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登科记考〉补正》(以下简称“《补正》”)
我最初的计划，只是想对唐代省试诗的发展演变作些比较系统的研究。然而当整理资料时，即感到问题十分棘手，最大的难题是现有资料尚不足以支撑此课题的完成。徐松的《登科记考》，无疑是研究这一课题的主要参考资料。但仔细阅读该书时，曾试着以常见的两《唐书》、两《五代史》、《文苑英华》、《全唐文》以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籍核对其中一些史料，便发现其中失误、遗漏之处实在不少，难以尽信。于是决心从根本上做起，开始着手对《记考》作全面整理、核实、订正和补遗的工作。有利的条件已如前述，一是自近代以来出土了大量的唐人墓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二是自岑仲勉先生以来，诸多学者陆续发表不少相关的补正文章，亦皆具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还有一点，就是身边拥有北大图书馆这样一个宝库，正所谓近水楼台。
然而需要查阅的相关资料当真是浩如烟海，不论是徐松已见之书或未见之书，亦不论当今学者已读之书或未读之书，从总集、选集到别集，从正史、野史到笔记，从墓志、方志到家乘，从丛书、类书到姓氏之书，凡可能有与唐世科举有关者，无不披览搜择，参校甄别。
我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凡徐松所缺考失收者，皆予以新的考证和补充；第二，凡徐松所考有误而需要重新调整或删并者，皆予以辨证而加以移正或删并；第三，凡徐松所考有误而需要删除者，则予以删除，同时论证删除的原因；第四，凡有比徐松所引更早或更确切可靠的材料，皆予以补充，以丰富和加强该书的史料价值；第五，对于《记考》第28至30卷的《别录》部分，除补充个别重要篇章外，主要是对原文作些校正或辨误的工作。
据徐松《登科记考》逐年标注的登科数字统计，唐五代进士的总数当在7182人以上，诸科当在3125人以上，因有些年份失载而不注人数，所以这只是最为保守的统计数字。明经科的人数，史无专门载记，其人数倍于进士或更多，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加之秀才、制科、上书拜官、上封拜官、赐及第等，总数当在3万人以上。这大约就是唐五代科举的基本阵容了。经过徐松的考证，《记考》著录进士凡2087人，其中编年者1404人，入附考者683人；诸科凡48人，其中编年者24人，入附考者24人；明经凡303人，其中编年者45人，入附考者258人；制科和宏词、拔萃凡562人，其中编年者486人，入附考者76人。以上数字相加约3千人，大约是唐代科举人数的十分之一。《补正》一书，在广泛查阅各类资料并经仔细考据研究之后，新增补进士凡648人，其中编年者214人，入附考者434人；明经凡367人，其中编年者106人，入附考者261人；诸科128人，其中编年者36人，入附考者92人，制科和宏词(仅录编年者)、拔萃(仅录编年者)凡296人，其中编年者95人，入附考者201人；此外，还新增补上书拜官8人(仅录编年者)、上封拜官2人(仅录编年者)、武举22人，其中编年者3人，入附考者19人。以上数字相加为1417人，已经接近徐松《登科记考》登科人数的一半。另外，还新增补和移正知贡举者凡33人；补徐考缺名和改正姓名者凡60馀人；改正科目和移正科目年代者凡200馀处；新增补年代可考的应试诗赋策文等90馀篇。这里除了我个人多年的研究成果之外，也吸收了近几十年来已有的成果，已如前述。
除此之外，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说明如下：
