杂说，而与《封氏闻见记》、《东坡志林》、《容斋随笔》体裁相同的《唐国史补》、《涑水记闻》、《东斋记事》、《唐语林》等却又另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在《中吴纪闻》提要中曾明确提及，此书“仿范纯仁《东斋纪事》、苏轼《志林》之体”，而实际上此三书，却分属三类，即分列于史部载记类、子部杂家类、子部小说家类。如果我们按传统目录框架来取舍笔记，恐怕就很难措手。就是说，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笔记，不能抛开传统目录著作，但不能受这些框架限制。

　　关于笔记的研究，应当说，现在还是起步阶段，有不少问题，还需作认真探讨，如中国古代笔记的渊源和分类，笔记与其他文体的关系，其自身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所包含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等等。至于宋代笔记，也已开始受到入们的注意。过去有的论著曾把魏晋至明清的笔记分为三大类，即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辨证类(参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6月)。当然，按学科来说，还可再加细分，但这三大类大致的框架是可以成立的。比较起来，宋人笔记，小说的成份有所减少，历史琐闻与考据辨证相对加重，这也是宋代笔记的时代特色与历史成就。我这里有一个建议，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在编纂《全宋笔记》的同时，还可以作两件事，一是将所收500种笔记的点校说明，再加补充、订正，汇为一编，这实际上是继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另有一个新编的《宋人笔记总目提要》，以使今天的研究者能了解和掌握宋代笔记的全貌；二是结合笔记文献的特点，对整理工作经验作一系统的总结，如底本的选择，校雠的趋向，本事考证的取舍，传统目录分类的探讨，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可就文史结合的角度对笔记(不限于宋代)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涵义作较深的理论探讨。

　　应当说，宋人笔记的价值与意义，是很值得研究的，有些恐怕我们现在还未有充分的认识。

　　如北宋的《梦溪笔谈》，其中记载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其在中国印刷史上的史料价值已广为人所知，而外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对《梦溪笔谈》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记载，检出二百多条，并认为涉及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和矿物学、物理学、灌溉和水利工程学、农艺学、医药和制药学等(第一卷第六章，见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中译本)。这种从现代科学观念来探索这部笔记的史料价值，对我们是颇可借鉴的。又如南宋末周密所作《武林旧事》，《四库总目提要》确认并肯定“是书记宋南渡都城杂事”，“目睹耳闻，最为真确”，但我们现在还可以从广阔的社会背景对书中所记的“杂事”作一次文化考察：如卷六《诸色伎艺人》记录有480位民间艺人姓名，同卷《诸色酒名》记有54种酒名，同卷《糕》条记当时临安(杭州)民间富有特色的食品糖糕、蜜糕、粟糕等19种，同卷《书会》记录临安市内6个书会成员姓名或绰号，卷一○《官本杂剧段数》记录南宋当时官本杂剧剧本280部，这些都是官方正史或作家专集都未曾记有的。如像考古工作那样，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过去未曾发现或未予重视的文物资源。又如我们研究宋代诗文，也可以从笔记中查获不少材料，现在新编的《全宋诗》、《全宋文》，其中相当多的作品就是从宋代笔记中考索出来的，《四库总目提要》在谈及《武林旧事》时就特别提到：“南宋人遗篇佚句，颇赖以存。”

　　又如宋代科举，在整个中国科举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登科人数是历朝最多的。几年前我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学者龚延明、祖慧等合作，编撰《宋登科记考》，曾多次从宋人笔记中检寻出极有用的材料。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三《金花帖子》条，谓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孙仅榜50人，其中提及“自第一至十四人，唯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馀皆贯开封”。此刘烨为其他史籍未载，据此可补咸平元年登科录。又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乙酉：“斩孟州进士张两。”而《容斋随笔》卷一三《下第再试》条，也记述宋太宗怒斩“孟州进士张两光”，据此可补《长编》之缺字。又北宋太宗朝开始，唱名赐进士第后，皇帝特赐进士御诗，这是宋科举试的一次创例，而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贡举》条明确记为：“赐诗自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始。”又如《宋史》卷四四○《文苑传》载柳开应举，只简云“开宝六年举进士”一句，而叶梦得《石林燕语》则详记柳开此次应举，最初为“被黜下第”，后为宋
太祖“特赐及第”，可见不是一般性的应试及第，此可补正史之不足。又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科试，宋《咸淳临安志》卷六一《国朝进士表》及清修《福建通志》均载是科登第者有叶温叟，但仅简记其姓名，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则有具体记载，记其与苏轼同年登第及此后与苏轼的交往(参见傅璇琮、龚延明合撰《〈宋登科记考〉札记》，载《新宋学》第1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12月)。

　　这里还应一提的是，近十余年来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在论及宋代文学时，已把笔记作为宋代散文的一种文体，称“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代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特别是南宋时期，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以及吴曾《能改斋漫录》、王明清《挥麈录》、罗大经《鹤林玉露》等，都列入文学史论述的范围，认为在宋代文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五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下册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不少古典文学论著提出宋代笔记已是晚明小品的先驱。另外，宋代诗话的体裁也有受笔记的影响，不少笔记就有评诗记事之作，如《四库全书总目》列为子部杂家类的陈郁《藏一话腴》，《提要》称其“多记南北宋杂事，间及诗话”；现在也有把《藏一话腴》列为宋诗话的。这样，古典文学界已把笔记作为文学类的一种文体，与诗、文、词、曲及诗文评并列，这确有益于拓展笔记研究的视野。

　　最后想再补说一点，即笔记由于记事杂，且所记多为口语俗事，因此文字的订正与句断的准确，难度较大，这方面有时比诗文总集的编纂更难。已出版的笔记，其中文字与标点讹误，经人指摘、批评的，相当多。李一氓先生于上一世纪80年代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时，曾嘱咐小组办公室将古籍整理(包括标点、校勘、注释、今译)的批评性文章，汇编成《古籍点校疑误汇录》，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从已出版的6册中，有关笔记点校失误的书评就很多，而且大部分是关于宋代笔记的。由此可见，笔记的整理确有其特殊性。我个人希望在笔记总集以外，再可有专书整理，下工夫对书中记事及文字异同，进行深入考订、校正，这对研究者极有用，如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以及过去胡道静老前辈关于《梦溪笔谈》的校释，都极见功力，有裨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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