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登科记考〉补正》，近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应出版社之约，令余自道门径，以便读者对该书有所了解。其实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读者心中最为明了，而毋庸著者置喙赘言。不过考虑到此书在性质和体例上与一般著作不同，加之卷帙较大，很少有读者会通读全书，而往往只是在需要时才会查阅其中相关的内容。因此，以著者的身份略道其中消息，或许对读者会有所帮助和启发。
一、关于徐松《登科记考》
唐承隋法，开科取仕，这在唐代政治制度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对于唐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更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唐代科举制度及其相关诸问题，一直是唐代文史工作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人之重视科举，不妨举两个例子来看。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条载：“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亦所以昭示前良，发起后进也。余初擢第，太学诸人共书余姓名于旧纪末。进士张〖E843〗，汉阳王柬之曾孙也，时初落第，两手奉《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千佛名经也。’其企羡如此。”又《太平广记》卷一八二《宣宗》条引《卢氏杂说》：“宣宗酷好进士及第，每对朝臣问及第(否)。苟有科名对者必大喜，便问所试诗赋题目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叹惜移时。常于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由于科举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因而《登科记》之类的记载便应运而生，其作用亦当如封演所说“所以昭示前良，发起后进也”。此类记载，最初由私家编录，后来由官府统一编修。如《唐语林》卷四载：“宣宗尚文学，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宣宗索《登科记》，颢表曰：自武德以后，便有进士诸科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臣寻委当行祠部员外郎赵〖B26D〗采访诸《科目记》，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圣朝。〖F624〗翰林自今放〖D572〗后，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仰所司逐年编次。”在唐代，此类记载，包括私家编录与官修，总不下十馀家，但后来皆渐次失传。①这对于唐代文史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清代著名学者徐松(1781—1848)，曾担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并著有《唐两京城坊考》等著作，在唐代史料纂辑方面功力深厚，而《登科记考》更是他的力著之一。著者经过广泛采集史料和悉心考据排比，终于使有唐一代的科举状况得以相当系统而且较为全面地呈现出来。该书自道光十八年(1838)成书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和广泛好评，其沾溉学界、开启后来，的确功不可没。傅璇琮先生在《关于唐代登科记的考索》一文中曾这样评价：“我们现在研究唐代的科举制度，不得不感谢一百多年前，也就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一位学者徐松。在有关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史料——登科记完全散失的情况下，徐松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排比和考证，著成《登科记考》。《登科记考》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唐代科举编年史，向人们提供了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发展衍变，以及有关人物的具体活动。徐松不以选拣几条干巴巴的正史有关条文为满足，他注目于唐宋时期众多的杂史、笔记、诗文、小说，力图用对当时生活的具体记述，来重现唐三百年间对于文人生活和文学艺术有重大影响的科举考试几个重要方面的历史背景。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应当看作是清代勃兴的考据学应用于学术史的一种积极尝试。”已故著名学者赵守俨先生，在《登科记考》
(中华书局1984年8月出版)的《点校说明》中，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和主要特点，更有具体而充分的评价，并指出：“本书的作用已远远超出登科记的范围，实际上是一部相当详备的、经过考订的唐五代科举史料编年，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学都是很重要的参考书。”但赵先生同时也指出：“然而古今的任何著作都不会是完美无疵的，本书有许多长处，但也有它的缺点，疏漏错误亦复不少。因此在使用这部书的时候，还需要进行复核。岑仲勉先生于1941年曾写过《登科记考订补》一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指出本书的重复、错误、缺漏多条，现附印书末，以便参考。近几十年来唐代墓志大量出土，这些都是徐松所不及见的，如果能利用这些资料对本书加以补充、订正，成绩必大有可观。”实际上赵先生在点校中还征引了施子愉《〈登科记考〉补正》(载《文献》第15辑)的成果，他在点校中已经注明。而赵先生本人在点校中亦指瑕、匡补甚多。其后，赵先生在《唐代登科记与徐松〈登科记考〉》、《从〈登科记考〉谈到古籍整理的格式问题》等文中，又有新的发现和补充。
(皆见《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年8月第1版)
从上世纪4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发表专文，对徐松《登科记考》作订正和补充。除专文之外，如傅璇琮先生所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出版)、傅璇琮先生主编《唐才子传校笺》(1—5册)(中华书局1987年5月—1995年11月出版)、严耕望先生的《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年10月出版)、陶敏先生的《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以及近年来出版的唐代诸家别集的校注、唐人年谱等，对徐松《登科记考》中的错误也多有指正。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反映了近几十年来唐代科举史料研究的新水平。但这些论文比较分散，查阅很不方便，同时其中也还有不少明显的错误。因此很有必要在经过认真核查、甄辨之后，予以充分吸收。