第一，“博学宏词”和“书判拔萃”，在唐代中期以后皆属吏部铨选的范围，本与礼部试无关，傅璇琮先生和吴宗国先生在论著中皆有明确论述，王勋成先生在《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4月出版)中也有详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徐松《登科记考凡例》第14条说：“宏词试文三篇，拔萃试判三条，是吏部选人之法，原无关于礼闱。惟《册府元龟》、《唐会要》宏词、拔萃皆与制科类序。《文苑英华》诗赋门宏词与省试同载，其《典同度管判》常非月名下注，引《登科记》‘月’作‘自’，是《登科记》载宏词、拔萃之证。今亦按年序入，以备一代之制。”按徐松所见甚是，如宋代乐史《广卓异记》卷一九，所引唐人《登科记》云云，皆将宏词、拔萃与进士科并载。又《记考》卷一三贞元十年(794)博学宏词科目下徐松考云：“洪兴祖《韩子年谱》引《科第录》‘十一年，试《朱丝绳赋》、《冬日可爱诗》、《学生代斋郎议》。’按《韩文考异》《学生代斋郎议》诸本作贞元十年应博学宏词，是洪氏谱误。”宋蜀刻本《新刊经讲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二《上考功宏词官虞部崔员外书》文谠注：“唐进士礼部既登第后，吏部以宏词试之，中其程，然后命官。公正元八年进士，至是再试宏词不售，按此书云公年二十六，即贞元九年也。而古本《省试代斋郎议》，贞元十年应宏词时作，即公九年、十年两应是科也。故《与崔立之书》云：‘凡二试于吏部，一既既得之，又黜于中书。’此是再黜后书也。”又《全唐诗》卷三八六张籍《哭孟寂》诗：“曲江院里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注云：“《唐进士登科记》，孟寂乃中书舍人高郢所取十六名。其年进士十七人，博学宏词二人，故诗云十九人。”孟寂于贞元十五年(799)中书舍人高郢下登进士第，见《记考》卷一四。是皆为唐《登科记》记载宏词、拔萃之明证。但有一点徐松并未加说明，即他仅择录有年代可考的宏词、拔萃系入该年，而对于无确切年代可考的则一概不录。观《登科记考》卷二七《附考》所列“进士科”、“明经科”、“制科”和“诸科”各项，并无吏部所设宏词、拔萃之科甚明。因而《补正》一书，亦仅就有年代可考的吏部宏词、拔萃作补充和订正；而对于无确切年代可考的仍旧不录。
第二，关于唐代科举中孝廉科与明经科的区别，史料的记载比较混乱。对此，徐松在《凡例》第4条中说：“唐之秀才科罢于永徽，孝廉科停于建中。中叶以还，则以秀才为进士之称，孝廉为明经之号。”又《记考》卷一一建中元年(780)引《唐会要》：“六月九日，敕孝廉科宜停。”注：“按《册府元龟》以为二年六月敕。”此当为《凡例》所本。故《记考》卷二咸亨四年(673)于“诸科”下著录马怀素，考云：“《旧书》本传：‘润州丹徒人。’墓志铭：‘怀素字贞规。十五遍诵《诗》《礼》《骚》《雅》，能属文，有史力。长史鱼承晔特见器异，举孝廉，引同载入洛。’按咸亨四年怀素年十五。《旧书》本传言举进士，墓志不载，盖即举孝廉之误也。今从墓志。”是以建中之前“孝廉”入“诸科”之例也。又同上卷十三贞元八年(792)于“明经科”下著录周匡业，考云：“欧阳詹《送周孝廉擢第归觐序》云：‘始未与周相接，二年间于贡府稠人中见之。年甚华，神甚清，英如颖如，若金在沙，若松在林。常奇之，曰：“谁家千里驹，可羡也。岂权衡藻镜而遗于是耶？”今春献艺，果登孝廉上第。予以片言只字进，亦同年成名。……有如君材，盖不易得。’按《永乐大典》引《清漳志》：‘周匡业，明经科及第。’则周孝廉是匡业也。匡业即匡物之兄。”是以建中之后“孝廉”入“明经科”之例也。然同上卷二七《附考》，则不论建中前抑或建中后，亦不论初唐抑或晚唐，凡“孝廉”皆归入“明经科”，而“诸科”中则无一“孝廉”例。此其体例前后不一，故自有抵牾。按《唐会要》卷七六“孝廉举”条、《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及《记考》卷二八《别录上》所引《苏氏演义》，皆载“孝廉”与“明经”之异，惟“孝廉”科停于建中，且此后以“孝廉”为“明经”之号，正如徐松《凡例》所言。今新检唐人墓志及诸史料中记载登“孝廉”者亦复不少，不当与“明经科”混同。今概从上引《凡例》，凡建中前称“孝廉”者，皆入“诸科”；凡建中后称“孝廉”者，皆入“明经科”。
第三，徐松《凡例》第六条说：“《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崔氏《登科记》一卷，载进士、诸科姓名。’是诸科之名始于崔氏，乐史沿而不改。所谓诸科者，谓明法、明字、明算、史科、道举、《开元礼》、童子也，明经不在此数。何以明之？明经每岁及第将二百人，其数倍蓰于进士，而《登科记》总目所载诸科人数皆少于进士。《玉海》云：‘《登科记》颛载进士，续之者自元和方列制科。’言进士、制科，对明经为义也。《韩文五百家注》每详科目，惟牛堪明经及第，注文一无征引，知明经为纪所无矣。今之编辑则贵详赡，故于其年明经可考者，特书以补之。凡五经、二经、三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入明经科，明法以下可考者入诸科。”这条体例的规定自有其道理，但徐松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五经、九经和学究一经等，在唐代中期以后，既是礼部贡举考试的科目，也是吏部铨试的科目选，二者并行不悖，不当混为一谈。关于这一点，王勋成先生在《唐代铨选与文学》第八章《科目选》中有比较清晰的说明：“吏部科目选除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和平判科外，还有三史、三传、三礼、五经、九经、开元礼和学究一经等，这些科目设置较迟，有些原是贡举考试的科目，随着形势的变化与需要，被吏部借用过来，渐渐成为吏部的科目选了。有些却是与贡举试同时设立的，只是属于礼部的为科目举，属于吏部的为科目选而已。科目选与科目举的不同，仅在于考试的对象不同，有出身人、前资官参加的是吏部的科目选，白身人参加的是礼部的科目举。而考试的内容大概都是一样的。”此言甚是。徐松《凡例》第4条云：“第进士者，亦得举明经，蔡京、许孟容是也。”按《记考》卷一一大历十一年(776)进士科著录许孟容，徐氏考云：“《旧书》本传：‘孟容父鸣谦，究通《易》象，官至抚州刺史。孟容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甲科。后究《王氏易》登科。’《柳宗元集》韩注：‘孟容字公范，京兆长安人。大历十一年，中进士第。’”又同书卷二七《附考·明经科》著录许孟容，徐氏注云：“《旧书》本传：‘究王氏《易》登科。’”孟按：《诗话总龟》前集卷四一引《湘山野录》：“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人嘲之曰：‘锦袄子上着蓑衣。’”又《新唐书》本传亦载其“擢进士异等，又第明经’。许孟容既已登进士第，是已有出身，其后应学究登科者，当为应吏部科目选，而非礼部明经举。故《新唐书》与徐松并误。又如蔡京，徐松说他“第进士者，亦得举明经”，按《记考》卷二一开成元年(836)进士科著录蔡京，徐氏考云：“《唐语林》：‘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镇滑台之日，因道场见于僧中，令京挈瓶钵，彭阳公曰：“此子眉目清秀，进退不慑，惜其卑幼，可以劝学乎？”师从之，乃得陪相国子弟。后以进士举上第，寻又学究登科。零陵郑太守史与京同年。’”但对于蔡京“寻又学究登科”一事，徐松并未予以单独著录。孟按：《唐摭言》卷九：“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号锦袄子上着莎衣。蔡京与孟容同。”考刘禹锡有《送前进士蔡京赴学究科》诗，题下原注：“时旧相杨尚书掌选。”诗云：“耳闻战鼓带经锄，振发名声自里闾。已是世间能赋客，更改窗下决编书。朱门达者谁能识，绛帐诸生尽不如。幸遇天官旧丞相，知君无翼上空虚。”《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下》：“开成五年五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罢，守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又《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开成五年“五月己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罢为吏部尚书。”故诗云“幸遇天官旧丞相”。知蔡京赴学究科在开成五年(840)五月以后。然而蔡京所应学究科，与许孟容同，实皆为吏部所试，已如前论。以上两条例证说明，徐松并没有区分礼部科目举与吏部科目选。然而《新唐书》的记载，即误以吏部学究为“第明经”，唐宋笔记于此亦无明确区辨，故徐松亦未深究，致有讹误。《补正》一书，仍依徐松《凡例》之体，同时参照徐松对于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的处理方法，凡属吏部科目选者，如许孟容、蔡京，皆予注明，读者自知。