此外，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和吴宗国先生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则是近代以来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代表性的著作，这对于重新审视徐松的《登科记考》，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徐松对于史料的选择，态度十分审慎而又有所偏重。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唐摭言》、《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玉芝堂谈荟》等，皆甚为其所重而常力主其说。但相对而言，如《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则往往不为其所重而有所忽略。加之《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在版本上的差异，因而会有诸多失误之处。再如对于图经、家乘的使用，徐松的态度亦极为严格，釉为皆“袭谬承讹”，故“概就刊落。惟见于《永乐大典》所引者，皆宋元旧笈，事有可征，尽行采录”(《登科记考凡例》)，则未免过于武断。陈尚君先生就曾认为徐松“态度审慎，但并不科学。文献传误，所在皆有，即使唐人碑志，亦难必其不误，关键是要仔细考证，去伪存真。明清方志讹误甚多，但也保存了不少今已失传的宋元志的旧文，多有可与史乘相参者”(《〈登科记考〉正补》)。
徐松对当时新发现的唐代石刻、墓志拓片等材料也有充分注意，《登科记考》中即多有征引。但其后所发现大量的资料，则是他所不及见的。近十几年来正式影印出版的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1月出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出版)，以及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吴钢先生主编的《全唐文补编》(三秦出版社1994年5月—2000年5月出版)等，都保存了许多与唐五代科举有关的史料，这些也为补充和订正徐松《登科记考》提供了丰富的新的资料来源。
细读徐松《登科记考》(以下简称“《记考》”)，不得不佩服其读书之精详。例如《永乐大典》那样一部大书，凡载有唐人登科者，徐松皆一一详加征引，所获甚多。今经重新仔细阅读核对，其所征引皆为确切，而其所遗漏者，亦不过14人而已。确实令人叹服。但以《记考》这样的巨著，内容涉及唐五代科举上下三百四十馀年，前后人物数千人，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经搜罗钩稽而勒成一编，著者因不慎而失误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兹略举数例：
［例一］《记考》卷二七《附考·制科》据颜真卿《颜惟贞碑》著录有“颜说顺”。今考《全唐文》卷三四FCA1颜真卿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惟贞)碑铭》：“康成、强学、希庄、日损、隐朝、邻几、知微、舒、说、顺、胜、式宣、韶，并进士、制举。”此为徐松所本。然原文当作“说顺”还是“说、顺”？此处似难遽定。再考同上书卷三三九颜真卿撰《晋侍中右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颜公(含)大宗碑》：“舒，俊才，制举，长安尉。说，明经，有才器，渭南丞。顺，孝悌，进士，评事。胜，进士，左补阙。”是知徐松将颜说、颜顺二人误合为一人。
［例二］《记考》同上卷《附考·进士科》著录有“祖雍”，徐松考云“及进士第，见《新书》”。孟按：徐氏所本为《新唐书·文艺志中·宋之问传》：“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进士第，有名于时。”然此言“祖雍”，乃承前文而省其姓。前文曰：“会武三思复用事，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安王室，之问得其实，令兄子昙与冉祖雍上急便，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考《元和姓纂》卷七“云安冉氏”载：“安昌孙实，河州刺史，娶江夏王宗女；生祖雍，刑部侍郎。”是知“祖雍”为“冉祖雍”之误。
［例三］《记考》卷四大足元年(701)明经科著录“崔〖C432〗，崔景〖BF40〗”，徐松考云：“李华《崔景〖BF40〗神道碑》：‘景〖BF40〗，清河东武城人。年十七，与亲兄〖C432〗一举明经，同年擢第。’以天宝十二年卒、年六十九推之，是年十七岁。”今检《全唐文》卷三一八载李华撰《唐赠太子少师崔公(景〖BF40〗)神道碑》原文云：“景〖BF40〗……开元三年终于官舍，春秋四十。……夫人荥阳郑氏……天宝十二年，享龄六十九，终于崇贤里。”又同上书卷三二一载李华撰《太子少师崔公(景〖BF40〗)墓志铭》：“景〖BF40〗……终于官舍，春秋四十。”徐松以夫人郑氏之卒年、享年而推景〖BF40〗登科之岁，亦属误读。今以景〖BF40〗开元三年(715)卒、享年四十推之，17岁时在天授三年(692)。崔氏兄弟登明经第当在其年，徐松误后推九年。
［例四］《记考》卷二高宗咸亨五年(八月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674)下据《通典》载：是年有刘〖F9A9〗者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孝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驰驱于才艺，不矜于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于淫文哉。夫人之爱名，犹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酆舒俊才，没而不齿，陈实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风动于下，圣理于上，岂有不变者欤！”这段文字阐述科举制度与社会道德风尚及文学风尚之关系，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徐松凭着深厚的史识，已经看出其内容与时代不合而产生怀疑，故又加按语云：“按是时贡举未归礼部，而言礼部为孝秀之门，恐误。《通鉴》引亦作‘礼部取士’。”孟按：《资治通鉴》卷二〖FCA1〗二“高宗纪下”上元元年(674)亦节录此文，题作“刘晓”。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晏元献公类要》卷三一载：“《登科记》：唐肃宗上元元年，刘F9A9上疏曰：‘昔者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则孝子悲。温柔敦厚，诗教也，岂主于屈文哉!’”知唐人《登科记》采此《疏》入于肃宗上元元年(肃宗乾元三年闰四月改为上元，760)。而《通典》、《通鉴》并误作高宗上元元年，徐松亦承其误。又《全唐文》卷四三三录刘F9A9此文题作《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作者小传云：“F9A9，肃宗时人。”是。则《疏》言“礼部为孝秀之门”、“礼部取士”云云，不误也。同为“上元”，然前后相差86年。
此类错误在《记考》中还有不少，可见徐松治学虽精审详赡也不免有失误之处。(待续)
注：①关于唐人所撰登科记及其流传情况，清代徐松在《登科记考·凡例》中有简述，今人傅璇琮先生《关于唐代登科记的考索》(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更有详论，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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