第四，唐代后期科场舞弊严重，朝廷往往采取复试的方法，对已经及第的进士、明经和诸科等人员进行复试，凡不合格者皆予黜落。徐松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在《记考》中征引许多与此相关的史料；同时对于有年代可考的被覆落者，亦单列条目予以著录，如卷二四乾宁二年(895)、卷二五天成五年(930)、卷二六广顺三年(953)、显德二年(955)、显德五年(958)。但同书如卷一九长庆元年(821)、卷二二会昌五年(845)，徐松虽征引与上述相关的史料，却未单独著录被覆落者，此亦其体例前后不一所致。此外还有一些徐松所未见到的与此相关的材料，余以为此类史料价值甚高，不当舍弃。为统一体例，今凡有具体年代可考的被覆落的进士、明经、诸科等，皆予著录；凡年代未详者皆不录。
第五，关于武举，在唐代属兵部选人之法，本与礼部试无相关，且《唐登科记》亦不载录①。但徐松在《记考》中，对于和武举制度相关的史料皆按年载录，旨在全面反映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在具体的科目考证中，徐松所著录的如“韬钤科”(嗣圣元年)、“武艺超绝科”(神龙三年)、“知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科”(开元九年)、“将帅科”(开元十二年)、“武足安边科”(开元十五年)、“王霸科”(开元二十三年)、“智谋将帅科”(开元二十三年)、“军谋越众科”(天宝元年、建中元年)、“军谋出众科”(天宝十三载)、“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贞元元年)、“军谋宏达(远)，材任(堪任)将帅科”(元和三年、长庆元年、宝历元年)等，是皆属制举特科，即马端临所说的“异科”，而非兵部武举之常科。通观徐松《记考》全书，无一兵部武举常科之例。参照徐松对于明经科、宏词科和拔萃科的处理方法，余以为此非徐松不予著录，实因此类记载罕见，徐松未见，故皆缺如。今从新发现的唐人墓志等材料中，检出属兵部武举常科之登科者二十馀人，其中有年代可考者，亦有年代未详者。因无著录之先例，故今凡有年代可考者，皆附载于该年礼部贡举之后；凡年代未详者，皆附载于卷二七《附考·武举》，并略以时代先后为序著录。
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一个更加丰富而且可靠的文本，这是我补正《登科记考》的初衷。但唐代科举本身就是一个涉及面极广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各类史料的记载也多有讹谬散乱、真伪混淆之处，研究中稍有疏忽，便会造成新的错误。以徐松那样的学者尚有诸多疏误，况予步其后尘而摭遗补漏，必亦难免谬误，故而恳请读者予以指正。《〈登科记考〉补正》虽已成书，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完成，随着唐人墓志的发掘、整理和新资料的不断发现，还将会对此有新的补充和订正，这是毫无疑问的。
《补正》一书，从最初搜集资料至书稿完成，屈指算来，已越六七个春秋。寒来暑往，青灯黄卷；日复一日，萧疏鬓斑，几不敢半日偷闲。然而今日之结果，是否已达昔日之构想，似已无需计较。刘勰尝云：“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杜甫亦尝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能遗惠于学界一二，足慰此心。
(续完)
注:
①《文献通考》卷三四《选举考七·武举》马端临考云：“按《选举志》，言唐武举起武后之时，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详书。然郭子仪大勋盛德，身系安危，自武举异等中出，是岂可概言其不足道邪?《唐登科记》所载异科出身者众，独轶武举亦一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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